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向疑问：舒婷早期诗歌中反抗的有限性
和岳重（包括此后的北岛）等人一样，舒婷的诗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明确的批判意识和反抗姿态，她有时甚至采用了直接呼吁的方式，向过往的那个时代提出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她与“今天”派的主要诗人以及“文革”时期地下诗歌有着一致的方向。从根本上看舒婷诗歌的起点同样是个体对时代的体验，并由此来诉说对历史和生活的看法与期待。不过，舒婷诗歌的特殊性在于，对她而言，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需要作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国家幸福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获得最终的意义。她重新为“文革”后的诗歌引入了国家、民族这一更高的观念。
《一代人的呼声》(100)（1980）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这里用浓缩的词语迅捷地呈现了一个人在一个过往时代的痛苦遭遇，但在指控过去时代的时候，她采用的是否定谓词。而否定自我的悲剧也即意味着自我愿意去承担、自我愿意汇入一个巨大的集体洪流中去：“为了一度露宿街头的画面／不再使我们的眼睛无处躲避；／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由个体的体验出发，对过往的时代悲剧提出了近于严厉的指控。与此同时，它终又摆脱了个体一己的局限，将个人的声音扩展为国家民族的声音，而国家民族则为未来个体“纯洁”、“正直”的生活提供久远的保证，这便是当时各个不同阶层所共同追求的“真理”的涵义。
这是和岳重、北岛等人的批判完全不同的所在。虽然北岛、岳重（包括被简化了的食指）也在对生活充满期待，但他们对于生活的期待自始至终是基于个人体验的，并且不曾把这一体验所带来的希望寄予抽象的体系中去，而舒婷则把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其提供的途径与保证却绝不相同。
因此，我们发现舒婷的批判或者反抗始终是有限的，甚至包含了一种自我矛盾的情结。在《墙》（1980）(101)一诗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诗歌的一开始就暴露出了反抗的软弱性：“我无法反抗墙，／只有反抗的愿望。”这种软弱甚至进一步表现为自身及其对立面“墙”的模糊性、不可把握性：“我是什么？／它是什么？”这是一个可称为“双向疑问”的疑问，即在质疑作为对立面的对象的同时，也在质问自身。这一“双向疑问”构成了全诗的叙述模式，使得对立的疑问互相碰撞、互相抵消，形成极其复杂的张力。一方面，“墙”这个意象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我们很难追踪它的所指，它似乎是一种麻木的、僵死的象征：“很可能／它是我的渐渐老化的皮肤／既感觉不到雨冷风寒／也接受不了米兰的芬芳。”另一方面，主体的我却又深陷这个对立面之中，不能自拔，甚至臣服于这一对立面之中，显示出自我极端的软弱感：“或者我只是株车前草／装饰性地／寄生在它的泥缝里／我的偶然决定了它的必然。”这种软弱感随着“墙”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我”对“墙”自始至终有一种不可把握感、恐惧感，使得“我”对“墙”产生了莫名的幻觉：“夜晚，墙活动起来／伸出柔软的伪足／挤压我，勒索我／要我适应各式各样的形状。”“我”眼看着就要变成“墙”的另一形式了。叙述到这里，有两条逻辑可以推演：一是“我”将奋起竭力反抗“墙”，一是干脆变成“墙”算了。但诗歌则轻轻地扭转了一下视线，发现了“墙”的“真实面目”，即无处不在的人和人之间的冷漠关系，然而要命的是，这种“冷漠”来源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惊恐地逃到大街上，／发现同样的噩梦，／挂在每一个人的脚跟后。／一道道畏缩的目光／一堵堵冰冷的墙。”至此，《墙》一诗触及到了现代主义最基本的命题：人在世间的荒诞，而这荒诞又来源于人和人之间的陌生、相互之间的提防和恐惧，人因此永远只能处于漂泊之中。如果至此结束，诗歌将会抵达现代主义的深处，而如果再稍乐观一点，诗歌的结尾则可能会对藏于每个人内心的恐惧和孤独加以拆除（拆除掉“墙”）(102)。
可是，诗歌的结尾却回到了它最初所设定的“双向疑问”的模式之中去：“我终于明白了／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一方面，承认了反抗墙的必要性，同时，又在最后的结尾中，把矛头对准了自身：要反抗自身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而所谓“不安全感”，在她看来，是另一堵“墙”，或者它干脆就是真正的“墙”，它包含的潜台词是，也许“墙”是不存在的，“墙”很可能不过是我们自身的一种错误判断。与其说，诗歌最后解决了矛盾，不如说，它仍然回到了矛盾中，从而使得矛盾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使得矛盾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无处不在”，而且她相信这种“无处不在”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错误。
这就是舒婷和北岛最本质的区别。作为共同经历了特殊年代的人，他们共同感受到了它带给人的苦难和悲剧，而且他们都共同地接触到了这悲剧背后可能存在的历史虚无感。然而，舒婷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刻回撤了，而且这种回撤是自觉的。她有一首《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1977）(103)，把该青年诗人诗句中的“一切”改为“不是一切”，把全盘的怀疑改写为一种肯定。其结尾是：“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而这个“青年诗人”应该就是那位写下《一切》的北岛。这是一次友谊的对话，但也是一场几乎永无交集的对话(104)。北岛始终在和历史、也在和自己斗争，而舒婷则将反抗转变为对祖国的歌颂与热爱，转变为在它的庇护下寻找个体生活的安宁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