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1]
代善（1583～1648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次子，在清（后金）初政治舞台上是一个出场颇多、位置也颇显著、历时又颇长的人物，在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三代重大政治事件中，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但当其在世，时人对其评价即大相径庭，一说赞其“宽柔能得众心”[2]，必承汗位无疑；一说则诋其不过一介“庸夫”[3]，无足轻重。后人论者寥寥，偶有涉及，亦贬其“人极蠢懦”[4]。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评论，时至今日，当弄清真相，对其做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评价，这是深入研究清朝开国史的需要。笔者在读史过程中，稍有心得，认为代善是清朝开国史上一个有过重要贡献的、值得肯定的人物，兹就其生平事迹加以分析。略抒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 佐太祖开基 功在创业
明朝末年，满族英雄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大地，创建了后金国家，这个小小的地方政权终竟代明而立，统治整个中国。作为这个新王朝最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不仅在僻处一隅的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最初的基业。而且，十年间定都沈阳，占有全辽，为他的后继者准备了足以与明朝抗衡的基本条件。努尔哈赤的成功除了历史为他提供了“一定的现成条件”以外，固然是他杰出的才干起了决定作用，但任何时候，一己的力量和作用都是有限的，只有同一政治势力集团中的全体成员，特别是其中的杰出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在斗争中有所成就，夺取胜利。努尔哈赤正是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这样一群满族的优秀分子，为他筹谋划策，冲锋陷阵，忠实地执行他的意旨。代善就是这个集团当中一个后起的重要力量。后金汗国的建立和扩展主要靠军事征服，在它从创立到初步稳定的整个关键阶段，代善差不多一直是努尔哈赤手下一员最主要的将领，所以，这一时期他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我们不妨先列举一下他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率兵于乌碣岩大战乌拉部兵，大获全胜。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随父出征乌拉部，将其灭亡。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随父进攻明朝，下抚顺，斩明总兵张承胤等。
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先率战将16员、士卒5000名守御扎喀关；萨尔浒之战爆发，率军往来驰逐，击溃三路明军，阵斩明朝名将刘綎。
同年七月，从父攻克铁岭，在城外与蒙古兵的战斗中，“先突出”[5]，生擒宰赛贝勒等150人。
同年八月，从父伐叶赫部，统兵攻下西城。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从父攻沈阳，率子岳托奋战明兵，斩首甚众。后领兵移金州民于复州。
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率兵驻防义州。率兵追截右屯卫逃人共886人，又戍守广宁。
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二月，奉命领兵往锦州、义州袭击蒙古兵，因蒲河等三处急需粮食，中途改往辽东仓运粮。
同年五月，从父往海州一带察看边境修城情形。
同年六月，率兵往复州镇压叛乱，又截获娘娘宫逃人。
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往蒙古带取恩格德尔额驸所属编户人民。
1607～1626年，近20年间，他活跃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战场上。在这些战斗中，他都既是冲锋陷阵、忠实执行父汗命令的猛士，又是能谋善断的指挥员。下面从几次重大战役来看他的作用。
1607年，代善25岁，史书始有他出征的记载，但不见得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很可能是他第一次带兵出征。这次，他与叔父舒尔哈齐、长兄褚英一起率兵往蜚悠城迎归附的瓦尔喀人，于豆满江（今图们江）畔的乌碣岩与乌拉部兵展开大战，即表现出坚定的敢斗精神。出发时，舒尔哈齐就以旗现白光，必为凶兆做借口，提议班师。初次带兵出征的代善没有被久经沙场的叔父的话吓住，和褚英站在一方，驳斥了舒尔哈齐动摇军心的谬论，发扬努尔哈赤敢打敢拼的一贯作风。“率兵疆进”[6]，当归路被乌拉兵截断，两军扎营相持时，他又和褚英一起在对士卒做了简短的、信心百倍的战斗动员之后，就各自仅领500兵奋勇向前。当时，他手下的大将常书和侍卫纳齐布都落在后面没有跟上，他全无惧怯，单人独马领兵配合褚英两路夹攻，以不可阻挡之势直捣山上的乌拉兵营。威风凛凛的代善与敌将博克多交手，竟“从马上左手攫其胄而斩之”[7]，史书记载活画出了这个青年勇士的勃勃英姿。这一仗，杀乌拉兵3000人，乌拉军队元气大伤，再不敢阻挡努尔哈赤的军队进取东海女真。乌拉部是海西四部中的一个大部，是努尔哈赤的劲敌，这次遭到惨败。所以，代善他们取得这次胜利对努尔哈赤势力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其势大盛，雄于诸部”[8]。而这一胜利的取得是年轻的褚英和代善的功劳，因此，当他们凯旋之时，努尔哈赤分别予以封赏，代善被赐名“古英巴图鲁”。
初次领兵作战，还只表现了他的坚定和英勇，在以后的战斗中，长兄褚英已被幽禁，他便成为父汗的得力臂膀。1613年出征乌拉部时，努尔哈赤与3万乌拉兵对阵，见敌势强大，恐怕损失太大，有些犹豫不决，代善说：“我师远伐，利速战，虑布占太（布占泰）不出耳，出而不战，将谓之何？”[9]一句话坚定了努尔哈赤决战的信心，随即挥兵进战，攻克乌拉大城。战斗中，代善奋勇杀敌，追击败兵，射杀过半。1618年，努尔哈赤兴兵进犯明朝，刚出发两天，遇雨，努尔哈赤意欲回兵，这时，又是代善进言：“我师既入明境，遽引还，将复与修好乎？师既出，孰能讳之？且雨何害，适足以懈敌耳。”[10]一番话把不能回师的理由层层摆出，说得非常透彻，努尔哈赤也认为他说得好，接受了他的意见，连夜传令军士冒雨起行，终于一举攻下抚顺、东州、玛哈丹及台堡500余处。
