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即祖国的一部分：舒婷早期诗歌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如果进一步考察舒婷其他诗歌，这一结论会更加明确。《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105)是舒婷这类作品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初步阅读我们会轻易地看到其中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这一“爱国主义”不是通过一种简单的肯定和呼吁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弥合“两个中国”而实现的。所谓“两个中国”，在这里是指经过“文革”对传统的彻底否定所形成的“五千年中国”（“古老中国”、“旧中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断裂。

经过政治经济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对传统文化（技术和策略上的）全部打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乐观的、历史绝对线性发展论的主导下，“新中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一种真实情况是，对“五千年中国”在精神中的存在予以彻底的否认甚至是无情的践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革”的否定一方面意味着新的思想启蒙开启，同时也有对“文革”所否认的部分传统价值、尤其是“传统中国”这一概念的建构性追认的一面，“新中国”有必要重新同“古老中国”弥补裂痕、获得一种续接意义上的传承。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就是成功地将对今天的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古老的中国的追忆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她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舒婷的诗比她的诗友们更早为社会所承认，所接受，所喜爱，这不是因为她世故、会钻营或者善于逢迎趋时，而恰恰是她怀有一腔真诚来处理‘我与时代’的关系，或者说她对于这二者关系的理解，比较地符合80年代的中国读者和诗评家们对此问题的理解水平。”(106)基于这样的原因，舒婷成为各方广泛接受的诗人。

和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所体现的乐观的线性时间观不同，舒婷的这首诗歌重新叙述了一个人对祖国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是通过时间的交织来完成的。一开始，诗歌就突出了强烈的对古老中国（旧中国）的命运共存感：“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在这里，时间交织在一起，分裂被弥合，在此基础上个体真正地认同自己为某一个集体的一部分。换言之，历史即现在，古老的祖国即承担着贫困和悲哀的“我”，一种破除并超越了极端意识形态的认同感由此产生。“新中国”从而得以以“古老中国”的一部分、以“古老中国”的一种新生形式，紧紧地同“古老中国”联系在一起：“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这个“新中国”是“古老中国”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它的承担者、复苏者、再生者。今天的努力，是为了给今天自身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个未来同时也是过去的历史的未来，因而过去和今天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舒婷而言，这样的诗歌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观念与目标，对她来说这仅仅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情绪表达，但在事实上却构成了一种对极端意识形态语言的重写。然而，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重写又符合另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观念与体系。总有一天，它们会发现，它们需要舒婷，因为在她的诗歌中，如前所述，反抗永远是有限的，而有限的反抗往往根源于、并表现为她的热爱和坚持，她因此会获得普遍的欢迎。

大约在1980年前后，舒婷写作了一系列关于祖国、土地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其中的语言同当时主流媒体语言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它是用“个人”的声音发出来的，这种独特性反而显得格外真切，更易引起共鸣，有力地表达了一种对现代国家的普遍认同。

那么这种认同的纽带在哪里呢？舒婷采用了现代诗歌中经常采用的象征语汇“土地”，以此来“证明”这种认同的“自然属性”：“我爱土地，就像／爱我沉默寡言的父亲。”（《土地情诗》）(107)舒婷在这里几乎不过是重申了艾青名作《我爱这土地》的主题，不同的是它采用“父亲”的比喻——稍后还将它比喻成了“我爱土地，就像／爱我温柔多情的母亲”——将这一抽象的爱变为一种具体的、触手可及的“爱情”：“父亲给我无涯无际的梦／母亲给我敏感诚挚的心／我的诗行是／沙沙作响的相思树林／日夜向土地倾诉着／永不变质的爱情”。爱土地、爱国家，不过是爱父亲、爱母亲的自然延伸，而爱父亲、爱母亲，又不过是爱一个人自己的源头。这就和艾青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应答关系。艾青的诗中所表达的爱最终是以归宿的形式呈现的（“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108)），而在舒婷这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土地”意味着一个人的来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所象征的国家对于一个个体的人的全部意义：它是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之地。而这，正是爱国主义的“自然属性”的最简单、但也是最完美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舒婷继承的是艾青而不是穆旦的传统，从中我们隐约可以重新建构两个不同的当代诗歌谱系。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话题。

“土地”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固然在以“父母亲”的形象出现，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土地”这个父亲和母亲和我们的生身父母不同：它能够养育大地上的一切人。这样，家庭关系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扩展到族群和国家内部。舒婷在《兄弟，我在这儿》（1980年）(109)中，用温柔、甚至有些伤感的语气描述了她对一个战士（也许是一个非战场上的英雄人物）雕像的感受：“只要夜里有风／风改变思绪的方向／只要你那支圆号突然沉寂／要求着和声／我就回来／在你肩旁平静地说／兄弟，我在这儿”。对国家和民族的爱，转移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的人物产生一种手足之情。在未来某个需要的时候，也许“我”就会是他。

但舒婷似乎走得更远，“兄弟”的比喻似乎不足以表达她对这片古老而新生的土地的热爱。在《群雕》（1980年）(110)一诗中，她用细腻的语言描写了一群雕像（很可能是革命战士的），在她的笔下，历史的风云消隐为宁静的此刻，而他们存在的意义毕竟又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在强烈的历史光芒照耀下，舒婷忍不住用至高的语言歌颂了她可能的兄弟姐妹：“在历史的聚光灯下／由最粗糙的线条打凿出来的／这一群战士／本身便是／预言中年轻的神”。这些为土地献身的“兄弟”一跃而升为超越了历史和时间的永恒存在。一种包含了宗教信仰的历史叙述模式，被悄悄用于刚刚过去不过三十年的属于我们自身的革命。舒婷的爱国主义彻底超越了时间的界限，获得了她所愿意认同的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