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北两派儒学的统一

魏晋时期，五胡乱华，汉人被迫南迁，由此形成了南北各自独立的政权。隋朝代周，乃是汉人政权，从情感上南人容易接受，再加上隋军攻下陈朝后，陈后主及王公大臣全部迁于长安。大业二年(606)，隋炀帝纳后主第六女婤为贵人，对其极为宠爱，因此召陈氏子弟回到京师，随才叙用，于是陈氏子弟并为守宰，遍于天下。基于以上的原因，使得南人将梁、陈文化引入隋朝。

大业元年(605)，皇帝任命南人许善心为礼部侍郎，朝廷开始大规模整理典籍。《北史·许善心传》载：“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效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

隋朝统一后，文帝征召四方儒生，以期统一南北经学。《隋书·马光传》载：“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此六儒均为北方儒生。《旧唐书·儒学·徐文远传》载：“大业初，礼部侍郎许善心举文远与包恺、褚徽、陆德明、鲁达为学官，遂擢授文远国子博士，恺等并为太学博士。时人称文远之《左氏》、褚徽之《礼》、鲁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此则为南方儒生。

对于当时南北儒生齐聚朝廷的盛况，《隋书·儒林传序》中写道：“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但到了文帝晚年，他不再喜欢儒术，而是“专尚刑名”，此时仅存国子学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隋炀帝继位后，再次重视儒学，《隋书·儒林传序》称：“炀帝继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

此处“二刘”乃是指刘焯和刘炫。刘焯是信都昌亭人，年少之时与河间刘炫结友，共同拜刘轨思为师，学习《诗》学。《北齐书》称其“说《诗》甚精”。于天统年间任过国子博士。后来刘焯又跟广平郭懋学习《左传》，跟阜城熊安生学《礼》，但皆不卒业而去。后来二刘听闻武强刘智海家有很多儒家经典，他们前往就读，达十年之久，由此而被选为州博士。

大约在隋开皇二年(582)，刘焯“举秀才，射策甲科”。隋代的秀才与后世的秀才区别很大，清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晋世始有秀才之举”，“至隋时，秀才之举益重”。赵翼举出了《杜正玄传》中的所载：“开皇中，海内举秀才，杜正元一人。”以及“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整个隋代三十余年，能考取秀才者不足十人，而刘焯为其一，可见其知识是何等渊博。

隋初，刘焯前往京城，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等人论辩，众人皆叹服其精博。开皇六年(586)，朝廷将洛阳石经运至京师，因字面磨损，于是皇帝下令二刘考订石经，后因遭人诽谤，刘焯除名为民，回到家乡授徒。但是，他的儒学成就为后世所肯定。《北史·儒林传论》中称：“至若刘焯，德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一人而已。”

刘焯撰有《五经述议》，《隋书》和《北史》均提及此事，然《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旧唐书》著录刘焯有《尚书义疏》二十卷，《新唐书》则称此书为三十卷，该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从《尚书正义》中辑录出六段，命名为《尚书刘氏义疏》。但是因为二刘儒学观点相同，其中四段可以确定出自刘焯，另外两段是二刘共同研究。

对于二刘的经学成就，唐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序》中说：“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

但是孔颖达也指出了刘焯解经的弊端，“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在孔颖达看来：“窃以古人言诰，惟在达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辞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孔颖达接着谈到刘炫与刘焯的不同：“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对于刘炫的这种做法，孔颖达认为也有弊端：“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

刘炫是全能型的经学家，他入隋朝时，吏部尚书韦世康曾经问其有何能耐，刘炫回答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隋书·儒林·刘炫传》）

清陈熙晋所作《河间刘氏书目考》列出刘炫的著述有《尚书述义》二十卷、《毛诗述义》四十卷等几十种，但这些著作基本亡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出《春秋述义》一百四十六条，《春秋规过》一百七十四条，《孝经述义》二十二条等。对于刘炫如此的高产，陈熙晋在《春秋左氏传述义拾遗叙》中夸赞说：“窃谓集两汉之大成者康成也，集六朝之大成者光伯也。”光伯乃刘炫之字。在陈熙晋看来，刘炫的经学成就不在郑玄之下。

然后世称刘炫无行，这种说法出自《隋书》本传：“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朝廷征书，刘炫伪造了上百卷的儒家经典献上，后来被人发觉，被处死刑，之后又得到赦免。对于这段公案，后世多有争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不可能。比如，陈启智在《中国儒学史·隋唐卷》中称，刘炫在仓促中不可能伪造出一百多卷经典，更何况那时他已经有了大名，且公务繁忙，既无动机也无时间去伪造这么大量的古书。更何况本传中称其：“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如此聪明绝顶之人，应该不为宵小之事。

对于二刘的成就，本田成之在《中国经学史》中说：“南朝因老庄之玄学流行，《易》王弼、《尚书》伪孔传、《左传》杜预注极其流行，以达意而简明的为贵；但北朝以郑玄的学问为主，主张考故实和制度，故一切都是致密而朴实的研究方法。然到了隋刘焯、刘炫，取两方之长所，而欲使其折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