不难看出，这时，已届壮年的代善已是一个成熟的将领了，他坚决、果断，善于分析敌我形势，掌握作战时机，能够帮助努尔哈赤拿主意，是父汗的一个好帮手，但最能表现出他的军事才干和统兵能力的机会是萨尔浒大战。在这场关系后金存亡命运的重大战役中，他自始至终是战场上的实际副统帅，他很好地领会了努尔哈赤制定的总作战方针：“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1]，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分四路而进的明军。他率领军队出击时，胸怀全局，打得主动、灵活。当他奉命率兵先行，迎击由抚顺进发的西路明军时，出发不久，就得知西南方向清河路又发现明军。他冷静地判断了情况，认为“清河路虽有兵，其地狭险，不能遽至”[12]，还是按原定计划前往扎喀关迎击西路明军。后来事实证明，清河路明军果然没能迅速前进，代善坚决按原部署行动是正确的。兵过扎喀关，代善即令披甲前进，到赫齐格，得知明军在围攻界凡山上后金运石筑城的步兵，队伍立即赶往界凡山，到达之后，代善随即登上界凡山吉林崖，向下冲击，会同右军，令左翼四旗兵监视苏子河对岸萨尔浒山上的另一部分明军。部署完毕立即行动，在战斗的紧急时刻，他的指挥是果断的。
把萨尔浒、界凡山的西路明军消灭后，这天夜里，代善与努尔哈赤分别在两地宿营。这时，北路明军已经到达尚间崖扎营，哨兵连夜报告代善，代善吩咐隐蔽监视，天明即往。第二天一早，他不等努尔哈赤的大队赶到，仅率300多人便奔赴尚间崖。在那里，又发现三里远的斐芬山上也有敌兵。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三次派人向努尔哈赤紧急报告军情。等努尔哈赤赶到，合兵一处，他即按努尔哈赤的部署，指挥左翼两旗骑兵下马步战，但只有四五十人下了马，明兵就冲过来了，代善见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一面对努尔哈赤说：“父，不行。尼堪兵（明军）进攻了，我们要前进！”[13]一面便一马当先，率领两旗兵直冲进敌营，杀死明兵大半。其余六旗兵随后掩杀，直杀得尸横遍野，“河水皆赤”[14]。然后，又消灭了斐芬山上的明军。
第三天，大队南进，迎击南路明军。代善自请率领20人扮作哨卒先行探察情况，入夜，赶到赫图阿拉，安定眷属民心之后，又马不停蹄赶出城外，迎候努尔哈赤的大军。天一亮，即率领队伍南奔。接近午时，在阿布达里岗与明军相遇，代善即欲亲自领兵登山冲击敌人，这时，皇太极自告奋勇担当冲锋的重任，要代善警戒后方，对弟弟这种勇敢争先的精神，代善表现了一个兄长的宽厚与亲爱、一个主将对副将的配合与支持，他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弟弟，并十分关心地叮嘱弟弟注意安全，不要轻率冒险，自己则领一支兵向西配合行动。在弟兄俩的夹击下，明兵抵敌不住，四散溃逃，代善挥兵乘胜追击，在瓦尔喀什旷野与阿敏的队伍会合，前后夹攻明将刘綎的二营兵，阵斩刘綎，全歼明军。代善下令军队稍事休息以后，继续前进，又在富察旷野消灭了一支明军，并收降了朝鲜兵。然后代善留驻三天，打扫战场，之后才回到赫图阿拉。
上述代善在萨尔浒之战中的全部表现不仅充分说明了他沉着冷静又果断机敏和雍庸大度的大将之才，而且可以看出：他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努尔哈赤是全局总指挥，而具体率领队伍往来驰逐冲杀的最主要人物是代善，其他诸王都处于次要地位。这一点，《满文老档》记载很明确，自始至终突出大贝勒代善的副帅作用。不过，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清实录》关于这一点的记载与《满文老档》不一致，凡是《满文老档》突出代善的地方，《清实录》都写作“诸王”。比如，初一日，在界凡山下，定进明军之策时，《满文老档》记：“大贝勒向众贝勒、诸大臣说。”而《清实录》则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谓众臣曰。”初三日早晨，从尚间崖往界凡进发时，《满文老档》记：“汗本人和大贝勒率兵跟进。”《清实录》所记则为“帝随率诸王等领大兵行至界凡”。还有初四那天，朝鲜军队请降，《满文老档》记载是“大贝勒和诸弟、诸大臣商议”决定受降。当朝鲜副元帅金应瑞和都元帅姜弘立先后来见时，都是“会见大贝勒，大贝勒以礼相见，设宴”。而《清实录》所记都是“诸王议定”“见诸王”“诸王设宴相待”等。总之，根据《满文老档》记载，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代善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主要指挥者，而《清实录》的记载却把他降低到和诸王同等的地位。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改动。大家都知道，《满文老档》是这一时期史事的原记录，而《清实录》的最早本子《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都是皇太极时期所修，虽以《满文老档》为依据，但难免不为迎合当政的皇太极而有所增删，就萨尔浒之战中关于代善的记载而言，朝鲜人李民寏所著《栅中日录》的记载就与《满文老档》是一致的。李民寏作为一个站在客观立场上的亲闻目击者，所记当是真实信史，这就足证在这个问题上《满文老档》所记的真实性，前面所举《清实录》与之不同之处，显然是《清实录》的撰修人为了突出皇太极的作用而有意隐讳了代善当时所处的真实地位和作用，而没有按《满文老档》所记如实撰录。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在初一日后金军队进发界凡途中，《清实录》比《满文老档》增加了两段文字，记载代善两次按兵不进，经皇太极督促才继续提兵前进，这显然也是为抬高皇太极、贬低代善而加的。
再从史实的全面分析来看，《满文老档》的记载也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努尔哈赤晚年，在安排继嗣人选的时候，最初安排长子褚英掌政，但他见褚英“从幼心胸狭隘，肯定不会宽大为怀地抚养国人”，感到不甚满意，所以他让代善和褚英“两人执政而分给了大半国人”[15]，在诸子之中最得厚爱。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诸弟告发褚英“心胸狭隘”，虐待诸弟和大臣，努尔哈赤因此不再信任他，不许他出征，也不许他掌政，他便心怀怨恨，阴谋叛乱，事情败露以后，于1613年被幽禁，两年后被杀。从这时起，代善就成了无疑的继承人，努尔哈赤说过：“我本人死后，想把我的儿子们和大福晋（夫人）给大阿哥（代善）优厚收养。”[16]就是说将传位于代善，这在当时后金内部是大家都清楚的，所以才连沦落后金一年多的李民寏也认为“（努尔哈赤）死之后，则贵盈哥（代善）必代其父”[17]。可见代善的继嗣地位是确定无疑的。
