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恢复教研

我不聪明，但我勤奋，脚踏实地，从不取巧，抓住时间，不虚度光阴。天给人的时间是一样的，从不偏爱。我的座右铭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只有悟此道，才能“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已过“不惑”之年（41岁），这41年历经抗日战争和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几乎一次也没有逃脱过。所幸的是天命惠顾，及不断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被政治运动的旋涡所淹没，现在好不容易地从政治的大风大浪中上了岸，从炼狱中走了出来，是喘口气歇一歇呢？或是放松一下，看一看变化呢？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丧失的时间补回来，把被断烂了的学术生命延续下去。我要抓住这有限的学术生命和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大好机遇，作为我生命学术的起始，充分地、高效地运用这天老爷对每个人都平等的1天24小时，为繁荣中国哲学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样我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给1977届哲学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这届学生都是老三届的知青，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极高的学习热情，但年龄较大，如宦乡的女儿宦国琳已30多岁。我对自己提出高要求，深入钻研，认真备课，探赜索隐，条理清晰，讲出高水平，加上我板书秀丽，讲课受到同学的好评和赞扬。

这个时候虽然没有明确提倡搞科学研究，但我在讲课中深刻体认到，若不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学术研究中，若对中国哲学没有钩深致远的研究，讲课的理论水平肯定不高。要讲好课，必须搞科研，必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能人云亦云，这样，就必须转学术生命为生命学术，即转生命为智慧。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后从事科研，深感既不能按“儒法斗争”“评法批儒”的这两条斗争路线讲中国哲学史，也不能按“文化大革命”苏联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两个对子讲中国哲学史，也不能按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的“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讲中国哲学史，而应走中国哲学自己的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老路虽平坦，无风无险，但没有新意，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虽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但总是自己走出来的。于是，我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己所选定的《周易》和朱熹思想研究的课题继续做下去，按自己的思想之路走下去，万幸的是1963年完成的《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抄走，“文化大革命”中积累和撰写的《朱熹思想研究》的部分初稿也还保存着。于是，重新翻阅旧稿，觉得还有价值，便参考各方面的资料，整理修改，重新诠释，后多次到北京大学蔚秀园张岱年教授家请教。记得我“文化大革命”前去张先生家请教问题，他住的是中关园16号平房，房子较蔚秀园宽敞，任继愈教授也住中关园平房，我也去请教过。蔚秀国两间房比较小，所以非常挤，到处是书。张先生非常认真地看了我的《周易思想研究》，既有很好的赞扬，也提出了宝贵意见。这时，恰好负责《哲学研究》的辛冠洁教授看了我《周易思想研究》的手稿，觉得很有新意，建议出版。他是老干部，又与出版界的领导比较熟悉，经他与湖北人民出版社联系，我的《周易思想研究》便作为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哲学史丛书》的第一本，在1980年8月出版，由于它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本关于《周易》的著作，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光明日报》《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金隆德教授的《喜读〈周易思想研究〉》，他认为“这部书的问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值得重视”, “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领域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他说：“作者把成书时代、思想体系迥然不同的《易经》和《易传》严格区分，理清了长期以来 ‘援传于经’‘以传解经’的混乱现象”，作者“努力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以及近世有关著作，比较参验了从战国、秦汉以来的争论异义，还吸取了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这些论点是建立在充分的科学基础之上的。……所以他能在许多地方提出高于前人的见解，并有相当的说服力”, “作者对于文字古奥的《周易》不仅逐字逐句地推敲。……同时还钻研了甲骨文和金文。古文字研究往往是我们中青年哲学史工作者的薄弱环节。该书再次说明，要科学地整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在古文字学方面非下功夫不可”。文字、音韵、训诂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功，不懂此功，在解释古人文本时往往不明其义，以至望文生义，不能准确把握古人思想的本真。不充分掌握资料，不做古今中西比较，不明研究现状，亦很难度越前人，提出自己的创新见解。后金隆德教授从安徽社会科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思想研究所工作，在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时不慎摔倒受伤而死，一个有极大学术潜力的中年学者去世，是中国哲学研究界的一大损失。

1963年《周易思想研究》初稿完成后，我就依照哲学史教研室分配我重点研究宋元明清哲学的要求，转入宋明理学具体人物研究。我的研究思路是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即通过具体人物哲学思想的研究而把握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我认为这个研究思路比较可行。但我也提醒自己，不要陷于点和微观而不拔，一定要有面和宏观的眼光，即以面和宏观来观照点与微观，这样才有可能较真切地诠释点与面、微观与宏观。《周易思想研究》也是为掌握宋明理学家的思维方式、逻辑结构、观念体系提供参照。通过对宋明理学有影响的具体人物的切入，便能较好地体认宋明理学的本真和细微的意义。不做微观的研究而直接做宏观的论述，往往流于空泛和臆测。当我看完了陆九渊思想文本和其他一些资料后，觉得应与朱熹思想联系起来研究。科学研究不能钻牛角尖，否则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最忌进去出不来，以至十八头骡子拉不出来，结果一辈子无收。因此，我便暂且放下陆九渊，确定以朱熹思想作为宋明理学研究的突破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中“人大三红”与“新人大”两派武斗死伤同学后，我就当了“逍遥派”，抓紧时间读朱熹的文本，以后下“五七”干校，都没有间断对朱熹资料的研究。到北师大后，我利用北师大丰富的古籍藏书对朱熹生平的地方志及有关资料，做了仔细的梳理和深入剖析，并草拟成书稿，“文化大革命”后当《周易思想研究》修改完后，便立即开始《朱熹思想研究》的整理和修改，发表《朱熹唯心主义认识论批判》（《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论朱熹的“一分为二”和他的形而上学观》（《哲学研究》1979年第6期）、《子产辨——评叛徒江青授意炮制的一篇反党黑文》（《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略论墨子以三表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试论中国古代“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学说》（《群众论丛》1979年9月创刊号）、《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北方论丛》1979年第6期）6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