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为何特别讨厌而又惧怕“假洋鬼子”？

《阿Q正传》太有名，人们阅读时，容易先入为主，比较注意有关阿Q“生存术”的那些可笑的表现。其实，有个关键细节也不能忽视，就是阿Q与“假洋鬼子”的关系。

阿Q是“下等人”，对于同为“下等人”的王胡、小D等，他倒也没有什么心理上的讨厌或者惧怕，为了抢占晒太阳位子之类的小争执，阿Q也会断然出手发起对同类的攻击。但在未庄，阿Q最瞧不起、最讨厌而又最惧怕的，是“假洋鬼子”。

小说这样“安排”有何用意？如果说是为了表现“阶级矛盾”，那假洋鬼子的父亲钱太爷，还有赵太爷，他们都是未庄的“统治者”，照理阿Q和他们更加对立。但并非如此，阿Q对这些乡绅并不讨厌，而且非常顺从，甚至“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阿Q喝醉酒想和赵太爷攀附“本家”，被赵太爷一个嘴巴扇过去，训斥“你那里配姓赵！”。阿Q毫不抗辩，只用手摸着脸颊便退出去了。阿Q调戏用人吴妈，被赵太爷的大竹杠打出门去，也毫无怨言。

阿Q为何对于“假洋鬼子”却尤其“深恶而痛绝之”呢？他瞧不起而且愤怒的“理由”有点可笑，因为“假洋鬼子”上过洋学堂，又跑去东洋留学，结果“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成了“里通外国的人”。阿Q很看不起这个“异类”。这样看来，阿Q特别厌恶“假洋鬼子”，似乎站在“爱国”和“维护正统”的立场上了，所以才那样理直气壮，有一种维护道德秩序的“优越感”。他本能地把“剪辫子”和“拿文明棍”这类“新玩意”视为数典忘祖，认为是丢了“国格”和“人格”。这样的心理，和盲目仇外排外、视洋人为“蛮夷”的“民粹”意识，是一回事。在晚清，不也有愚昧的官员以为“蛮夷”的腿是直的，难怪见到皇上也不下跪吗？可是阿Q“仇外”的另一面，却是“恐外”。小说写阿Q非常反感“假洋鬼子”，一见到就在“肚子里骂”。这回又和“假洋鬼子”不期而遇，不小心骂出了声，结果便招来“哭丧棒”啪地打在头上。阿Q“急中生智”，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我说他！”。但不由分说，“假洋鬼子”还是啪啪啪给他三下痛打。这成了阿Q“生平第二件的屈辱”。“仇外”迅速转为“恐外”，这种奴性心理在社会上至今也很常见。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阿Q也有“自尊”，甚至有虚幻的“道德制高点”，但遭受“假洋鬼子”棒打时，几乎本能地就要“嫁祸”给另一个弱者——那个路过的毫不相干的孩子。阿Q的狡猾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当年那些“国粹派”的孱弱与可笑。不过也不必替阿Q的“爱国”感到尴尬，被打之后，他的“正义感”早已烟消云散，“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早已有些高兴了”。

阿Q的“生存术”在小说中被夸大到极为可笑的程度，其实通篇都在写两个字——“瞒”和“骗”。用鲁迅的话说，是“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猾。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21《阿Q正传》把封建礼教和文化所造成的民族精神上的麻木，高度地浓缩到阿Q身上，使他成为一个能让国人沉思反省的典型。要懂得鲁迅的这种用心。鲁迅讲国民性，讲的最多的，就是奴性、麻木、怯弱、狡猾、懒惰，还有自大和好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2大家都习惯于这种社会风气，鲁迅却要指着说，这是阿Q式的“瞒和骗”。

读《阿Q正传》，应当格外关注“精神胜利法”背后的国民性批判和思考，这才真正把握到这部经典的思想内核。鲁迅不像托尔斯泰那样阔大而真切地描写现实社会，不像巴尔扎克那样细腻地揭示经济关系中人与人的矛盾冲突。鲁迅的笔力用在写人的精神病苦，经常从现实生活的常态中挖掘出病态。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有点接近。

有人说，鲁迅作品蕴藉深邃，并不适合青年阅读，而更适合有生活历练的中年人。这或许有些道理。但青年时期还是有必要读一些虽然比较难于理解却可能终生受用的经典，包括像鲁迅这样洞达人性世道的文章。只不过阅读时要适当调整一下心理期待，多少知道一些鲁迅当年创作的背景，并努力顺着作品“忧愤深广”的格调，去理解其独特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