另外，从掌握的军事实力看，诸王中也独有代善管领两旗军队[18]和努尔哈赤本人一样，也证明努尔哈赤是确定代善为继承人的。所以说：代善的地位是高出诸王的，《满文老档》记录史事时将其与诸王分开，突出他的副帅作用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
代善不仅英勇善战，带兵打仗是父汗的得力助手，而且在平时运筹帷幄、计议军国大事方面也能审时度势、献计献策，帮助努尔哈赤确定大政方针。比如，在对待朝鲜的策略上，代善就“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进言努尔哈赤，“极力主和”[19]。在当时，后金实力还不甚强，全力向辽沈地区发展，提出这样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努尔哈赤也很赞同，认为“敌国之多，非我所利”[20]，从而制定了暂与朝鲜交好、一意攻明的外交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有勇有谋、忠实积极的大儿子，努尔哈赤信任和器重是很自然的事。
代善为人又比较宽厚，“凡得罪奴酋，临杀”，他都“多有救解”，所以“胡（女真人）中皆称其宽柔能得众心”[21]，是颇得人心的、有威信的，所以说，无论地位还是能力，代善都不是庸懦之辈。
不过，从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致使他失去了继嗣地位。其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干，也不是遭了别人的阴谋暗算，而是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暴露了他思想上和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使他失去了威信。第一件事是1620年3月，努尔哈赤的庶妃泰察告发，代善与继母大福晋有暧昧关系，曾接受大福晋送的饭食，大福晋曾夜间私自外出。众贝勒大臣也说，大福晋“每值赐宴会议之际，必艳妆往来大贝勒之侧”[22]。虽然努尔哈赤出于事业的需要，不愿损害这个得力助手的威信，对他进行回护，没有责罚他，只托言别事处治了大福晋，但此事于代善的威望及努尔哈赤对他的信任当然是不无影响的。第二件事是，在萨尔浒营建新宫的时候，代善挑剔再三，一定要住最好的地方。努尔哈赤虽然依从了他，但他如此行事必然使努尔哈赤不悦。1620年9月，又发生了第三件事，代善之子硕托与人密谋叛逃投明，事情败露以后，在审理过程中，诸王揭发代善听信后妻谗言，虐待前妻之子硕托弟兄及诸王，只因大家一向惧怕代善，都不敢言。如果说前两次对代善在生活作风上的过错努尔哈赤还能容忍，那么这一次就不能了，这个寄托着自己未来希望的人竟如此专横跋扈，以势欺人，这种作风绝不能迁就，他严厉斥责代善说：“因为妻的唆使便想除掉亲子与诸弟，像你这种人如何够资格当一国之君？”[23]接连发生的几件事使代善的威信大大降低，不再受到父汗的特别器重。努尔哈赤为了自己开创的基业能够长久，不愿使“强势之人”继承汗位，而他的两个儿子褚英和代善恰恰都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再发生，他设计了八旗贝勒共理国政的政体形式。他说：“为汗者接受所给予的八旗人众，食其贡献。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贝勒若有违犯扰乱政治的恶行，其余七位和硕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可杀则杀之，生活道德谨严、勤勉政事者，纵使治国之汗出于一己私怨，欲罢黜降等，其他七旗对汗可以不让步。”[24]规定了汗和八旗贝勒互相监督制约的原则。这次事件对代善打击很大，可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的权力削弱了。1621年2月，努尔哈赤又重新追查了他在上年进攻蒲河的战斗中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此后的战斗中，史书就不再有突出他的记载。说明他的地位已不那么显著。到1622年，努尔哈赤进一步明确了八旗贝勒推举“有才德能受谏者”继承汗位的办法。至此，代善的继嗣地位正式被取消，降低到和诸王同等的地位。
而在这个过程中，皇太极则由于政治上的成熟和军事上的“冒险图功”越来越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与重视。1621年，便有“皇太极，父兄依赖如眸子”[25]的高度赞誉，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褚英被杀的教训，代善不能不小心谨慎，以防不测，自然也就表现拘谨、消沉，所以这时到后金的朝鲜使臣郑忠信看到的和听别人谈到的代善都不会是值得称道的人物，他得出“贵盈哥特寻常一庸夫”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还应当指出，也正因为代善能引咎自责，谨慎从事，而毫无怨愤，不像褚英那样胡作非为，所以，努尔哈赤没有进一步责罚他。他仍然管领两红旗，仍然经常承担差遣重任，在后金进占辽沈地区以后，无论是领兵平服汉人的反抗斗争，还是带兵及时运送粮食物资，他都是一个重要角色。这些事实《满文老档》都有记载，本文前面也略有列举，兹不赘述。
总之，1607～1620年，代善为满族的统一、后金汗国的建立和领土的扩张，驰骋疆场，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1612年以后，他更成为努尔哈赤最主要、最信赖的助手和汗位的继承人，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1620年以后，虽生变故，被取消继嗣地位，但仍不失为诸王之中的重要一员，堪称辅佐努尔哈赤开基创业的元勋。
二 助太宗立业 安邦定国
代善并非一介“庸夫”，不仅1620年以前的事实可证，就是1620年以后也是这样。“庸夫”的评价虽然是有原因的，但也还是有失公允的。特别是努尔哈赤死后，他对安定后金国家的政局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也不啻为元勋，但这一点往往为其所谓“庸懦”的表面现象所掩盖，而不为人重视，要对这个问题有个充分的认识，必须从当时局势的严重程度和代善所为所产生的后果来分析。
