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舒婷：作为在历史与生活中获得平衡的诗人的代表

和我们已经讨论过、将要去讨论的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样，占据舒婷诗歌的中心的，依然是同历史观念的关系问题。对舒婷的最早接受及其广泛传播，依然是因为其诗歌的清新气质，完全偏离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在此氛围里，舒婷敏锐地接触到了历史的贫乏困境。但是，和其他朦胧诗人不同，她在个体与幸福生活之间，引入了一个更高的存在物：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这同她早期对爱情忧伤而甜蜜的体验是一致的。这使得她后来的诗歌在历史深度、哲学深度上难免有所缺失，甚至许多后期诗作的节奏感也都显得勉强。她很多时候写作诗歌似乎是对她曾写过诗歌的青春时代表达一种深深的确证与流连。

其实，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个体的幸福生活更美好的事情了，而国家、民族这些族群集体则可以为此提供保证。正如孙绍振在谈到舒婷时早就指出的：“她的美学境界是追求和谐。”(120)对舒婷来说，她没有勇气也没有必要像北岛等诗人一样在历史的虚无中继续漂泊。当国家从极端的历史情境中转型之后，舒婷的批判意义也就随之消失。因此，舒婷的诗歌集中而强烈地表现出了“朦胧诗”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体现了“朦胧诗”这个概念最低限度的内涵。进入90年代之后，舒婷顺理成章地在享有幸福家庭生活的同时，也享有了较高的诗歌与社会名声。对她来说，她通过诗歌实现了她的诗歌中所包含的理想。在这一点上，她永远是当代中国那些对历史的进程持平和态度的、愿意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来休憩的诗人们（最后再强调一遍，不仅仅是指女诗人）的代表(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