边界效应的隐性成本

如果你在纽约中央车站地下一层的美食广场等车，你会发现一个奇特而又一致的现象。由于客流量巨大，许多餐厅都会预先做好几道菜，比如沙拉。如果你碰巧点了一道预先做好的菜，你就会立刻得到它。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份沙拉上都有过期时间，比如30分钟。过期前一分钟，这就是全价的即食美味；再过一分钟，它就会被扔进垃圾桶。他们甚至不允许免费赠送，哪怕是给签了无数免责声明的流浪汉。从营养丰富到明显致命，就在时钟秒针转动的一瞬间。

运动员的成绩只差几毫秒就能获得奖牌，一个病人勉强低于诊断为健康的临界值，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只差一道题就不及格了。这些人真的与奖牌获得者、刚刚高于临界值的健康者或勉强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律师有本质区别吗？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无论是速度、大小、毒性，还是你能想到的任何其他可能的描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创造并无意识地采用了鲜明的区别，而这些区别对生活的改变远比微不足道的差异要大得多。事实上，所有的差异都是任意的，但在类别之间画出硬性的界线却掩盖了这种任意性，并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害。我把这种损害称为“边界效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的人智商是69，有的人智商是70，但只有70分的人才被视为在正常范围内。我们不需要成为统计学家也知道，69分和70分之间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然而，一旦分数较低的人被贴上“认知障碍”的标签，他或她的生活将与拥有一分优势的人截然不同。

当然，边界效应对实际边界也有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后的朝鲜与韩国的边界线两侧，或者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边界两侧的差异微乎其微。后来，人们划定了坚硬而不可逾越的边界，而今天，文化差异已非常明显，即使对德国来说真正的边界早在30年前就已不存在了。

边界效应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健康的影响。

我的研究生彼得·昂格尔（Peter Aungle）和博士后卡琳·贡内特-肖瓦尔（Karyn Gunnet-Shoval），和我一起测试了边界效应在糖尿病诊断中的效果。在糖尿病研究中，我们比较了血糖水平略低于或略高于糖尿病前期临界值的患者（即“高于正常值患者”与“低于糖尿病前期水平患者”）[7]。我们最初的假设是，尽管考虑到测试带来的自然差异，那些被归类为病情较重的人最终仍会变得病情较重，而这些医疗评分中一分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毫无意义。

当我们与不同的内分泌专家交谈时，他们都认为，在测量血糖水平的糖化血红蛋白（A1C）测试中，测量值为5.6%或5.7%的人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上的区别。然而，如果必须在某个地方画出一条界线，标准的医学规定是将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低于5.7%的人视为“正常”——他们没有患糖尿病的直接风险。但是，糖化血红蛋白值在5.7%或以上的人有风险，他们被归类为“糖尿病前期”（6.4%或以上的人被视为“糖尿病患者”）。

这些标签的问题在于，它们听起来像是明确的诊断，掩盖了其不确定性，隐藏了人为因素。因此，人们会无意识地接受它们。这绝不是好事。

例如，当我们将糖化血红蛋白测试结果为5.6%的患者与糖化血红蛋白测试结果为5.7%的患者进行比较时——内分泌专家同样认为这种差异在医学上并不重要——我们发现他们随后的医疗轨迹存在很大差异。你可能会认为，如果被告知自己即将罹患糖尿病或已经处于糖尿病的临床范围内，人们就会立即行动起来，扭转自己的医疗命运。但图1-1和图1-2讲述了另一个悲惨的故事，那些被贴上糖尿病前期标签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结果实际上不断飙升。

至少在糖尿病方面，医学恐吓会改善人们的行为似乎是一个神话。事实证明，给人们贴上一个“危险”的标签，会让他们更容易患上糖尿病。也许他们已经接受了患上糖尿病的事实，甚至在最初尝试改变饮食习惯后，也会变得不那么注意饮食；也许他们开始减少运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得了这种病；又或者，身体跟着心理走，认为自己已经患上了早期糖尿病。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这一结论。他们可能会说，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结果每增加一次，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就会以线性方式增加一次，不管增加的幅度有多小。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为了确定情况是否如此，我们还对测量结果为5.5%的人与测量结果为5.6%的人进行了对比。如果不是标签导致了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预计5.5%和5.6%之间的结果也会有显著差异。