努尔哈赤临终没有指定继承人，按其生前规定，当由八旗贝勒推选之，推选谁呢？按照常理，代善资历最长，实力最强（管领两旗），能力也较突出，年龄又居长，似乎是最有资格的候选人，但诸王无人提名，是大家不关心这事吗？当然不会，大家还等着“立嗣后举哀”。不发言的原因显然是大家感到为难，不举代善而举别人似乎于理不顺，难保不发生问题，但举代善也未必顺利。因为从当时的形势看，如果代善即位，后金国家内部即使不发生兵刃相见的明争，也必然陷入极不安定的暗斗局面。为什么？因为皇太极早就在进行争夺继承权的竞争了，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皇太极进取心强，行动以代善为相比较的目标，处处与代善争功，这一点史有明载，不乏其例。如萨尔浒之战中，初三日，代善领20人扮作哨卒先行探察消息，皇太极因祭神耽误，晚了一步，发现代善先走之后，他在前面提到的阿布达里岗战斗中，自请担任正面冲锋的重任，而要求代善侧面配合行动。又如，1621年在沈阳城外与明总兵李秉诚作战时，努尔哈赤出于对皇太极的爱护，不让他领兵出击，要他领兵“驻于城边瞭望”，皇太极说：“令后至二红旗固山兵（代善之兵）瞭望！”说完，就领兵前进，努尔哈赤又派阿济格追去劝阻，皇太极也不听，急得努尔哈赤只好指挥自己率领的两黄旗兵前往助战。皇太极当先奋勇冲杀，大败明兵，还乘胜追击60里方收兵，又一次立一大功。当然，这些情况不能说皇太极对代善心怀嫉妒，但至少说明皇太极时刻注意，唯恐落在代善后面，对这位同辈中地位最高、资历最长的兄长不能不说是有与之处处争功的意味。所以，孟森说皇太极“冒险图功”[26]，实在是很确切的评语。
皇太极的争功是不是年轻人单纯的争强好胜呢？不能把问题看得这么简单，虽然皇太极时期所修的《清太祖实录》对这个问题没有透露，但从当时其他史书记载中还是可以略窥端倪。1621年，朝鲜使臣郑忠信从后金回国，向国王报告后金情形时说：“洪太主（皇太极）虽英勇超人，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接着，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有阿斗（阿敦）者……酋常密问曰：‘诸子中谁可以代我者？’阿斗曰：‘知子莫如父，谁敢有言。’酋曰：‘第言之。’阿斗曰：‘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酋曰：‘吾知汝意之所在也。’盖指洪太主也，贵盈哥闻此，深衔之，后阿斗密谓贵盈哥曰：‘洪太主与亡可退、阿之拒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贵盈哥见其父而泣，酋怪问之，答以阿斗之言。酋即招三子问之，自言无此语，酋责问阿斗，以为交构两间，锁扭而囚之密室，籍没家赀。”[27]这事《满文老档》也有简略记载，说明实有其事。这段记载证明皇太极确与代善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个竞争是以汗位继承权为目的的，而且在这时皇太极已经取得了优势。其实，这一斗争在官修史书中也留下了蛛丝马迹，《清太祖实录》有这样一段记载：努尔哈赤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诸王等告天盟誓：“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亡，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害，俱坏（当作‘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28]努尔哈赤何以带领诸王如此宣誓，且有“不咎既往，惟鉴将来”之语，显然事出有因，史官虽不便明言其事，却也留下了些微痕迹，这恰恰是兄弟激烈斗争在官修史书中的微妙反映。
努尔哈赤一死，兄弟间的竞争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进行了如此长期努力的皇太极当然不会放弃原来的打算。这一形势连明朝都有所传闻，说：“奴酋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29]上述原委就是造成诸王在推举新汗问题上感到为难的原因。这种情况代善当然是清清楚楚的，形势要求他做出抉择，要么当仁不让，坚决竞争，那结果就难免造成分裂和混乱；要么真心让贤，拥立才能和实力也都很出众的皇太极即位，那就大家相安无事，带来的是政局的稳定。他权衡的结果，选择了后者，主动提出拥立皇太极，解决了大家的难题。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来，他确是真心相让，态度十分坚决，当时，“诸将欲立嗣后举哀，贵荣哥（代善）曰：‘父欲立弘佗始（皇太极）。’弘佗始曰：‘当立者兄也。’相让走避，于是要土（岳托）等往谓贵荣哥，又请弘佗始，号呼奔走于两间曰再三，凡三日，贵荣哥竟使要土等率诸将六七人群拥弘佗始，抬举而至尸前，及发麦（笔者按，当是‘乃发丧’之误）。”[30]这是私家所录，官书记载与此略有出入：“大贝勒代善子贝勒岳托、萨哈廉兄弟共议，至其父代善所。告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遂与岳托、萨哈廉定议。翌日，诸贝勒大臣聚于朝，代善以其议告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皆喜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31]这里把代善主动相让写成了岳托、萨哈廉首倡，把岳托等居间两面相请写成了单请皇太极，这样虽然也肯定了代善鼎力推举皇太极的事实，但却抬高了皇太极的威望，贬低了代善的作用，看来也是“为尊者讳”之笔，不如私家所记近乎人情世理。不过，无论官书所载，还是私著所记，皇太极即汗位得力于代善及其子岳托、萨哈廉是毋庸置疑的。《燃藜室记述》一书也同样肯定了这一点，它是这样记载的：“贵荣介（代善）让弟弘他时（皇太极）曰：‘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弘他时略不辞让而立。”
通过以上对皇太极即位全过程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在国中无主的严峻时刻，代善顾全大局，把个人利益纳于阶级与集团的利益之中，主动放弃汗位继承权，并且在自己两个儿子的协助下，以两红旗的实力为后盾，极力拥护皇太极即位为汗。这绝非“庸夫”之作为，而是胸怀博大的政治家之举措。这样做的结果是避免了一场激烈的内部斗争的爆发，维护了国家的安定，这在当时满族进占辽沈为时尚短、统治尚未巩固、国内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对后金国家的安全稳定尤其是有重大意义的。
