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文本到作者及其时代：文本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统一的阐释学论证
虽然我们呈现了借用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方法进行文本批评的可行性，但我们还是没有解决这样的疑难：难道批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文本自身的语言吗？我们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实际上，文本批评不是终点，而仅仅是起点。我们的目的仍然不过是以文本批评为基础，走向对文本背后的作者和社会生活的理解与把握，而且我们是为了更为客观公正的批评效果才决定这样做的。
（一）当代文学批评的困境
当前，或许更准确地说，一直困扰着当代批评的，包括诗歌批评在内，便是它的客观性问题。如何使得批评是有效的，如何让批评贴近文本，甚至能够让批评说服原作者？或者，退一步说，我们如何能够保证即使批评不能够说服作者，但却能够说服其他读者？
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当代批评中，批评面对的要素太多，它甚至已经超过了“作者与批评者”双方对话的单纯关系，无论是作为作者个体，还是作为批评家个体，都不得不受到市场这一外在要素的制约，哪怕作者和批评家本人存在着良好而纯正的友谊关系，但在市场巨大的引力场中，这一关系将会受到剧烈的激荡，作者—文本—批评之间的裂缝由此悄然产生、蔓延、扩大，批评的有效性甚至真诚度本身都在不断受到质疑。
如今，文学理论在不断扩散，“文学”这一概念本身都在经受着新媒介的考验，文学批评当然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市场、与媒介变化，以及文学在文化政治体系中的位置等诸种问题，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厘定批评应当从哪里出发，才有可能为更宏大的讨论奠定基础。
在文学受到众多因素影响的历史情境下，重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需要重新将批评纳入它自身的轨道，“作者—文本—批评”这一逻辑链条必须重新成为讨论一切文本的核心与基石。在讨论文本的时候，我们首要面对的无非是作者以及文本，或者该这样进一步缩小问题的表述：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在作者与文本之间进行选择，到底谁应当成为我们批评的出发点和着陆处呢？
重建“作者—文本—批评”这一看似简单的轨道，这就等于重新将批评拉回经典文学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反省，等于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文本的意义来源于哪里呢？是谁决定了文本成为文本？是什么使得我们对于一个文本的理解谈得上是合适的理解呢？看来，当代批评所面对的情境，仍然不过是古老的文学理论地基震动的一次余震而已。
（二）“文如其人”说的有限性
关于“意义”的来源，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与人有关，与作者有关。这无疑是一个“常识”，因为“人”是文本的创造者，那么这个创造了文本的人，也即“作者”，无疑便是文本意义的中心和来源。
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国古代人对“意义”——具体到文学领域里面，即文学文本的意义——当然也有着非常不同的、立场纷纭的见解。但是，最为著名的说法，非“文如其人”莫属。“文如其人”看起来是关于人格和风格的关系的一种论述，但实际上却隐藏着一个基本前提：文本的意义根基在于人本身。“文如其人”的表面字句可以追踪到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他这样称赞自己的弟弟：“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63)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苏辙的文章好像没我文章名气大没我文章好，但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为人低调、毫不张扬，而他的文章也像他这个人一样，像汪洋大海一样看起来很平静，细细品味的话，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延绵迂回的深长情感，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便会发现他和他的文章充满了秀杰气象，终究无法忽略他和他的文章的存在价值。
“文如其人”实际上不过是方便的日常用语。在文学批评史上，它的理论基础，还是源于孟子“以意逆志”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孟子针对的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传统，即断章取义地利用个别词句，做出符合读者自身意图的解释。这对于作品的理解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孟子指出，读诗的时候，不应当拘泥于这些个别的词句，而要通篇来理解作品，并且根据这一整体性的作品来追踪溯源到作者的意图，由此实现“读者—文本—作者”的意义流动。这一意义流动的背后，其反向的过程也是成立的，即“作者—文本—读者”。正是由于“作者”和“文本”之间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所以才有可能造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有效交流。这样，对于文本的理解，最终就变成了“意”到“志”的理解过程；文本在此变成了工具和手段，而作者的“志”成为了最终的目标和归宿。
当然，孟子对于自己的理论立场和批评的有效性似乎仍然心存疑虑，所以，在“以意逆志”之外，他还提出了“尚友”一说以为补充：“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上》）在孟子看来，阅读一个文本自身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对文本的作者这个人、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来进行理解，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文本自身。所谓“尚友”，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求我们贴近作者——哪怕他是往载千年以上的人物——把他当作我们身边的朋友那样来对待。当我们和作者成为了朋友，批评的有效性才算得到了实现。
无论是“以意逆志”还是“尚友”，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人”。阅读者是“人”，作者本身还是“人”。“人”是出发点，也是终点，交流的过程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至于“文本”，它并不是意义的来源，它不过是承担了“作者”这一主体的思想、情感、目的和意图，不过是一个工具。
孟子的“以意逆志”最终演化为苏轼所使用的“文如其人”，表明了这种理论原则已经被普及，并且成为众多普通读者无意识深处中的理论标准，进而成为他们的阅读方法和阅读目的。但实际情况是，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原则是将两个个体看成是直接对话的双方，它将导致批评与对话成为两个具有强烈主观意志的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作者制约着批评者，批评者也制约着作者。这已经算是理想的状况了，因为在相互制约中，标准和尺度会不可避免地达到某种平衡，客观性也随之被建立起来，哪怕它仍会发生变动，但毕竟属于双方的交集范围内。
