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镇反对象

1951年8月底9月初，温州来了几次极猛烈的台风风暴，暴雨成灾。虽然泰顺山区损失较少，但亦受灾。这时泰顺已是树树秋声，山山寒色。这年我16岁，被调到温州干部学校学习，校址好像是原永嘉师范学校。干校校长是董锐，人很瘦，有一只眼睛不好，另一只眼睛却很厉害，不知别人感觉如何，反正我有点怕。幸好只在他做报告的大会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上见到他。后来有一次他在报告中提到瓯海中学“维也纳音乐会”是托派组织，这使我非常惊讶。我原来一直以为“维也纳音乐会”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理论和为贫苦大众解放而奋斗的教育，一直以参加“维也纳音乐会”及相关的进步活动为自豪，这一棒打下来真把我打懵了，干校的纪律是不准串连，不准订攻守同盟等，出校门也受限制，因此，不能去访问瓯海中学的同学和老师。到干校学习，本来我是挺高兴的，以为可以获得很好的学习机会，但到干校报到时，我就觉得气氛不对，不仅工作人员对我们态度很严肃，而且墙上、柱上都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标语之类，我懵懵懂懂，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反正看见来干校学习的人年龄都比我大，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16岁孩子。这期干校有300～400人。下面分班、班下分组，我被分到一个组里，先在大礼堂听董锐的动员报告，动员大家交代问题和反革命罪行，再讲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等等。一般要讲一上午，以后便学习讨论报告，制订自己坦白交代问题的计划以及思想改造计划等，写出来，贴在分配给组里的墙上。这时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三青团区分部书记。组长问我交代什么问题，我真犯难，我交代什么呢？我问自己。他看我这么小，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肯定够不上，其他反革命罪行也不至于。他说：“看你这个人是一个面相和善的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学习？”我被搞得莫名其妙，直到董锐宣布“维也纳音乐会”是托派组织，我才知道是这个问题，也知道了我进干校的原因。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开始进行镇反运动，1952年12月公安部门统一“肃托”，要将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并收缴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我当时年轻，没有社会经验，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政治问题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多么重要。只觉得干校的伙食与在泰顺土改时吃番薯丝当饭有天壤之别，不仅每餐有米饭、米粥，而且星期天改善伙食有馒头和肉，菜也比较丰富，在泰顺除了竹筍，就是苦玛菜。竹筍白煮，一点油和肉都没有，或者竹筍加盐，几个月吃下来，肠里的油都被刮光了，人很瘦很瘦。所以，我就放开肚皮吃，反正没有定量，吃饱为止。有一天早上我喝了12碗粥，这是破我个人纪录的，也是破干校学员纪录的。人们都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我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我就是吃得多么！尽管干校生活有各种限制，但我觉得挺好过的。

一个小组8～10人，从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都要在小组里开会学习、讨论、谈体会、检讨思想顾虑，及如何树立对自己政治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态度等，整天就讲这些。每个人都要写学习体会，写后交给组长，组长交给班里。年纪大的人讲起来一套一套的，也有沉着脸不说话的，有顾虑重重的、愁眉苦脸的、无可奈何的，亦有装作无所谓的、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有像我这样不知所措的，反正各种人都有。开始我不知说什么，如何说，组长就点名叫我说，这是我最不愿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说，但都会说得结结巴巴，言不达意，说了也不知自己说了什么。

这样学习了一个月左右，就开全校大会，动员交代问题。校长董锐说明党的政策，进一步动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问题。他要大家丢掉幻想，国民党反攻大陆是痴心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绝对打不起来，等等。他警告大家说：“你们每个人的反动材料都已被掌握，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侥幸过关也不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竹筒倒豆子，痛快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和罪行，不能像挤牙膏一样，一天挤一点，不老实交代。”这样，小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讨论、领会党的政策，消除思想顾虑等。不久就召开了全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一进会场就有人领着喊口号，接着董锐讲话，然后就有人上台坦白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等，中间不断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会场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在这种高压气氛下，神经稍有点脆弱的人就受不了，况且这些人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境，因此，失眠的失眠，吃不下饭的吃不下饭，整天垂头丧气的垂头丧气，什么人都有。这次大会后就有人自杀了，是夜里起来吊死在走廊里的，早上被发现时，我们大家去看，班干部已经把他放在地上了，他可怖的面孔在我年轻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下气氛更紧张了，很多人的脸色更难看了。各组每人纷纷轮流交代问题，我就如实交代了“维也纳音乐会”和“土改经验交流组”的事。我交代后，大家说这不是问题啊！这是进步的革命活动和为党做的工作啊！我说就只有这些事实和活动。

