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童话诗人”的形成：对“审查”的自我回避与读者期待的推动

顾城后来的变化并非毫无根据，他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当代汉语诗人，在于他即使在前期，也有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和恐惧的双重心理。为此顾城喜欢把自己想象并描绘成一个爱做梦、爱自然的诗人。如果仅仅局限于阅读顾城的部分童话诗歌，我们会以为似乎顾城并不在乎他的诗歌是否具有批判功能，他很可能是一个不太喜欢谈政治的诗人。他更愿意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梦想之中，在另一首题为《眼睛》的诗中，他构筑的是一个宁静的世界。对顾城来说，建构一个这样宁静而暖和的世界，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以往关于顾城的看法，多集中在它所建立的这个世界本身。但这显然不是全部。

除了上文所述的顾城“前朦胧诗时期”的“共名写作”所揭示的顾城不那么童话的一面之外，《全集》中还披露出了一些初稿和发表稿本之间的差别，更暴露了顾城诗歌中复杂的因素。以往一些诗歌，需要在更多的细节中去还原其语境并加以重新解读。

在《归来》(95)中，顾城如此写道：“黑夜走出岩洞，／夕阳还在翘望。／／一条长长的游影，／投向发呆的村庄。／／老人和牛归来了，／拉着古代的车辆。”全诗简单的六句，勾勒出了一副夕阳西下时村庄的景象，有古诗中淳朴世界的感受。顾城的诗一向有简约的一面，并且人们又惯于从中读出更复杂的意味（如《一代人》那样）。大概充分地考虑到了阅读中可能存在的多重解释的可能性，顾城在发表时将“投向发呆的村庄”改为“静静的村庄”。为此，编者、顾城的姐姐顾乡专门加了个注释，并且解释道：“这样的改动例子当时很多。”(96)我们不清楚的是：一、这种改动是出于顾城本人的手笔，还是出于刊物编辑的自作主张；二、“这样的改动例子当时很多”，究竟是指的顾城本人的作品遭受的命运，还是编者顾乡出于为顾城辩护的目的，特地指出来：这样的改动并非顾城个人的意愿和行为，是当时的常例，而非个别的鲜例。无论哪一种情况，从最低限度上来推论，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公共平台上呈现出来的顾城是一个经过滤化的顾城，不管这是他自我审查的结果，还是编辑审查的结果。人们需要一个和主流色彩不冲突的顾城，顾城也需要一种不那么色彩特异的身份。

顾城可能是最早在影响广泛的刊物上被讨论和接受的“朦胧诗人”。人们惯常地以一种“反映时代需要”的眼光去阅读他的诗歌，因而放大了其中隐藏的含义，这使得个人因素被忽略，时代因素被扩大。我们前面谈到过的他的名作《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全集》（见上卷第263页）标明了一个较为具体的写作时间：“1979年4月夜半。”在这前后几个月（约2月—5月）里，顾城写作了不少十行左右的短诗，最少者就是这样的两行诗。这表明了此时顾城的写作处于一种灵光不断闪现的阶段，其写作必然具有非常鲜明的片段性和“眼前般的”当下性。如此，“4月夜半”可以理解为一种突然醒来时看到四周自然黑暗时的现场感触，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反应。但是，长久以来，我们按照“时代反映”的思维方式把它“现实批判化”了。

由于语言本身的象征性要依赖于历史语境，随着历史语境的消失或改变，如果根据这改变了的历史语境去阅读另一时代的作品，可能会读出与最初写作完全相反的意思来。顾城有一首《火炬，燃烧的旗》，全诗如下：“火炬，燃烧的旗，／映红了无数年轻的手臂。／我们感到了父辈的体温，／心中奔涌着血的潮汐。／像长征一样穿过黑夜吧——／把光明的种子撒遍大地。／当迷信和贫困在烈火中灭亡，／新世纪的曙光就会升起。”《全集》标明它写于“1974年，济南部队摄影展图片配诗”(97)。如果充分考虑到当时“公开写作”的特质，我们就会明白，其实这首诗歌很可能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取向而已。但是如果不清楚这首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场合，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对“文革”的控诉，理解为“朦胧诗”的一部分。顾城似乎忘记了——更准确地说，他刻意地自我回避了——隐藏于他内心深处对政治生活的热情。他既厌倦了成为各种不同政治形式的反映，也厌倦了对它们的反对。再加上公众性读者的期待，辅之以“可以公开地言说”的舆论界限，他日益把自己回溯为一个从小就沉浸于梦幻与自然中的孩子：“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还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98)这是顾城自我认定的顾城，这是热爱诗、自然和美、做着梦的、沉浸于天国般——甚至比天国还要高的——童话世界的顾城，也是今日多数读者所接受的顾城。然而，这已经是一个被读者过滤——也被顾城自己所过滤的顾城了。顾城的例子典型地说明，在一个主流观念极其强大的时代，一个诗人必须要经历怎样的挣扎，他必须在“共名性”的顺从性写作，与独立性的个体写作之间，保持怎样的平衡，才能够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