但一般的状况往往是：作者和批评者被相互接受的方式拴在一起，这就会导致情绪性的和利益性的主观感受影响着批评的尺度和效果。我想大家都或多或少地经历或目睹过这样的情境：当批评者“喜欢”作者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称赞他所写的文学文本，但一旦这种“喜欢”由于现实层面上的生活影响而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对文学文本的称赞，可能会转变成与先前完全不同的评价。
这是友谊的悲哀，更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悲哀。只要我们仍然想保持同作者的友谊，更保持我们对文学批评这一事业的尊敬，那么，如何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重新确定我们之间相互交流的基础和桥梁，便成为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这一基础和桥梁究竟是什么，才算得上可以较为成功地避免我们同作者之间的那种不愉快的情绪呢？也许，答案就在于“文本自身”。
（三）从“作者意图”转向“文本意图”
1990年的某一天，在剑桥大学最大的演讲厅之一克拉克尔厅，挤进了差不多五百名听众。因为本年度的“丹纳讲座”正在这里举行。这一次的主讲人是意大利著名的符号学家、美学家，也即小说《玫瑰之名》和《福柯摆》的作者昂贝多·艾柯（Umberto Eco）。吸引众多听众的，不仅仅是艾柯，同样也包括他的辩论对手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和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对于任何一个听说过其中一两个名字的人来说，无疑，这都将是一场思想盛宴。最终，这次演说及其相关争论，被编为一本叫作《诠释与过度诠释》的小册子。
艾柯所阐述的中心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谈论的那个问题，那个一直困扰着人类——包括文学领域在内——的中心问题，即：意义来自于哪里、我们如何解释某一个存在之物的意义。具体到文学领域，即文本意义的根源在哪里，进而，我们对一个文学文本的解读，在什么程度上敢于断定说，是合适的、确切的甚至干脆说，是正确的解读。
艾柯所面对的论辩对手，除了中国式的“作者中心论”，还有更为复杂的理论挑战，比如，罗蒂式的新实用主义：我们只能说，“我认为”这部作品在谈论什么，是什么意义，但它到底最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我避免做出这样的结论。又或者，如保罗·德曼影响下的乔纳森·卡勒的观点：我们对经典作品的解释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套路，要想再次理解它们，我们必须使用更多的、更新的材料、更为独特的视角，对它们做出新的诠释与理解，因为，反正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解释意义的能力，反正每一文本本身都是不确定的、具有我们难以想象的多种意义的可能性。
艾柯尽管是一个作家，但他更是一个理论家，一个有着强烈的符号学背景的理论家。基于对文学文本的语言符号特性的理解，艾柯明确地指出：“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64)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艾柯借用了约翰威尔金斯一本书中的故事进行了论述。一位印第安仆人遵照主人的吩咐去送一篮无花果和一封信，仆人将篮子里的东西吃掉了一大半，只送了信。收信人看到信，发现果子数目不对，便责问仆人为什么将果子偷吃了，而仆人则认为是那封信在撒谎。这个故事又重复了一次，不过仆人在吃果子前将信藏在石头底下。结果当然是他的谎言仍然被揭穿了。
艾柯论证道，不管事实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只要这封信仍然存在，那么，“这种基本的意义是不会变的：从前，有个篮子，里面装满了无花果。没有哪种读者中心的理论会不受这个限制”(65)。正是这种“不会变”的东西，构成了一切诠释的基础，尽管读者永远都会有他自己的意图，作者也有他自己的意图，但一旦文本存在，那么文本都将发挥它自己的力量，迫使作为读者的我们对这个“文本意图”不停地推测和解释，这是我们作为批评者所能拥有的界限和范围。至于作者，他的意图，能否像“文本意图”那样，拥有这种权威呢？艾柯指出了被我们所忽视的事实：实际上，作者自己的意图本身也有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也许连他自己都会在某些时刻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这么写。既然如此，作者意图当然就要让位于“文本意图”了。
看来，艾柯成功地反驳了“作者意图”。但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古代的那个命题：“文如其人。”这个表述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肯定了“文”和“人”的一致性，但这个一致性是双向的：文像人，人也像文。如果这个假定是成立的，那么，它实际上也给自己设定了限制：人在创造文本的同时，也在被他所创造的这个文本所限定。换句话说，文本自身所包含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个已经消逝了的或者不在现场的作者本人的替身，它就是作者，因为作者就是它。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那不在文本之中的作者的一部分，谈不上就是与这个文本对等的存在，因此，可以不妨将在这个文本之外的作者的那部分排除出去。这样，“文如其人”这一日常用语，就可以调和“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之间的裂缝与矛盾，它在承认“文”“人”同一的同时，也等于让“作者意图”同“文本意图”成为可能是同一的东西，也就是说，“作者意图”服从于“文本意图”，“文本意图”从而获得了代表“作者意图”的权威和能力。尽管这仍然不过是一种可能，尽管我们可以倒过去说“文本意图”因此也可以说服从于“作者意图”，但是，只要有前面那一种可能在逻辑上是自足的，那么，“文本意图”的合法性就确确实实包含在“文如其人”之中了。若“文如其人”，则“文本中心”有何不可？
当我们确定了这一点，当代批评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摆脱掉“作者意图”所带来的友情批评的影响，也进而可以摆脱掉“作者意图”以及资本市场等力量对于批评无所不在的渗透。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文本就是基础，文本就是出发点，文本就是一切，文本就是到达作者的最好桥梁。这无关友谊，也无关资本；它也因此对友谊负了最好的责任；它在资本面前保持了自我的尊严的同时，也保持了应有的客观和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批判性地采用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方法，作为全书涉及到的诗歌作品的基本假定。我们的批评并非停留于文本内部，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借助于对文本的细致讨论与分析，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文本背后所包含的广阔的时代风景和纷繁复杂甚至矛盾重重的作者内在世界。换言之，只有从语言入手，我们才能打开理解当代汉语新诗的大闸门，才能走进当代汉语新诗百花争妍、波澜壮阔的风景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