我们小组的组长自己带头交代了三青团区分部书记的问题，他对组里的工作抓得很紧，每天都要到班里向班干部汇报组员交代问题的情况，即将组里的人挨个地汇报，他自然汇报了我交代问题的情况。第二天小组会一开始，组长就介绍班干部对我们组交代问题的意见，他把我们组分成三类：一是交代问题较好的，但不彻底；二是交代问题较差的，想蒙混过关；三是不老实，不好好交代问题的。要大家对照检查自己，老实彻底地交代问题。我觉得自己是老实交代问题的，可是组长说班干部说我不老实。当时班干部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谁敢不相信。于是，小组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要我老实交代问题。组里的人一下子对我变得另眼看待，好像不认识了似的。这不怪他们，因为这是阶级斗争，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分子，我属于被镇压对象，当然不能像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董锐在报告中一再提到的。既然是阶级斗争，那么就不能手软；手不软，心要硬。据说中央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有八条规定。所以，对我心硬手不软，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对16岁的我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真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避是逃不了的，只能面对现实，但身边没有一个熟人、亲人可诉说的。我问自己，这里谁了解我的苦衷？谁知道我的实际情况？我为什么要受不白之冤？一会儿觉得自己没有出路了，一会儿又很气愤，为什么把反革命托派的帽子扣在我头上，一会儿又觉得非把问题搞清楚不可。各种各样的思想涌上心头，悲观、失望、苦恼、焦虑等交织在一起，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有天夜里我爬下床，在外面偷偷地大哭了一场。然而，我仍不知如何交代是好，于是我便搜索枯肠，竭力回忆，还是一些进步的活动，我虽详详细细地做了交代，一次又一次地写了坦白书，但换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批判，说我根本不是交代反革命活动，而且摆革命功劳，责令我必须老实交代，否则就要被打倒，等着的将是从严处理，这一下那委屈、冤枉、悲观的心情就升到了极点。有几天我真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在失眠的日子里，我横想竖想，总想不通，想不明白。我在强大压力下反思，在反思中挣扎。我想怎样才叫老实呢？是按照班干部的意思，胡编乱造我托派的反革命罪行，胡说乱咬一些同学、同志参加托派组织，这就叫老实吗？但我想到胡编乱造不仅关系到做人的起码品质，而且关系着人的起码道德。这时我想起在私塾里读的先圣先贤的话，老师教导的话，做人要讲诚信。诚信是做人最起码的品质和道德，我想我不能跨越这个道德底线。《中庸》中说：“君子诚之为贵。”《荀子》中告诫：“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我想起孔子在回答子贡食、兵、信三者虽都很重要，但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什么？孔子回答：“去兵”；再不得已在食与信两项中去掉一项，孔子回答：“去食。”信是不能去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以，我想来想去，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不能胡编乱造，不能冤枉别人，相信政府是讲诚信的。为此我遭到更多、更严厉的批判，以为我是死不坦白的人。但我想宁可自己以所谓不老实坦白而被从严处理，也不能陷害别人。我想自己大不了就是坐牢。这样想通了，也就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了。尽管学习班临结束时，对我的批判更严、更猛，但我坚守诚信这一条不动摇。当时，我告诫自己，我要做一个诚信的人、不说谎的人、老实的人。如果说参加土改、与贫雇农“三同”是体质生命、肉体生命的磨炼，那么镇反学习便是心灵生命、思想生命的煎熬。这种煎熬比体质生命的磨炼更难受，更痛苦。肉体生命的磨炼，人与人之间还是同志，可以相亲相爱，互相关心，互相友爱，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心灵生命的煎熬却截然相反，人与人之间是敌人，是斗争的对象，没有关心而只有狠心，没有友爱而只有仇视，没有互助而只有斗争，没有共济而只有压挤。虽然两者生命的磨炼和煎熬可以贯通，但重点和主旨分殊。经此磨炼和煎熬，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懂事多了。尽管友爱的关心离我远去，但总觉得好像缪斯在耳边向我诉说，勇敢地昂起头，希望就在前面。

