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一部作品刻画的人物形象被读者甚至读者之外的人们所广泛接受，以至于变成了一个象征、符号，大家平时就很自然地拿这个形象、符号来交流，这叫“共名”。比如一说到“堂吉诃德”，就知道是指那种只顾理想、不问现实的狂热行为；说起“诸葛亮”，那就是聪明智慧的代名词；人们喜欢把柔弱多情之人称为“林黛玉”，把刚毅粗蛮的勇夫叫作“莽张飞”，等等。在现代文学中，能够达到“共名”的文学形象极为罕见。“祥林嫂”“孔乙己”“黄世仁”算不算？“阿Q”肯定是，它已经约定俗成作为一种“共名”，带有不言自明的文化心理意义。这的确是令人叹羡的创作境界。
《阿Q正传》发表当年就已经出现“共名”现象。茅盾在1923年10月发表的评论《读〈呐喊〉》中就提道：“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14就是说，当时“阿Q”就几乎成为人们使用的流行“新词”了。鲁迅的论敌陈西滢也推崇备至，说“‘阿Q’不仅是一个type（即典型），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15几十年来，对于《阿Q正传》的阐释可以说汗牛充栋，各种说法都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就有专门的章节来描述“阿Q”接受史，16可以参考。我们这里先讲有关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和“共名”的形成大有关系。
阿Q处在社会底层，没有家，没有职业，甚至没有自己的姓，谁都可以欺负他，完全是一个失败者。但阿Q也有自尊，和别人发生口角时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以想象和虚构的“先前阔”来掩盖和转移现实中的窘迫，是“画饼”式的自尊。阿Q要生存，而现实是那样残酷，应对的办法只能是自欺。他被“未庄的闲人”嘲笑头上有“癞疮疤”，终至于打架，被人揪着黄辫子往墙上磕。阿Q吃了亏，肯定很愤怒，但马上自我解嘲“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就心满意足，“得胜的走了”。有时实在打不过人家，还被人先一步要求说这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生”。阿Q便进一步贬低自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无论是自尊还是自贱，都是他用来“克服怨敌”的一种“精神胜利法”。这种“妙法”在于自我欺骗，以迅速忘却和转移，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其实就是精神麻木。
如果从心理学上解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本能调节，属于自我保护机制。人生在世，会遇到各种灾难和痛苦，没有心理调节，恐怕也是不行的。阿Q之所以能成为“共名”，就跟这个典型所表现的带有人性普遍性的心理现象有关。在北大我给留学生上课，讲到阿Q，不用解释时代背景，外国的同学也都能理解，并且对这个人物所代表的人类心理普遍性特别有兴趣。这就是“共名”的魅力吧。
但是鲁迅写《阿Q正传》的主要意向，还是揭示“精神胜利法”的社会心理现象，“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17他对阿Q这一人物典型性的发掘是那样的深刻，以至于在揭示其社会心理现象时，很自然地“溢出”了人性的复杂性。
《阿Q正传》批判“精神胜利法”，主要不是指向人性的普遍性，而是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鲁迅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18，借此考察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周作人也说：“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19鲁迅对“老中国”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夜郎自大的愚昧而封闭的社会心理，是完全“看透”了。“五四”时期有一批先驱者非常激烈地攻打传统礼教和闭关自守的文化，认为只有冲破传统，才能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当然也有一批貌似平和的守旧派要抢救和张扬“国粹”，认为“东方文明”终将取代“西洋文明”，他们不愿意正视在当时世界潮流中的中国现实，那是危若累卵的严酷现实。
就说清朝末年吧，国家实力也不是很弱，但朝
上下很迂腐，国民很麻木，不能“睁眼”看世界。晚清接连遭受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事件，原因很复杂，但从精神层面看，那时普遍存在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理，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根本不了解近代国家关系，只知道“剿夷”或“抚夷”，不会利用外交去角逐国家利益，结果只能挨打吃亏。中国古老的文化制度根深蒂固，国人守旧性太重，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传播了改革的思想，但“老中国”积弊太深，改革艰难。阿Q总是摆“先前阔”，以祖业骄人，隐瞒自己的缺陷，不愿意接受外来的事物，对世界的变化表现麻木，靠此制造出奇妙的逃路。这是阿Q的“生存术”，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态。鲁迅对此深有所感，他实际上是借《阿Q正传》来表达“立国”必须先“立人”20的想法，对愚昧落后的民族心理进行分析和诊治。
读《阿Q正传》，看小说中“丑陋中国人”的代表，会不舒服，甚至恶心，那真是给我们的同胞揭短露丑。但仔细一想，这又是真实的，是毫无伪饰的真实。读这样的为国民性号脉的作品，让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以及我们周遭许多见怪不怪的落后的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模式，民风民性。这“重新发现”就是一种观照与警醒，以引起疗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