代善安邦定国的作用还表现在皇太极即位以后，在加强集权、实行一系列加速后金国家封建化步伐的政策过程中，他始终是皇太极可靠的支持者，他有威信，有地位，也有涵养，是化解各种矛盾的钥匙，尽量像黏合剂一样弥合着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裂痕。皇太极初即位，权势并不很大，“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32]，往往遇到一些难题，这时代善都和他站在一方，以大贝勒的地位和威望说服别人尊重皇太极的旨意。就在皇太极刚一即位，封宗室子弟爵号时，阿巴泰因未能封为和硕贝勒而大不满，口出怨言，拒不出席宴会，这是使皇太极很为难的事，是代善为首责备阿巴泰不明道理、越分抗行，终于使阿巴泰认罪受罚[33]。同年十月，皇太极派代善、阿敏等率兵出征蒙古扎鲁特部，阿敏“行事变常，语言乖异，有‘谁畏谁，谁奈何’谁等语。比遣使奏捷于上，语侵代善欲相诟骂，代善容忍，以善言解之。方遣使以克敌事奏闻”。[34]阿敏先前的怪话显然是针对皇太极的，当代善要遣使向皇太极奏捷的时候，阿敏便迁怒于他，言语相犯，代善没有计较，反以善言排解，缓解了阿敏的不满之后，才遣使奏捷。这是代善为了维护新汗的尊严，自己委曲求全。当莽古尔泰在皇太极面前拔刀相向的时候，又是代善严厉地斥责他：“如此悖乱殆不如死！”率诸贝勒定议给予惩处，革去其大贝勒名号，夺五牛录部属，并罚驼马、银等，[35]帮助皇太极完成了强化汗权的重要一步。最能说明问题的突出事例还是大力支持皇太极南面独尊。由于皇太极是以八固山贝勒之一的身份被推举为汗的，即位后，按照八旗贝勒共理国政的原则规定，仍沿袭努尔哈赤时期旧制，由三大贝勒轮流值月，掌理政事，坐朝时，也与三大贝勒平坐，但不久，他就开始了集权活动，将二贝勒阿敏幽禁、三贝勒莽古尔泰削去大贝勒名号，他俩便失去了与汗平坐受朝贺礼的资格。于是皇太极提出莽古尔泰“可否仍令并坐”的问题让大臣们与代善等诸贝勒商议，会上，“诸贝勒执不可并坐者半，代善曰：‘上谕诚是，彼之过，不足介怀，即仍令并坐亦可。’顷之，又曰：‘我等既戴皇上为君，又与上并坐，恐滋国人之议，谓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礼也。礼本人情，人心所安，即天心所佑，各遵礼而行，自求多福，斯神佑之矣。自今以后，上南商中坐，以昭至尊之体，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上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如此方为允协。’诸贝勒皆曰：‘善。’于是以其议奏闻，上从之”。[36]当时，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代善的表态是关键性的，开始，他没有很好领会皇太极的意图，因而表示“仍令并坐亦可”，但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明白了情势所迫，并坐已非“遵礼而行”，为了“天心所佑”“自求多福”，实质就是树立起汗的绝对威权，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他毫不犹豫地退居下位，使皇太极的意旨得以顺利贯彻。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从此，皇太极南面独坐。这是皇太极强化汗权过程中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步骤，标志着汗的独尊地位的根本确立。正因如此，皇太极对于自己取得的这一成就特别感到兴奋激动，而对大力帮助他顺利达到目的的代善也特别尊重，优礼相敬，这在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特为招待代善和莽古尔泰的宴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当代善、莽古尔泰奉旨进宫时，皇太极亲自迎到宫门外，就座时，皇太极坚持要让代善居中。众妃向代善行礼时，皇太极避立一旁，以示崇敬，然后又要下座给代善敬酒，代善力辞，皇太极还是亲执玉斝，跪而奉敬，代善连忙跪受。“是宴也，上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令诸贝勒递相进酒。上与代善素不饮，是日，互相酬酢，皆颜酡，诸贝勒群臣凡予宴者皆畅饮，时有以戒酒辞者，上曰：‘今日之宴，盈廷同庆。但此后不可纵耳。’令各尽欢。”[37]此时，皇太极欢欣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即使后来称帝时，他也没这样激动和高兴。这正是由于他深深地懂得这次确立南面独坐仪制意义的重大。
在皇太极即位后巩固汗位、强化汗权的过程中，代善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努尔哈赤晚年，由于政策的失误，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特别是满汉民族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经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国家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这时，如果统治集团内部再出现公开的斗争和分裂就必然危及这个新兴政权的存在，因此，这时满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统治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代善恰恰是这统一和稳定的最主要维护者，是出了大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是他制止了后金国家极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发生，挽救了后金的危亡，并不过分，这是我们肯定其在这一时期历史作用的首要方面。
另外，从皇太极即位为汗的后果来看，也间接地肯定了代善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就政治上的远见、才干和斗争的坚定性相比，应当承认皇太极都比代善高出一筹，他即位后，政治上加强集权，实行改革，加速后金封建化的步伐；在经济上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在军事上讲究策略，坚持对明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总之，从各方面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又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很快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国家得到安定和发展，为逐鹿中原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既是代善甘为臣下、拥立皇太极的直接后果，也有代善大力支持皇太极正确路线实施的一份功劳，所以说，这也是代善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间接表现。
