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会成立

“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我们批判了依“儒法斗争”来写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但是却以“文化大革命”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以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阵营、两条路线斗争为指导思想，并遵照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在十多年的哲学史研究和教学中，我总觉得依此来分析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不太契合，会引起中国古代哲学或唯心或唯物的争论，众多哲学家的定性确定不了，相持不下。这就是说，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定义其实是苏化了的、形式主义化了的定义。因此，“文化大革命”后如何研究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也是清算“四人帮”思想的重要课题。因此，在1979年10月14日—19日于太原迎泽宾馆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从朱熹思想评价问题谈起》的论文。论文油印出来后，我送给张岱年先生审阅，请他提意见，他认真看过后，说了四句话：“文章精湛，文字简练明畅，内容准确深刻，可说成熟之作。”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关于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并纠正“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中对朱熹的不实评价：一是关于朱熹战和态度的评价——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分析古人思想；二是关于朱熹哲学性质的评价，批判哲学史研究中的极左思潮；三是关于朱熹发展观的评价，分析“形而上学等于反动”这种不符合哲学史事实的“公式”；四是关于朱熹思想的阶级实质的分析——一个阶级的理论代表与他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文章虽重点讲朱熹，实是讲当时的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陷入这些问题困境而不能自拔。我想通过朱熹思想研究，立足度越，开辟新路径，拓展新思路，走出旧困境。于是，我提出哲学逻辑结构论，并以此来分析朱熹思想和王守仁思想，撰写了《朱熹哲学逻辑结构论》和《王守仁哲学逻辑结构论》的论文。逻辑结构论的方法是从中国哲学实际出发，适合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讨论会上，石峻教授讲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要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不能用欧洲哲学史来比附中国哲学史以及批判继承的问题。

太原会议期间，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选举70岁的张岱年先生为会长，冯友兰先生时为84岁，便担任顾问，参加会议的其他中国哲学史学者在年纪上没有超过张先生者。任继愈、石峻两教授为副会长，我担任理事。会议期间参观晋祠、崇善寺、吕祖庙等。18日晚，在太原体育场开5000人大会，听于光远讲话。19日，石峻、方立天和我去五台山参观，后回北京。在参观五台山期间，只见五台各寺院残破不堪，僧人很少。据僧人介绍，五台山在现代曾遭三次大破坏，第一次是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占领五台山，各贵重文物和经籍遭抢劫，几乎是洗劫一空；第二次是土地改革运动，文物、经书遭破坏；最严重的是第三次，即“文化大革命”，不仅经书、佛像遭烧毁，有的殿宇也遭毁灭性破坏，僧众遭驱逐，流落各方，“文化大革命”后才回来一些。文化遗产的破坏是不能复原的，复原的也不是原有的，这种毁灭性的破坏是极大的犯罪行为。人们传说有一女大学生出家在此当尼姑，当时觉得很奇怪，于是我们就专门去拜访，并与她进行了交谈。她说是为了寻求精神慰藉，人们就猜测可能是失恋或精神受创伤而出家。现不知这位高僧在世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