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奋斗:196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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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里的战旗,战旗里的中国

横山脚下,柏条河畔,这个被习总书记赞为“战旗飘飘,名副其实”的村庄,除了有悦目怡情的风光外,还有奋斗者的初心与远方。

战旗村位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之下,岷江水沿着2000多岁的都江堰奔涌,被纵横有序的沟渠分成条条涓流,静静地从这个小村庄流过。当越来越多的村庄为了挤上现代化的快车而饮鸩止渴时,这个村庄却被激发出强大的发展动能,凭借几千年农耕岁月积淀的文化和韧劲,成为乡村振兴中一面鲜亮的“战旗”。

漫步在战旗村,远处是婀娜的四姑娘山和银亮的西岭雪山,一侧是川西民居,另一侧是现代农业景观,脚下是一脉清流。恍然觉得,这一渠细水分明就是战旗的时间轴,带着“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历史,流向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未来。

徜徉于薰衣草花海中,人们很难想到,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的困境,这里也一项不落地遇到过。

战旗村隶属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地处郫都区、彭州市和都江堰市三区交界处,在2020年年初与金星村合并以前,全村面积约2.06平方千米,耕地共1930亩(约129公顷),总人口约1700人。[10]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村庄隐藏在中国60多万个行政村之中,是一个普通至极的乡村样本。1965年刚成立的时候,地处“三不管”地带的战旗村背着700元债务,所谓的集体资产就是1间破房和3条破板凳。

战旗是怎样“飘”起来的呢?比起大而空泛的“模板式”描述,人们更关心的是故事是怎样起承转合的,以及超脱具体人和事的理性分析和归纳。

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像战旗村这样,因处于都江堰水利系统中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两千多年的人文熏陶,因此战旗村的经验没有代表性和可复制性。这种质疑并不鲜见,只不过,虽然战旗村的发展过程具有特殊性,但其内在机制则具有一般性,是可以复制、模仿乃至替代的。能否从“特殊”上升为“一般”,是案例研究成败的关键。

斗转星移,从1983年战旗大队[11]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本书出版,正好是三十八年过去了。苍茫浩宇,弹指一瞬,历史翻到构建新型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崭新一页,也行进到了全球大变局下中国再次面临“去依附”挑战的关头。六十多年前,这里因中国处在美苏双重封锁下被迫“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高高举起战旗,拼上全村人力改造的湿田和不规整田块,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无数个战旗村庄的艰苦奋斗,正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摆脱对苏联依附的微观基础。六十多年后,战旗村在党的引领下,集体经济快速发展,村民生活再上新台阶,生态环境优美,地域文化特色鲜明,这里是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习总书记的第一个视察点,这里是习总书记向全国人民送出大红“福”字的地方,这里承载着习总书记“走在前列,起好示范”的殷殷期许。

在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乡村振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征程中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不仅是国家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压舱石,也将为促进国内大循环、加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关键基础。这一发展战略需要促成了内部秩序重塑的新型乡村。但现实中,一方面,许多村庄仍然普遍涩滞于“原子化”状态,集体经济空心化,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乡土社会只能任由市场经济洗刷荡涤;另一方面,大量资本拥堵在城市,追逐投机性收益,城乡资金融通方面存在多种隐形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战旗故事、战旗经验对于破解上述困境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无论城镇化怎么发展都会有几亿农村人口,我们不能一面有繁荣的城市,一面却是落后甚至衰落的乡村。农村的发展不单是产业发展,不单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化生活也要搞好。”[12]乡村是中国应对国内外重大风险挑战的压舱石。战旗任重道远,它的使命是成为中华民族迎接历史重大机遇和世界重大挑战的一面“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