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农民集体的“伟大斗争”——兼谈中国去依附的微观基础
本序言标题给定的主体是“农民集体”，其斗争之所以称得上伟大，主要在于生活在村落的农民集体与村落的生态资源，是以村社地缘边界为产权边界的，这一制度特点成为乡村“在地化（localized）”发展的内生性条件，由此，乡村振兴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农民集体利益，与应对全球化挑战、确保综合安全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因而，农民集体的伟大斗争才内在地具有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据此，本书关于战旗村经验的客观分析，也就有了记录中国农民获取自主发展权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涵。
笔锋起处，心气稍顿；“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团队尝试着开展不同地方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试图形成经验层次的“解读”并使之成为系列，算下来已经至少有15年了。我们十几年前先做了《解读苏南》和《解读珠三角》，十年前开始做《解读重庆》《再读苏南》，三年前开始酝酿解读战旗村的《一个村庄的奋斗：1965—2020》。《再读苏南》于五年前出版，现在，《一个村庄的奋斗：1965—2020》先于《解读重庆》完成，其他的解读研究仍在调研之中。
一、“偏师借重黄公略”[1]
2017年，无论是君不见，抑或视而不见，都难以忽略是年影响中国发展大局的两个重大政策——年初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年末的“乡村振兴战略”。先是2017年“一号文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针对农业结构性过剩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明确要求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型；接着是同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上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并于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接续着为乡村振兴做出了统筹规划，为中国农民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方式获取自主发展权的伟大斗争擘画了宏伟蓝图。
诚然，农业供给侧改革已然明确其指向是“结构性过剩”，与2015年出台的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并无二致，使已然习惯了“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及其部门碍难跟进，遑论乡村振兴！遂有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性安排发生——为了强化全党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统一意志，习总书记带领中央十九大当选的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2017年底的农村工作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与之呼应的是，2018年2月12日，习总书记到四川省战旗村视察乡村振兴工作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工作，这是习总书记在党中央确定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之后视察的第一个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为特色的村庄。习总书记对战旗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其“战旗飘飘，名副其实”。
由此，郫都区创新开办了“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邀请我们长期从事“乡村建设行动”的实践团队[2]参与学院的研究和培训，还为我们开展在地化的工作设立了“温铁军工作室”；同时成立的还有以战旗村党委书记名字命名的“高德敏工作室”。于是，我们科研团队和战旗村的干部群众便一起承担了归纳分析战旗村经验并且使之从特殊向一般升华的研究工作。
这个重大转变的同期，虽然这边厢中国人已经在自觉地做出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生态文明战略调整，但那边厢偶然中带着必然的交响乐也开始鸣奏：美国总统特朗普甫一到任，即确立了以中国为敌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并于2018年对中国先发起“贸易战”，随之发起打压中国科技进步的“科技战”和“教育战”，再辅之以遏制中国海外投融资的“金融战”等“莫须有”的单边主义制裁措施，极大地颠覆了跨国资本既往坚持的国际秩序，于是中国在2019年提出以乡村振兴作为压舱石应对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2020年做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调整……
我们看到，全球化危机频仍之际，农民组织起来作为有资产规模及有谈判地位的发展主体的战旗村，不仅率先践行中央要求的“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实现了向“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也更加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正是这种“乡土中国”内生性的村庄与国家发展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使战旗村经验对于如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趋势下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如何以深化改革实现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和促进乡村实现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在乡村中发现中国，在乡村建设中发现中国