代善明智的、以大局为重的作为说明了他的历史作用，也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胸怀，体现了他值得称道的宽仁敦厚、急公忘私的个人品质，这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当时，与之相敌对的明朝爱国志士夏允彝就曾盛赞其“举止与圣贤何异，其国焉得不兴”[38]？正因如此，皇太极特别尊敬他、倚重他。他不仅继续经常带兵作战，为后金打天下，而且是后金国家最高议事和决策机构——议政王会议的首要人物，许多重大案件的处理都经他掌握议定。一些重要的政策和制度，他也都曾参与商定，努尔哈赤所封的四大贝勒除了皇太极即位为汗之外，只有他一直保持着大贝勒的名号，直到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改封贝勒为亲王，他被封为礼亲王时为止。前此，他的地位一直高出诸王，自此才与其他亲王并列，所以整体来看，在皇太极时期，代善的政治地位仅次于皇太极，而其历史作用也仅次于皇太极。
三 保世祖继统 消弭内乱
代善晚年，患有足疾，行动不便，但他仍是朝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且晚节可嘉，特别是在世祖继统的问题上，他又一次表现出顾全大局、急公忘私的可贵品质，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突然发病死去，当时的政局比努尔哈赤死时还要紧张，诸王围绕继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主要是两股力量：一是礼亲王代善、镶蓝旗贝勒济尔哈朗和两黄旗大臣索尼等为一方，属意于皇太极之长子豪格；另一方是多尔衮在同胞弟兄阿济格、多铎及代善之子硕托、孙阿达礼的支持下谋争自立。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各不相让。斗争的结果，采取一个折中方案，即双方一致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问题以双方的互相妥协得到暂时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代善所起的作用如何呢？他是始终参与了意见，并且颇有影响的一个人物，首先在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诸王会议上，为了问题能顺利解决，他采取主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豪格是“帝之长子，当承大统”[39]，这是先发制人，在当时是有利于问题顺利解决的一种意见，因为：①豪格为长子，且屡立战功，有相当威望，由他继统理由充足，最容易为人所接受，即使反对者也不好辩驳；②豪格有两黄旗的坚决支持，这两黄旗还包括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并入的正蓝旗，实际上是三旗的支持；‘还有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和代善本身的正红旗也倾向于他，他便差不多有五个旗的支持力量，有较强的竞争实力；③以代善的年资德望首先倡议，这本身也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他这一举动是于尽快结束不安定的局面有利的。不想豪格自谦辞让，而多尔衮一方态度毫不动摇，代善于是退而支持两黄旗大臣“立皇子”[40]的倡言，当然，双方意见仍无法统一。这时，两黄旗将领“佩剑而前”，表示“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41]，以武力相要挟，非立皇子不可。当此气氛十分紧张之时，多尔衮镇定自若，默不作声，而他的支持者硕托出面时而提出自立，时而又提议立代善，[42]在这种情况下，代善申言“老不予知”朝政，[43]退出会场，济尔哈朗也随之退出。代善此举显然并非真心不予朝政，而是对两黄旗将领的武装干涉的默许，利于向对方施加压力。所以，多尔衮见无法再坚持，便机智地提出立福临的折中方案，代善也就不再坚持，大家宣誓拥立福临继统。
这是不是代善庸懦或者机会主义的表现呢？不是。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如果再坚持原来意见，非立豪格不可，显然行不通，原因是：①多尔衮是在尊重豪格本人意见的前提下提出折中方案的，所要拥立的福临又是皇太极的嫡子，既然长子谦让，便立幼子，也是顺理成章，不好提出异议；②多尔衮有两白旗和阿达礼、硕托等人的坚决支持，也有相当实力，加之本人又足智多谋，早在皇太极生前就是诸王中极为突出的一个，也极有影响，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如果一定要立豪格，而否定他的意见，斗争双方还是无法取得统一，势必长时间争执、相持不下，或者只好武力解决，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的，也是没有好处的。代善改议“立皇子”，并不是放弃原议，只是换了一种委婉的方式坚持原议，因为他知道诸皇子中只有豪格被推戴的条件最优越。最后，他接受折中方案，也并非无原则，而是从尽快解决继统问题、维护局势稳定这一原则出发的，当时形势下，双方彼此妥协，形式上维持权力的均衡，是解决矛盾、求得稳定的最好办法。因此，代善等人放弃原来提议，接受折中方案是和多尔衮提出折中方案同样明智的、有益的让步。
另外，当阿达礼和硕托还要生事，积极策动多尔衮夺位自立而试探代善的态度时，代善严厉地教训了他俩：“既立誓天，何出此言？更勿生他意！”[44]但他俩不听训诫，继续活动，第二次找代善，把“议立睿亲王（多尔衮）”的打算明白告诉他，这时，他不仅明确警告他俩“何为再发妄言，祸必立至”，[45]而且不顾亲子之情，将他们的阴谋活动告发，结果两人被诛。到这时，这场争位的危机才算过去，小皇帝即位，诸王各安其位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在这事的处理上，代善的作用是尤其重要的，张玉兴认为：阿达礼和硕托的活动是在多尔衮的授意，至少是同意之下进行的，是多尔衮“躲在幕后的政变尝试”[46]。笔者同意这一分析。这说明多尔衮虽是拥立福临的首倡者，却不是消弭内乱、稳定危局的功臣，这个功臣应该是代善，是他自始至终为稳定局势而努力，正是他坚持“立皇子”的提议，才使多尔衮被迫让步提出折中方案。特别他最后告发自己的亲子与亲孙的悖乱行为，实际上等于揭露了多尔衮的阴谋，等于将了多尔衮一军，看他如何表态。不想多尔衮心狠手辣，为了保全自己不惜牺牲同党，连夜将阿达礼和硕托及其家属一并处死以灭口。代善此举不仅是打击了多尔衮的野心，粉碎了他的政变企图，而且也是对任何企图夺位者发出的警告，有杀一儆百的作用。
