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社会建构

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法律虽然更加坚定，但也是可变的，需要质疑而不是盲从。合法不等于符合道德。在过去的法律中，妇女是财产，同性恋和异族通婚是非法的，禁酒令期间摄入酒精也是非法的。1830年，一名男子因为留胡子而被殴打，随后因自卫而入狱。45年后，当他去世时，胡须已成为一种时尚。

时至今日，美国一些地方的法律仍然奇葩百出，让人不禁感叹盲目守法的荒谬。例如，在亚利桑那州，驴睡在浴缸里是违法的；在科罗拉多州，在门廊摆放沙发是违法的；在马里兰州，在公园里穿无袖衬衫是违法的。我最喜欢这一条：在马萨诸塞州，无证算命是违法的。

与规则建立一种关系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记住规则——无论是成文的还是文化理解上的——都是由和我们一样的人制定的。当现任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还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时，我们就开始研究规则的社会建构，并试图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种社会性常常被忽视[6]。我们设计了一些实验，让参与者更加意识到规则是由人创造的。我们预测，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更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即使这意味着无视规则。

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亚当和我让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病人，我们给他们提供不同详细程度的情景。我们对一组人说：“想象你是医院里的一名病人。你正躺在便盆上。你的病房外有一位忙碌的护士。你需要多长时间来寻求帮助？”第二个情景是这样的：“想象你是医院里的一名病人。你正躺在便盆上。你的病房外有一位忙碌的护士，她的名字叫贝蒂·约翰逊。你需要多长时间来寻求帮助？”

这两种情景的唯一区别是，第二种情景点出了护士的名字。我们发现点出护士的名字会让人们更快地寻求帮助。我们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情景，在每种情况下，当我们明确人们的角色时，人们更有可能采取行动来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当人们遇到困难时，如果他们意识到规则是由人们创造的，而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就会更愿意尝试改变现状，使之对他们更有利。他们会把无用的规则、礼仪或规则抛在一边。在护士的案例中，当参与者意识到这只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寻求帮助时，“不要打扰医护人员”就不再被遵守了。亚当是与我合作开展这些研究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也会开辟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无意识地遵循规则和惯例。例如，在哈佛大学的入学面试中，他表演了魔术，而不是仅仅讨论他的成就。

在任何情况下，无意识地遵守规则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想想癌症，活检结果被送往实验室，但癌细胞不会为自己贴上标签，写着“我是癌细胞”。必须有人检查玻片上的细胞，并判断它们是不是癌细胞。有些细胞的病理特征非常明显。然而，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一位细胞学专家可能会认为某个细胞是癌细胞，而另一位细胞学专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医务人员和患者都需要清楚地了解这种模糊性，但事实上几乎从未有人告知患者这种模糊性，因此患者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诊断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而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判断。实际上，这意味着有人可能被告知患有癌症，而病理特征几乎完全相同的另一个人可能被告知没有癌症。癌症诊断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其中一些可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但我经常质疑有多少癌症患者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过早地认识到“癌症是一个杀手”而放弃治疗，而不是疾病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知道，不同医院、不同州和不同国家的诊断结果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可能比其他同情况的人被列入更严重的类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