自20世纪50年代战旗所属村（独立建村之前的原村）成立以来，该村的历史中每一个重大的发展关键节点都有时代巨变的背景，其发展过程也成为中华民族70年伟大复兴的缩影。
有些来战旗村参观的人觉得，战旗村是一个特殊的村庄，但我们的研究认为其发展经验仍具有可复制性——不管是比较现代的，还是相对更传统的村庄，都可以在其背后发现与战旗村发展机制共通的地方。也就是说，本书归纳的战旗村农民组织起来自主发展的经验，仍然是沿着一般性的思路框架，即“资本积累”从何而来，村社改制向何处去，再度重振集体经济的财产关系如何构建……调查研究重点是解析村社集体经济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运作机制是否具有一般性。
按一般的研究套路，我们在战旗村调研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川西平原的一个村庄，课题组应该做的是“格物致知”，对这个村子的现状和历史进行描述和分析；其次才是从其历史演进中发现宏观意义的国家发展在这个村庄留下的痕迹。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成果微观者多，宏观者少，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学者各自表述，学术研究者和实践探索者也各自表述，在体现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村庄研究中能同时融入本土文化观照和宏观研究视野的，少之又少。出于一种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度观照的使命感，本研究启动伊始就把和战旗村相关的微观、宏观、历史文化和行动实践四个研究视角置于一个大框架中，既在乡村中发现中国，也在乡村建设中发现中国。所谓在乡村中发现中国，就是从乡村寻找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其他文明的一种特质性。
近代以来，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始各种文化的交流、交汇之后，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在致力于讨论这个问题。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书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由于存在乡土社会而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质性。这是带着比较的视角去观察乡村所形成的经典成果。当代也不乏以乡土中国支撑比较研究者，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德教授、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孙歌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的赵月枝教授等，都在强调把乡村作为“方法”——把中国乡村作为人文研究的比较参照，从中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我们不仅要在乡村中发现中国，还要在乡村中建设中国。梁漱溟先生说：“作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于乡村问题也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大效用。所以乡村建设，实非乡村建设，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3]中国近代社会企业第一人张謇也说，他毕生致力的就是“村落主义”，他把村落视作中国在现代化的冲击当中谋崛起的一个最基础的单元。
所以，“在乡村中发现中国，在乡村中建设中国”是一个具有绵长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历史的概念，是近代有识之士致力于本土化知识生产、躬行于“在地化”社区发展建设所秉持的一个理念，也是本书的一个主题视角。
若说有什么不同，主要在于我们这个团队长期开展的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行动研究”。不同于“写作者在乡村中发现中国，被写作的对象在乡村中建设中国”的“一分为二”，我们既是研究者，也在乡村建设中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这主要归因于我们团队本来就是在各类志愿者深入乡村与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紧密结合的、在地化“支农实践”中形成的。此外，指导我们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的老师们，如黄平、汪晖、刘健芝、张晓山、张孝德、戴锦华、许宝强、周立、仝志辉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思想视角，他们从政治经济学、制度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变迁和国际比较等多元角度，对我们来自基层的经验归集进行了非常深刻的理论升华和分享，打开了我们思考乡土中国的视界，让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仍然感觉得到那种“顶天立地”的通透——既可以在半空向下俯瞰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演化过程，又可以像本书这样从一个微观案例研究的视角做充满乡土风情的细节描绘，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种上下结合，就像太极图的阴阳鱼那样，微观中见宏观，宏观中有微观，所得的结论乃至于研究过程本身，都具有可复制性。从一滴水中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辉，每个乡村背后都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历史积淀的影子，国家的每个重要转折点都可以在乡村实践中找到对应的行动。