代善在处理这件事上的态度有没有看风使舵、两面讨好的机会主义之嫌呢？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他似乎是毫无主见，人云亦云，模棱两可，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得出否定的结论。代善先提出立豪格是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法则，也是从实际出发，因为豪格也是一个有实力、有功勋、久经考验的杰出将领，具有推举的优越条件；他后来又放弃原议，接受多尔衮的提议则是情势使然，并无转而倾向多尔衮之嫌，这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特别是最后告发阿达礼、硕托一举更说明了他是有主见、有原则的，他的主见是遵礼而行，立皇太极之子为帝，他的原则是坚决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统一与稳定，尽快结束不安定的局面和杜绝祸乱。试想，假如他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是一个看风使舵的骑墙派，那他大可不必告发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看着他们被处死（在这个时候，多尔衮和多铎对阿达礼和硕托的活动就正是采取明知不问的回避态度，静待事态的发展）。他不会不明白，阿达礼和硕托是要争取他的支持，他不表示反对是完全可以的，那样于谁都没有损害，还可以讨好多尔衮。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却以牺牲儿子和孙子的生命为代价来维护统一与安定，这绝不是一个以一己私利为轴心、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政客所能为的。
年逾花甲的代善又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立了一大功，这一功的历史意义也和17年前他主动放弃汗位来维护国家的安定一样重大。因为这个时候明清战争已进入最后决战阶段，如果这时爆发内乱，清的力量必然大大削弱，那就会延缓全国统一的过程，将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不利影响。由于维护了内部的统一与稳定，才保证了一年后迅速取得进取北京、进而统一全国的最后胜利，又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多民族新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所以说，代善也是一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作出了贡献的人物。
综观代善一生行事，可以说是外征战、内安邦，在清朝开国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特别是在两次解决继统之争的重大问题上，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和不计私利的牺牲精神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定，为这个新兴的民族割据政权的顺利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所起的这种作用是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为常人所不易起到的作用。在清（后金）初政治生活中，他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分子，由于他的存在，防祸乱于未然，化分裂于未萌。在清（后金）初政治斗争这个大舞台上，他是一个配角，但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而是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配角。他甘当配角，以极认真的态度去演好配角，处处使自己的行动与主角密切配合。正由于他的出色配合，才使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更充分地发挥各自的才干，主演着一出出威武雄壮的时代活剧。
当然，我们肯定代善的历史作用，看到他的历史功绩，并不是说他是完人，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私、狭隘和贪图享受等阶级属性。上述1620年发生的事件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并且，将其与皇太极对比，应当承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他的思想都比较保守，不时表现出思想上和个性上的弱点。也正是这些弱点决定了他的配角地位。但一些剥削阶级的开明人士往往能把眼光看得远些，为了阶级和集团的长远利益而做出一些牺牲，服从阶级和集团的需要，而在当时这种需要恰恰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代善的行为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缺点和弱点并不影响我们肯定他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应当说明：由于思想和认识水平的不同，尽管他努力当好配角，但也曾和主角发生矛盾和意见分歧，对于这类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曾大发雷霆之怒，严责代善及其子岳托、萨哈廉“轻慢君上”“心怀异志”。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代善等也曾图谋不轨？先看事情的起因：多尔衮、豪格远征察哈尔余众凯旋，皇太极率诸王、大臣出城迎接，把归降的蒙古福晋赐予豪格为妃，豪格原有妻，是莽古济之女，莽古济因爱女而不满皇太极的做法，说：“吾女尚在，贝勒豪格何得又娶一妻也！”便赌气独自先行回城，正巧代善因为两个儿子有病，也没有随皇太极行动，而单独出猎，见莽古济从营前经过，便邀请入营，设宴款待，并送给礼物。皇太极因此大怒，派人谴责代善和萨哈廉，并罢朝以示威。然后，在诸王、大臣的叩请下出朝，历数代善“轻肆之处”达十项之多。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事，莽古济的不满不过是口头上发发牢骚、行动上使使气而已，代善和他交往也纯属偶然，不过是一般礼节上的往来，并没有共谋什么不轨行动。后来大臣们在议罪时说“大贝勒与皇上相左，另在前行，两人俱怀怨望，结党宴会”，“同毁皇上”。