镇反运动的学习是三个月一期，绝大部分人交代清问题就算结业了，各回原单位、原地方，只留下少数几个不能结业的，我就是其中之一，留校继续学习改造，老实交代问题。后来有人透露，我属于思想顽固、死不认罪的人。这是对一个16岁的人不想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而照事实交代问题的评价。可见，任何评价都有先入为主的问题，都是从既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的，即从已有的价值观出发认识、评价问题。尽管这个评价不符合事实，但价值评价掌握在强者手里，强者就是评价的标准，强者就是正确的，弱者只有挨批、挨斗的命运，而不能有异议。以后的政治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温州干校第一期结业后，第二期很快就开始了，这在1951年元旦之前。新来的学员把我当成老学员，有的心情沉重地向我打听第一期的学习情况：怎样学，学什么；如何交代问题；交代什么问题；等。我就我所知道的和经历的做了介绍。我估计他们与第一期一样，不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就是三青团区分部书记。有的人就问我，他已在单位交代了问题，为什么还要到这里“坦白交代”？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在社会上、单位里已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了，所以他们进来时都顾虑重重，不像我第一次进来时那样轻松，不知学什么。当时我离开泰顺时，领导只告诉我到干校学习，我总以为学习是一件好事，可增长知识、学问，哪知道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学习！这种学习的内容、性质、方法，与我原来所理解的学习完全不是一码事。我原来所理解的学习是学习政治及理论知识、业务技术，提高认识，增长才干；干校学习是学习坦白从宽地交代罪行，划清敌我界限，不过也叫学习，这大概是广义上的一种学习吧！

第二期学习内容、进度、方法以及时间安排都与第一期差不多。班干部、学校领导还是那些人，是原班人马，对我的状况，我所交代问题的情况，他们都清楚。期间，班干部还找我个别谈话：一是不要向新学员乱介绍情况；二是说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要老实交代问题；三是希望我起带头作用，带头老实交代问题。谈话的态度倒比较诚恳，我也表示要好好交代问题，争取第二期结业。在集中交代问题的阶段，我虽搜肠刮肚，要像学校领导要求的那样把问题竹筒倒豆子似地都倒出来，可是一点也没有增加够得上实质性的反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我们学习小组的人在交代了问题后，放下了历史包袱，精神显得轻松多了。有的人为了表现积极，结业时所填的表上有个好的鉴定，领导有个好的评语，这张结业鉴定表寄回原单位，原单位领导对他有一个好的印象，就积极批判我，向我开火，说我不老实交代问题，一定是隐瞒了重大反革命罪行。批判的火力、压力比第一期学习时大，我曾想来这里学习的人大概都受到批判，不是在原单位就是在这里，可为什么要把自己受批判的痛苦心情又加给别人，能不能不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事。我又想，人是不是都有对己宽、对人严的情结，对“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我产生过怀疑。但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思想的包袱、顾虑以及紧张的程度就没有第一次那样强烈，思想的碰撞、震荡也没有第一次那样激烈，我仍然坚持自己诚信的道德信念不动摇，心情比第一次平静，没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为他们攻击我的“重炮”是我隐瞒重大的反革命罪行，即所谓托派组织的“维也纳音乐会”。这是因1948年瓯海中学托派学生大拉选票，控制了学生自治会，中共瓯海中学地下党支部为广泛团结同学，孤立托派控制的学生自治会而组织的党的外围组织，当时实际负责人是中共瓯海中学党支部的吴廷享和王毅，李作模任会长。1948年12月后，由中共瓯海中学党支部书记张良权负责，张良权是与我们瓯海中学男同学一起到泰顺参加土改的，是我们带队的人，即领导，他同我的关系比较好。攻击我、批判我的人也不想一想，1948年我只有13岁，一个13岁的初中学生能干出什么重大反革命事情？且瓯海中学就在温州市，离我们学习的温州干部学校只有几步之遥，去调查一下就清楚了，不知何故仍抓住我不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坦白，死路一条”等话语在我耳边响个没完。最后，我听多了，听惯了，就不觉得稀罕了。