当然，中国整体发展的跌宕起伏，这么多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会在乡村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累积，也许如火如荼，也许刻板走样，就像“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在空中，地上则是“大风起兮土飞扬”，尘埃降落形成的土层被岁月层层累积下来，使整个乡土中国虚怀若谷、含而不露。研究者的工作有点像考古，通过复原那个历史时空的“云飞扬土也飞扬”，为那些原本鲜活却因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而固形为“集体无意识”的记忆祛除蒙蔽，实之以宏微际会的客观理性解释。这个工作诚然艰难，难道我们能以艰难为理由而放弃追索，附随人云，将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地归因于某种主观偏好，甚至更简单地归因于所谓民族文化非理性？
本书延续了我们团队把研究对象放入中国大历史、大脉络的一贯做法，在研究中，写作团队的一个核心意图就是要表达“中国里的战旗，战旗里的中国”。当然离理想水平尚有差距，但承担写作任务的青年团队试图从经济基本面入手，要把一个村庄横跨三个历史时段的55年变迁说清楚的努力，值得嘉许。
三、道可道，非常道：宏微观相结合的村庄案例研究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
知易行难。在近代中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宏观环境在大概率上决定了微观主体的行动成本和收益区间，因此，宏观环境是创造历史的“第一位”条件。正确认识宏观环境的历史变迁，也就成为形成正确认识的第一只拦路虎。我们团队入手即“非常道”，先把我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读成果《八次危机》[5]作为背景，把“乡村作为中国‘去依附’的微观基础”作为核心思想，再将战旗55年历史分阶段回置于宏观环境当中，才做到将战旗村的重要事件、重要举措与其地理空间方位，以及事件发生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有机结合，形成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为了方便理解，下面举例说明。
第一，战旗在哪里。
标准答案是战旗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的横山脚下，柏条河畔。但这对于深度理解战旗村远远不够。从平面坐标来讲，它在中国的西南部。若经纬度之外，再加上海拔高度，形成一个“雪山脚下”的三维图景，则其地理和人文内涵就大不一样了。
人类文明的差异，取决于其缘起之际赖以生存的浅表地理资源。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绵延不绝亦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我国地质工作者就提出了“第三极”的概念。众所周知，地球有南极和北极，两极作为两个冰点，与温带到热带之间的温差成为全球大气循环和水循环的基本动力。但，在北回归线附近的亚洲大陆还有一个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的“第三极”，这是一个大面积的台地隆升，所以对整个亚洲大陆的气候影响非常显著。
青藏高原隆升使高原上方成为低气压区，吸引周边空气过来补充，这台“超级风机”使东南和西北区域的气候就此改变，形成“江南杏花烟雨，塞北白马秋风”的巨大差异。地理学研究表明，当今亚洲自然地理之基本格局、季风气候与青藏高原的隆升具有密切关系——历经青藏运动、昆仑—黄河运动和共和运动，最终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亚洲季风气候系统，取代了行星风系，奠定了亚洲成为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繁荣富庶的伊甸园的自然地理基础。[6]而战旗村处在从高海拔的青藏高原边缘向川西平原陡降下来的平原地区，既可得高原雪山之水利，又易受季节性水患所害，这就引出治水的话题。
如果再看人文特征，给空间视角加上时间视角，就能定位出战旗村在距离都江堰20多公里的地方。两千年古老灌区的渠水哗啦作响地流过村庄，夏日沿水而行仍略感寒意。众所周知，都江堰是战国末期秦昭公命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对全国政局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过去的成都平原是水旱无常之地，正是有了都江堰工程，把岷江分成内江和外江，内江的水沿着灌溉渠系流经成都平原，并且通过巧妙设计实现自动分水——水少的时候60%的水被分到内江，以保证几十万亩农业用地的灌溉；水多的时候有40%的水就足以保证平原的农业，60%的水被分到外江排出去，使民众不至于遭受洪涝之害，才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于是，古代也有一句话，“得陇先得蜀，得蜀而得天下”，强调这里对整个中国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再进一步看，就会对都江堰的人文色彩有更强烈的感受。都江堰的修建，是典型的国家行为。因其利国利民，所以从国家治水到以治水维系国家，内含着国家政权和水利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属性。仅从常识就可以想象，不仅是修建工程的时候要动员民力，而且整个水系每年都要维护，这就意味着国家和乡村基层之间必须有频繁的互动。那么，每年灌溉用水如何分配，如何收水费，如何组织人力来定时清理灌溉渠系当中的沉沙淤泥使水系一直保持畅通？这就导致从国家到地方基层关于水的经常性互动演化为治理体系。供奉李冰父子的二王庙前“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既是都江堰两千多年管护的核心经验，也是乡村和国家治理的精髓。虽然战旗1965年才成为一个单独的生产大队，但是它作为有历史传承和文化脉络的灌区治理内涵的基层组织，其村庄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关系，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得以长期延续的运作模式了。
第二，战旗是什么。
战旗村所在区域，在民国时属于崇宁县灵圣乡三甲。“三甲”不是前三名，而是意味着这里和其他村一样，被编在民国时期的“保甲”体系当中。它体现的是民国初期国家基层治理结构伴随着国家进入现代化的需求而进行的调整。
回望历史，这是一次成本极高的制度尝试。首先是因为小农剩余过少形成的乡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无力支付现代化上层建筑的制度成本。而民国时期的上层建筑保甲制的使命是不断地把国家的意志通过这套保甲体系下达到乡村——其间，任何政府如果要按照现代化上层建筑的体制编制进行管理，必然产生非常高的制度成本，而乡村薄弱的经济基础支撑不起这么高成本的上层建筑，那就会导致社会治理出现严重问题。
