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名写作”之二：顾城“前朦胧诗时期”的“工农兵文艺”

与“寓言故事诗”——尤其是它的第一个类型“政治跟风型”——可以对照起来阅读和理解为“共名写作”的是“工农兵文艺”作品。这两个似乎迥异类型的作品交相呼应，互为表里。所谓“工农兵文艺”，顾城全集的编者顾乡如此解释：“‘文革’时期（自1968年起）对革命文艺的叫法。当时除了‘工农兵文艺’，其他文艺不可面世。此栏列入的是作者后来没有收入诗档，而将其称作‘工农兵文艺’的一些诗。作者当时在写自己的诗的同时，也为集体写一些，并力图写得具文艺性。”(82)在顾城作品的编者看来，顾城当时写作此类诗歌的目的本身并不是出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主观冲动，而是属于一种特定情境下的工作性质和行为。从“全集”收录的情况看，顾城在1971年—1977年间，均写有“工农兵文艺”作品，共约20首(83)。数目不算多，但它差不多持续了顾城在“文革”时期多数的写作学徒期，是他“前朦胧诗时期”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方面。

目前没有更多的资料表明“朦胧诗”其他诗人也经历过类似的“工农兵文艺”写作。但无论是作为诗歌学徒期的学徒，还是作为许多人中的一员，经历过这种阶段，是完全可以想象和可以理解的。一般的当代文学史非常注重“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但这些后来成为诗歌史主流的诗人当时公开性的“共名写作”，并不能用“习作”或“违心写作”之类的叙述简单地一笔抹杀，它与“地下写作”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顾城诗全集》中单列出“工农兵文艺”，因此显得特别珍贵。

由于“工农兵文艺”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写作形式，顾城的这类写作确实必然是一种“集体”性的“共名”写作，甚至很可能确实被当作“集体”的一种“成果”。如《五十笑百步》（1972年），据编者云：“这首诗为连队黑板报稿。时作者正同父亲一起喂猪，一并参加连队的一些活动。诗为他人抄留。”(84)无论哪一种具体的形式，它都可以被理解为在集体和国家凝视下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姑且称之为“公开的”或者“公共性”的“共名”写作(85)。

作为当时唯一可以公开发表的作品，顾城的“工农兵文艺”作品必然地要遵循公共的价值体系、公共的意识形态取向、公共的语言象征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时政色彩，因此其主题确实多围绕着工人，如《思想火花》（1975年，“为一轧钢《工人文艺》所写”）；农业生产，如《丰收曲》（1977年，发表于《农村文艺》）；战士生活（如《入伍》，1975年）(86)。这些诗歌都是赞美式、歌颂式的，以及对时事政治的及时反映，如组诗“写给弟弟妹妹”中的《生命》，哀悼和赞颂周总理（1977年）。这些诗歌内含集体主义精神，如《菜粉蝶的“礼物”》叙述一棵叫小青的小白菜“不跟大家一起玩，觉得别人都太笨”，结果受了一只粉蝶的骗，被钉满大绿虫，还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才消灭了大绿虫，最后：“胡蜂告诉小青说，受骗必须得教训；／不和大家在一起，多么聪明也会笨。”（1975年）以及党性原则，如“运动场上儿歌”中的《转转椅》：“小转椅，转得忙，／好像车轮向前方。／东西南北向中心，／核心力量就是党！”（1976年）(87)。诗歌中的语言和象征体系，表现出与当时主流话语的高度一致。

这些“公开”诗歌中所坚持的原则，基本看不出太多的个人立场，或者说，紧跟时代，即是那时顾城诗歌作品中体现出的立场。这和他没有在当时就马上公开发表的作品形成了反差。如果它们有联接点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顾城获得了较多的写作经验。他以后的诗歌语言特质、意象构造方式，都已经在这些公开的作品中有所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