但我们发现并非如此。相反，那些处于正常值高端的人往往会保持正常——健康的标签就贴在他们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患糖尿病的概率也大大降低。

不幸的是，处于糖尿病前期低端的人群（测量值为5.7%或5.8%）也是如此。对这些患者来说，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确切数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可怕的标签，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可怕的长期结果。

被贴上“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标签与勉强没被贴上“糖尿病”标签之间的差别，甚至延伸到能否购入保险和保险费用中。这种边界效应使一个人的糖尿病成为“既存病症”，而另一个几乎相同的人则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大的教训，即无意识地消费健康信息和让数据噪声决定我们命运的危险。疾病的语言大多植根于身体的生物医学模式（因此忽略了心智的力量），造成了一种症状稳定且无法控制的错觉。因此，人们很快就会采取刻板的反应和行为，这些反应和行为与他们自以为了解的情况一致，而不会质疑自己的诊断结果并采取不同的行动。正是以这种方式，与慢性疾病相对应的标签剥夺了人们的个人控制权，阻碍了实现最佳健康和幸福的可能性。

预先形成的标签也会鼓励我们忽视自己的特殊经历，而这些经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像标签所暗示的那样固定或绝对（糖尿病前期患者应该意识到，他们只要稍微改变生活方式，就不会不可避免地患上糖尿病）。相反，许多疾病诊断的结果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诊断造成了疾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根据检测结果对人们进行医学诊断。贴标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确保我们的标签包含人性化元素，让患者明白结果是暂时的、不确定的。

假如我们接受了视力测试或听力测试，测试结果却刚好低于边界线，于是尽管我们的视力和听力与那些测试结果刚好在边界线以上的人几乎一样，但他们还是给我们配了眼镜或助听器。就这样，我们戴上了矫正设备，另一些人却没有。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被告知这些结果是概率性的，而不是让我们相信它们是绝对的，那会发生什么呢？

此外，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的，我们可能会在某次测试中以某种方式表现，但最终被归入需要永久帮助的类别，其中有很多暂时性的原因。甚至，如果我们第二天再参加一次测试，我们的分数可能会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当我们认识到规则、标签和分界点都是由人制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空间去质疑其他情况。我们会获得一种新发现的自由感，扩大了自己的可能性。我们的行为如此，我们的健康也是如此。关键是要质疑那些我们不假思索就接受的东西，有觉知地质疑所有可能阻碍我们的描述和诊断。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能变得更好，可以学会治愈自己。

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到的，我母亲患乳腺癌的经历启发了我后来的大部分研究。从她被告知患上乳腺癌，到她的病情自发缓解，再到最终去世，她从未质疑过别人给她的规则。我真希望我能给她这样的建议。

[1] Fazio, Russell H., Edwin A. Effrein, and Victoria J. Falender. “Self-perceptions following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 no. 2(1981): 232.

[2] Chasteen, Alison L., Sudipa Bhattacharyya, Michelle Horhota, Raymond Tam, and Lynn Hasher. “How feelings of stereotype threat influence older adults’ memory performance.”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31, no. 3 (2005): 235-260.

[3] Spencer, Steven J., Claude M. Steele, and Diane M. Quinn. “Stereotype threat and women’s math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5, no. 1(1999): 4-28.

[4] Ngnoumen, Christelle Tchangha. “The use of socio-cognitive mindfulness in mitigating implicit bias and stereotype-activated behaviors.” 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2019.

[5] Greenwald, Anthony G., Brian A. Nosek, and Mahzarin R. Banaji.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no. 2 (2003): 197.

[6] Langer, Ellen J. On becoming an artist: Reinventing yourself through mindful creativity. Ballantine Books, 2007.

[7] Aungle, Peter, Karyn Gunnet-Shoval, and Ellen J. Langer. “The Borderline Effect for Diabetes: When No difference makes a differen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