其次是过去小农和地主之间在农业上利益相通、共同承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制度基础被现代化经济打破。例如，以前是农民秋后向地主交租——农民和地主按照粮食的产量进行分成，不管是五五分成，还是四六或三七分成，总之就是产量的波动对地主和农民都有影响，即传统乡村佃东双方是共同承担风险的。而进入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增长的“黄金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的地主可以进城办工商业，就要求农民交现金租，而且是在每年土地发包之前就要预先交租，这样分成租就转变成了定额租，下打租变成了上打租，也就是农民一方面要单独承受自然风险，另一方面又要单独承受市场风险，不管行情好坏都要按照预计的产出价格也就是产值来交定额租，因此造成小农无力独自承担双重风险而大量破产。民国时期这种保甲制最后也告以失败，基层大量农村衰败，导致农民革命等。[7]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仍然以现代化为目标。村庄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战旗村前身集凤村“是什么”的不断调整。
1952年集凤村成立崇宁县灵圣乡第一个生产互助组，在此基础上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集凤村所在区域试办了灵圣乡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成立人民公社；1965年，集凤村从原来的金星大队分出来单独成立为“金星三大队”……对这个频繁调整过程的复杂性，恐怕要多做资料分析。客观来看，集凤村身处其中的基层核算组织先扩大后收缩，主要是中国在1952年之后大规模接受苏联援助，以及1957年之后援助基本中断所导致的一系列重要演变的压力之下，通过调整乡村基层的相关管理体制而应对危机。读者若读过我们团队出版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可能都会了解这一点。
新中国进入工业化时期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粮食危机。1952年，中国大规模接受苏联援助，大量人口进城支援工业化建设，导致城市粮食需求猛增，从农村正常收购难以满足城市需求，遂有粮食购销体制的重大变化——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8]。而要在农村实施统购，就必须解决与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问题，遂有让农民形成初级生产合作社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制度变迁，以内部化处理交易成本问题。1956年拖拉机开始批量生产，工业部门要求工业品下乡，就得成立高级社，进一步提高组织化程度以成规模地集中土地。
接着，中国发生外部“输入型”工业化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主要是“输入”中辍——苏联外资撤走导致的。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讲，156个项目、54亿美元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突然中断，结果都会是灾难性的。在中国，我们今天看到的表述非常平和：“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因为后续的项目投资迟迟没有跟进，所以导致1957年应该出台的“二五”计划难以制定。但由于很多在建项目预计到1958年甚至1960年才能投产，不继续追加投入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因此，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发动地方”，试图用地方工业化来代替中央工业化。
说到这里，仍然提醒读者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理解历史。须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量领导干部都是在游击战争中打出来的，基本上没有工业化建设经验，搞地方工业化时只能参照中央搞工业化的计划体制经验。而中央的工业化又是苏联专家手把手教的，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命令式做法，既有上层建筑照搬苏联科层体制的原因，也有苏联外资极大地加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因素。当地方政府也要按照这样的体系进行工业化动员时，直接遭遇的困境就是贫苦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土围子”干部群体转型为工业化管理专家的学习成本畸高，客观上出现了很多乱象。
就像1952年成立初级社主要是服务于城市需要的统购统销，而不是农民自发要求的一样，1958年搞人民公社也不是农业的要求，而是1958—1960年苏联先断援后撤资导致国家工业化遭遇“资本绝对稀缺”危机，中国为自救而不得不采取“要素替代”，主要就是以公社为单位把人力组织起来，用成规模的劳动去替代稀缺的资本，搞炼钢等五小工业，靠农村生产工业品弥补城市工业品不足。
我们在档案里看到1956年刚组建的高级社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部“双铧犁”（城市企业采用苏联图纸生产的支农工业品）。为了工业品下乡，就要把基层的各个小的各自独立核算的生产大队合并成大的核算单位，才能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工业品，但也导致了农业管理半径的扩大——这种在60多年前为了城市工业品下乡而推出的农业集体化管理办法，其实一直到现在都很难适应小农户的生产行为，势必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很低。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简单化地“恢复小农经济”，又势必造成分散农民遭遇“市场失灵”……当然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通过复合制度设计，走出在分散—集中这两个极端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的困境。
苏联对华战略性援助中断后，中国只能靠本国经济进行高强度的工业化初期积累，与此同时还要偿还债务。在紧张的经济关系下，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管理体制来对冲压力。1958年，中央把大量的企业下放给地方，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1961年把下放的企业上收中央，让农村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由此重新强调“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调整方向，农村经济开始恢复。
