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河汾学派
河汾学派的创始人是王通，王通去世后门人私谥其为“文中子”。然由于《隋书》中无王通传，《唐书》中亦未为其补传，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大多本自《中说》一书，而此书中的所言很难找到其他书予以佐证，故使后世怀疑《中说》是一部伪书，进而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王通其人。
最早怀疑王通其人者应是北宋初年的宋咸。明焦竑《焦氏笔乘》卷二《文中子》谓：“宋咸作《驳中说》，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实无其人。”但是宋咸著作已失传，不清楚其原话是怎样说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著录“文中子《中说》十卷”，然后在按语中说：“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通行事于史无考焉。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今观《中说》其迹往往僭圣人模拟窜窃，有深可怪笑者。独贞观时诸将相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其门人。予尝以此为疑。及见关朗、李德林、薛道衡事，然后知其皆妄也。”
晁公武称，《中说》一书乃是王通的门人共同集老师之语而成，可见《中说》颇似《论语》，但晁公武也点出，正史中没有记载王通的事迹，他怀疑其事迹有可能被史臣删除。王通在《中说》中的很多口吻是模仿孔子，同时《中说·关朗篇》列房玄龄、魏徵、杜如晦、窦威、陈叔达、王珪等唐初名臣都是王通的弟子，这正是令晁公武起疑的另一个原因。
如果这些名臣真的是王通的弟子，那么正史中应该为其单独立传，既然没有，就难免令人怀疑。比如，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前录》中记载：“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宋景文（宋祁）修《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中略不及姓名，或云其书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在引述司马光《文中子补传》后称：“温公（司马光）虽为通作传而表彰之，而疑《中说》者，实莫先于温公。”司马光在《文中子补传评》中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
王通的朋友和门人大多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这么多重要人物均没有提到王通之名，《隋史》也是如此，以至于让司马光感叹，难道这些大人物都是如此忘师弃旧？王通的弟子们均将老师视为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为什么外人却很少知之呢？此后洪迈也怀疑这一点，在《容斋随笔》中称：“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
但是司马光在提出这些疑问后也试图解释，他认为王通未能在《隋书》中立传的原因，有可能是王通之弟王凝与当时朝廷最有权势的长孙无忌交恶有关。当年魏徵负责编纂《隋书》，他对长孙家族有所忌惮，所以未为王通立传。但是司马光同时说，即使真是如此，也不应该不为其师立传。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司马光写了《文中子补传评》。对此余嘉锡评价说：“然温公虽疑其记载不实，却深信隋时实有王通其人，而唐时实有《中说》其书，盖真能平心以察是非者矣。”
虽然正史中没有为王通立传，但也有些别的史料提到过他，比如，《旧唐书》卷一六三、《新唐书》卷一六四《王质传》、陆龟蒙《笠泽丛书》卷乙《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司空图《一鸣集》卷五《文中子碑》、《唐文粹》卷九九《负苓者传》、《王无功集》，等等，均提到了王通之名。其中《旧唐书·王绩传》中称：“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从这段话可知，王通本自有传，但出于各种原因，该传没有收入正史，以致引起后世怀疑。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是王通之孙，《旧唐书·王勃传》中谈到王勃的先世时称：“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年，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鳞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谥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
这段记载谈到了王通的官职、著作、卒年、门人给他的私谥，以及两个儿子的名字，看上去是一篇完整的传记，然却混入了王勃传中。故陈启智在其专著《中国儒学史·隋唐卷》中怀疑这段传文就是从原来所拟的王通传中直接移录而来，未及改撰而成，同时指出《旧唐书》中此例甚多，还提到余嘉锡怀疑可能是刘昫编订《旧唐书》时，以为王通是隋时人，不得已而删掉了这篇传记。
正是这些原因，有人主张史上确有其人。故王明清《挥麈前录》中提出疑问后，又称：“然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书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于《文粹》。”
检皮日休所撰《文中子碑》原文，文中果真对王通大为赞赏：“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生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夫仲尼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先生则有《礼论》二十五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三十一篇、《易赞》七十篇。”
但怀疑之声直到民国年间仍未停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说：“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觏。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徵、李
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
当今学者对王通的研究更为深入，大多数人肯定历史上有其人也有其书，并且王通所创造的河汾学派在历史上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按照杜淹在《文中子世家》中所载，王通曾拜见过隋文帝：“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而见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
王通在很多方面都效仿孔子，他也像孔子那样有着入世救苍生之心，于是隋朝建立后，特意到长安拜见隋文帝，奏献《太平十二策》，此举颇似董仲舒奏《天人三策》。他的宏论令隋文帝龙颜大悦，但是一些公卿大臣认为其观点太过迂阔，王通知道朝廷不能应用自己的思想，于是作歌离去。《太平十二策》的原文没有流传下来，但从《中说》中能了解大概：“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
弟子董常问《太平十二策》都讲了些什么，王通说，其主旨是天道、地道与人道。这又与《天人三策》相仿。文中子很看中自己的十二策，其称如果朝廷真的用了他的方针，他就用不着再续《六经》了。董常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王通回答道：“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
《中说》一书所载王通答弟子问，均标为“子曰”，可见他的弟子确实将其视为孔子再生。但是孔子述而不作，修订整理六经，王通则续六经，其志向在孔子之上矣。
王通从长安东归后，用九年时间写出《续六经》，这六部书分别是《续诗》《续书》《礼论》《赞易》《乐论》《元经》。可见王通所续的，确实是儒家核心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但他的这六部书除了《元经》之外都已失传了，即使是留下来的《元经》，后世不少学者也认为是伪作。
王通为什么要续六经，《中说·礼乐篇》载：“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
王通在《续诗》中表达了他对《诗经》的看法：“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这段话的前几句显系效仿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后几句则本自《学而》篇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王通解其他五经也是如此做法。难怪朱熹说他：“文中子他当时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学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胜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朱子语类》）
朱熹对王通的评价确实有道理，因为在很多方面王通以孔子自居，其弟子亦是如此看待。比如，王通的弟弟王绩在《游北山赋》的小注中称：“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居此溪，续孔氏《六经》近百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弟子门人把王通称为“王孔子”，可见其自视之高。
对于王通的思想以及他所开创的河汾学派，冯天瑜、彭池、邓建华编著的《中国学术流变》中称：“隋承三百年战乱之后，重新统一中国。魏晋南北朝儒学‘师说纷纭，无所取正’的乱局稍有改观，而南北经学泾渭两分的格局亦悄然生变。王通以儒为主，杂取老、释思想，并力倡儒、释、道‘三教合之’说，其弟子‘河汾门下’相与呼应，儒学一统苗头初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