[47]其实这不是事实，皇太极自己也只说代善“邀请怨朕之人”，并没说他们有“同毁”的语言和行动，大臣们的话显然是看皇太极眼色行事、添枝加叶的附会之词，代善的行为充其量也不过是不够检点罢了。皇太极为这样一件平常小事如此大怒，这是他有目的的借题发挥。再从他指责代善的问题来看，除了与莽古济交往的事以外，还有九项：①1629年征明时“违众欲返”；②征察哈尔时“坚持欲回”；③赏功罚罪时偏护本旗；④大肆渔猎，以致战马疲瘦，是“不诚心为国”；⑤诸子放鹰，扰乱民间；⑥明知蒙古苏泰太后已许嫁济尔哈朗，而“强欲娶之”，却不娶皇太极为之选定的囊囊太后；⑦争聘额驸杨古利所欲聘之女为媳，是“欺弟而胁其臣”；⑧违犯军令，杀新降蒙古人；⑨虐待属人。这些问题说明代善平时行为不检，存在不少缺点，但大都属于私心作怪、感情用事、约束不严和自由散漫的表现，根本谈不到什么“心怀异志”。就是其中的第一项虽涉及军国大计，但也不过是看法上的不一致，当时皇太极即位还不久，还没有确立独尊地位，按照八旗贝勒共理国政的规定，代善提出自己的看法，提议班师，也并不是什么越分的事，何况他经八固山额真的说服，得知大多数将领都不同意班师的建议以后，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同意进军了，说明他并没有故意刁难皇太极的意思。这事是天聪初年八旗贝勒共理国政制度的一个具体反映，说明不了代善“心怀异志”。可见皇太极以这些问题为由责备代善欺君悖乱，实在有些小题大做。他为什么要借题发挥、小题大做责罚代善及其子岳托和萨哈廉呢？这是他出于强化汗权的需要有意采取的措施。这时，与他地位平等的三大贝勒中，阿敏早已被囚，莽古尔泰已死，只有代善功高位显，虽不成为威胁，平时却难免有不恭敬之处，借个题目敲打敲打他（连同样功高位显的二子在内），既警告他本人，又能起到镇唬大家、引起重视的作用，进一步树立起为君者的绝对威权。其实，他完全明白代善绝没有“心怀异志”，所以他脾气虽然发得大，在定罪处理时，却宽得很，不过罚银、马、甲胄而已。这样看来，这次事件只能说明代善存在一般性的缺点和弱点，并不影响我们在前面对他作用和地位的肯定。
列宁认为，评价一位革命家，应该从“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来评价。[48]这一原则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把代善的活动纳入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环境去分析，同他以前和以后以及同时的人——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联系起来，才能充分认识他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有众多叱咤风云、贡献卓著的伟大领袖人物，更有无数平凡的人同样为社会进步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东西，代善虽不堪称为前者，却是后者之中杰出的一个。
[1]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
[2]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3]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中华书局，1980，第3145页。
[4] 萧一山：《清代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
[6] 《清太祖实录》第2卷。
[7] 《清太祖实录》第3卷。
[8]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0，第2861页。
[9] 《清史稿·礼烈火亲王代善传》。
[10] 《清史稿·礼烈火亲王代善传》。
[11] （明）傅国：《辽广实录》上卷。
[12] 《清太祖实录》第2卷。
[13]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8卷。
[14] 《清太祖实录》第3卷。
[15]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卷。
[16]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4卷。
[17]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
[18] 《建州闻见录》《朝鲜李朝实录》《满文老档》。
[19]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中华书局，1980，第3085页。
[20]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中华书局，1980，第3148页。
[21]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22] 金梁：《满洲老档秘录》。
[23] 李鸿彬：《皇太极继嗣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4] 李鸿彬：《皇太极继嗣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5] 《清太祖实录》第3卷。
[26]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商务印书馆，1936。
[27]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中华书局，1980，第3145页。
[28] 《清太祖实录》第3卷。
[29] 《明熹宗实录》第76卷，天启六年九月丁酉。
[30] 李鸿彬：《皇太极继嗣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31] 《清太宗实录》第1卷。
[32] 《胡贡明五进狂瞽奏》，《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卷。
[33] 《清史稿·阿巴泰传》。
[34] 《清太宗实录》第9卷。
[35] 《清太宗实录》第10卷。
[36] 《清太宗实录》第10卷。
[37] 《清太宗实录》第11卷。
[38] （清）昭梿：《啸亭杂录·续录》第2卷。
[39] 《沈馆录》第6卷。
[40] 《清史稿·索尼传》。
[41] 《沈馆录》第6卷。
[42] 《清史稿·索尼传》。
[43] 《沈馆录》第6卷。
[44] 《沈馆录》第6卷。
[45] 《沈馆录》第6卷。
[46] 张玉兴：《多尔衮拥立福临考实》，《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
[47] 《清太宗实录》第25卷。
[48]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