本来，“队为基础”指的是以“生产小队”为基础，因为生产小队就是一个自然村，管理半径相对比较小，但各地落实情况差异很大。江苏的华西村1961年开始调整到“队为基础”，而西部地区四川相对比较保守，集凤村一直是由上一级的金星大队统一核算，直到1965年逐渐认识到管理半径过高致使生产和管理无效率，才把原来很大的大队拆分成若干个生产大队，并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也把基层行政单位落到大队这一层。从那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基本还是这样的行政框架。
总之，如果放弃意识形态解读，则可认为，从集凤村经历过的从1952年农村初级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合作化高潮，再到1965年四清运动中的社队调整，客观上是我国农村经济对城市工业化的体制适应过程。
第三，何以名战旗？
为什么有“战旗”这个名字呢？这还是要从宏观背景上回答。
1964年城市工业生产有所恢复，工业品要下乡，农村通过大搞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有效增进城乡物资交流，一方面城市的工业品可以下乡，另一方面代表工业部门的国家可以得到农村以农产品实物作价的形式支付的工业品价款。于是就有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解放军学雷锋”。
战旗1965年独立出来时，叫作“金星三大队”。1966年，大队党支部书记蒋大兴说：“我们要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战旗”，村名从此就改成了非常具有革命气息的“战旗”。
这种非战争状态下的农民与国家的紧密关联，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历史上通常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动员农民起义，才把农村推向进取型角色——革命就要分田地，以动员农民一起打仗，建立和保卫新政权；而一旦改朝换代完成，农民队伍就解甲归田，回归到小农经济，农村就变成守成型。这种状态才是历史常态。20世纪60年代严格来讲并不算和平时期，那个年代“以战制战”才有后人看到的作为结果的和平。因为中国处在严峻压力之下，“农业学大寨”作为一种进取型战略，就是在有限自然条件下通过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用极高强度的人力投入来改变农业和农村的基本面貌。
战旗人当年的艰苦奋斗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过程。全村大搞民兵训练，几乎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一起“条田改土学大寨”。因为战旗村地势低洼，田地被水淹着，那就要把土垫高，用石灰来改土性，条田周边深挖水渠以及时排水，把下湿田改成高产田，以利于条田开展机耕作业，节省下来的人力投入到副业等项，增加整个大队的综合产出。“条田改土学大寨，沟端路直树成行”这十四个字说起来很容易，对于战旗人来讲却是一干就是十多年的高强度劳动，以至于战旗的小伙儿都不好娶媳妇，因为姑娘嫁过来会受累。
但，宏观来看，整个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能够渡过难关，恰恰是因为当年有八十多万个战旗这样的村（生产大队），通过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还有力支持了“三线建设”，构建了“国内大循环”，写就了中国在最为艰难的20世纪60年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去依附”经验，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奋斗的重要典范。
四、本书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启示
我们团队在过去十多年的有关区域研究中，以较强的创新性获得了广泛认可，本书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形成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笔者看来，本书仍可延续以往做法，归纳出“一二三四”，具体如下。
一个核心：乡村作为中国“去依附”的微观基础。
两个视角：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时间与空间相结合。
三个阶段：政治化竞争中的红色战旗、产业化竞争中的金色战旗、生态化竞争中的绿色战旗。
四个启示：成本内化、村社理性、资源权益、空间正义。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本书从战旗经验中得出的四个启示，以提请读者重视。
第一个启示是成本内化。
从国家70多年发展的角度说，当1960年苏联外资和技术援助全部中断之后，被当年控制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都“硬脱钩”的中国如何在内部消化外资中断的成本？须知，以往的依附是有“红利”的，当年苏联出于地缘战略竞争考虑对中国进行设备转移，中国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研发成本，迅速进入工业化。但是当陡然发生“去依附”时，中国一方面要还债，另一方面要调整国内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还要继续追加工业化投资，“去依附”成本几乎要翻倍，而这种制度成本又不能向外转嫁，那如何才使得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不至于半途而废？当年的条件下只能成本内化。而成本内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有集体化的村庄，其内化机制就是以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形成与城市工业品进行交换的物资产品和硬件条件——有这样一个广袤的、能够配合国家战略需要而主动形塑自己的农村作为城市工业品的腹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被迫“硬脱钩”条件下的国内大循环才得以构建。据此可见，战旗村有它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也是中国的外部性成本内化机制运作之时。
第二个启示是村社理性。
如前所述，基于地理资源差异，东西方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微观主体的行为理性。在东方，人们以村落聚居的生活形态形成了有别于个体理性的群体理性。战旗村提供了一个在组成社会结构的最基本行政单位——村庄——观察理性机制如何运作的机会。
中国的农村至今仍然是“三生合一”。所谓“三生合一”，是指生态、生产、生活这三个看似不同质的范畴在乡村这个空间场域是融会贯通、合而为一的。
中国的基本地理特征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加之水资源季节分布和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类生存面临严峻的资源禀赋限制，然而中国却能在人地资源矛盾如此紧张的条件下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
除传统农业具有精耕细作、循环利用和资源节约等特点外，村社内部共享同一地理资源禀赋的社区成员还形成了具有深度结构性关联的村社共同体，他们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共同团防抗灾，共同维护村内各种手工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性风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乡土社会的在地化文化和治理秩序，即“三生”基础上的“三治”。[9]
战旗从农业学大寨到举办战旗砖厂，再到新时代通过“三变”改革构建新型集体经济、振兴传统文化和乡村手工艺，每一项成就中都有村社作为一个整体组织在整合资源和要素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有归纳，将东方这种建立在村户双层结构基础上、以村落一定范围内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维系村社内部生产生活社会秩序、有效实现交易成本内部化的群体理性，称为“村社理性”。
第三个启示是资源权益。
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只有获得并且维护完整的“资源主权”，才能据此形成经济主权，才能有效充实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主权。对于村庄这样的微观主体，只有拥有地缘关系为边界的、较完整的“资源权益”，才能在较大程度上维持村庄在地化的“三生”与“三治”，进而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的制度空间，使村庄得以成为国家整体稳定和维护综合安全的微观基础。
当21世纪中国向生态文明转型时，乡村的资源权益就成为“深改”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问题是，城市长期占有乡村剩余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且渗透于方方面面的制度和话语中，中国如何才能改除这一路径依赖，实现向新型城乡融合关系的转型？
在以生态文明战略为主导的新时代，乡村资源要素的定价和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成为体现村庄自我发展权的重要内容。
我们看到，战旗村对村内资源不是通过一次性契约进行长期流转“以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是不断通过“龙虾两吃”，对价值显化的资源及时进行重新定价，拓展村内资源权益，所获得的收益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启示的普遍意义在于，明确了其他村庄要想学战旗，首先要拥有获取完整的资源权益的“制度空间”，这恐怕是一个绕不开的必要条件，也是战旗经验能否被复制的关键外部约束。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农村，因此我们对制度供给侧改革寄予厚望，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主动响应国家重大战略方向的调整，从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需求出发，让农民切实拥有自己的自主发展权。
第四点启示是空间正义。
当村庄的所有收益来自有自主开发权利的村内资源的时候，这个收益就要对全体村民进行体现成员权的社会化分配，这种“收益共享”才能使得村庄资源的整合成为一个可持续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既然所有的资源都是村内全体成员共有，那收益也就只有对村内全体成员进行分配，才算实现了空间资源内部化机制能够体现的全体成员身份认同，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空间正义”，才能在其后的资源资本化中对村民进行持续动员，深化集体经济组织对个体的整合能力。
此外，“空间正义”在中国还有着另外的、特别重要的宏观含义。纵观近代中国独立、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广大的地理纵深作为依托。这或许是中国长期对“陆缘”（有别于西方国家以“海权”为主的地缘战略）有效经营历史经验的延续。如果说遭遇外部危机时一直是靠空间来打赢时间是中国作为超大型大陆国家的特有制度优势，那么，每一个空间资源的主体就都需要得到相对应的分配，这就是宏观上“空间正义”的战略性内涵。
总之，战旗故事讲的是中国时代变迁的踪影在一个村的驻留，也是中国内涵的经验机制在一个村的充分表达。
我们在讲“中国经验”和“道路自信”时，这些概念从来不是停留在半空中的海市蜃楼，我们的自信是真切地体现在每一个村庄活生生的经验中的。像本书这样的村庄研究，是学术战线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努力，也为各条战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行动起来，从自己身边的乡村调研开始去认识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用多姿多彩的故事来支撑中国话语，这就有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底气。
《一个村庄的奋斗：1965—2020》即将付梓，作为本书的学术顾问，我很欣慰。希望我们不仅有“战旗村里的中国”，还有更多村庄里的中国。
是为序。
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首席专家 温铁军
庚子辛丑之交大寒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