我总觉得“坦白”是坦白事实，并不是胡说，把胡说瞎编当作事实，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实事求是”是共产党坚持的原则，但实事往往被歪曲、编造、诬告所遮蔽和误导，被高压、斗争所迫而不得不承认被歪曲、编造、诬告的事实，这样实事就被完全颠倒过来，被歪曲、编造、诬告的事实便成了真实事，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实事求是”的“求是”是去伪存真，去假求真，让被歪曲、遮蔽了的实事恢复真面貌，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若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不会发生伤害人的冤假错案和运动后的“平反”了。其实，一个冤假错案伤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一族亲戚、一群朋友等，从而造成人心的不稳定、社会的不安宁。希望不要把痛苦强加给无辜的人！不幸的我，第二期结业时又被留下了，第一期与我一样没有结业、被留到第二期的都结业分配了，只有我这个“顽固分子”留下了。有一天班干部看到我挖苦地说：“你又留级了，我可不愿看到你再留级呵！”对我来说，“留级”有两种：一是学业上留级，我没有；二是政治上留级，这次是经历了。我想我从小学到中学不仅从未留级，而且是不断跳级，这一下可体会到“留级”的滋味和痛苦了。

第三期学员不完全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区分部书记，大概温州地区的这部分人已轮训得差不多了，因此有国民党员和“伪职员”中的一些低级官员。这时已经是1952年了，第三期中间又转来一些“老虎”，即“三反”“五反”运动中各单位揭露出来的“大贪污犯”，送到温州干校来要他们彻底交代贪污事实。我们原小组成员坦白交代问题基本告一段落后，就与其他小组调整成20人左右的“打虎队”，我尽管仍属于不老实交代问题者，但没去处，就被放到“打虎队”，分配给我们队一个“老虎”。干部学校董锐校长又做了动员报告，说明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特别说到抗美援朝的形势，不法奸商与我们干部内外勾结，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国家建设，以旧棉冒充药棉，危害志愿军的伤病员等罪行，然后学习、讨论报告。有的人义愤填膺，表示要与“三反”“五反”分子斗争到底。当时，大家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的观念，不动员也照办。我记得我们“打虎队”的对象是原温州粮食局的干部张骏，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负责粮食调运工作，粮食在调运工作中有亏损，就说他与奸商勾结，偷卖粮食，贪污赃款。原单位转来的材料中说他贪污的数目很大，有几千斤粮食的亏损。干校“打虎队”便采取疲劳战术，白天、黑夜进行批判斗争。“打虎队”成员可轮流“作战”，可张骏一个人就不是轮流而是连续挨斗了。张骏进干部学校时是一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半个月斗争下来就面黄肌瘦了。他开始一直说自己没有贪污，后来终于受不了疲劳战术，开始交代“问题”, “打虎队”就要追问粮食被卖到哪里去了？卖给什么人了？他说不出来，便翻案。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翻一次，斗争的火候就升温一次。最后，他实在受不了就胡编了一通。我当时是“打虎队”材料组的成员，负责把每笔贪污的时间、地点、数目、出处、卖给谁等落实下来。每落实一笔，他都显露出痛苦的表情，有时又用迷惘的眼神看着我们。

第三期干校学习临近结束，“打虎队”队长要我们带着张骏去追一笔“赃款”。这笔“赃款”他说是把粮食卖给了平阳县鳌江镇的一位商人，钱没有给他。我们带着他坐船、走路（当时没有汽车），我看他脸色非常犹豫，又非常难受。我们过鳌江时他跳江了，我们便下去救他，在群众的帮助下终于把他救上来了，到鳌江镇一打听，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位商人，他才说实话，是被逼得没办法编出来的，所谓实事，原来是假的、编造的，却被当作真实事来追赃。这样，我们只得回到干校。他的话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被冤枉的。虽然没有对我采取白天、黑夜斗争的疲劳战术，但连续几天批判斗争也是经历过的，只要思想动过想过关的一念，就会胡编乱造，这是被逼得无可奈何的事。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政治斗争的办法，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干部存在的问题，并在预先确定运动斗争对象比例的情况下，为完成此比例的任务，不冤枉人才怪呢！这就出现了运动—冤枉—平反这循环往复的怪圈。

这时，温州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在1952年的暑假对各县中小学教师中的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团员展开了组织清理工作，以肃清文教队伍中国民党、三青团的影响。温州地区成立了文教干校，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等县为分部，分部下面有班，需要一大批班干部，我不知怎么被分到平阳县分部的一个班担任班部的生活干事，负责学员生活方面跑腿的事务以及文艺生活等杂七杂八的事。小学教师一般是师范学校、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中学有师范学院和大学毕业的学生。有的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是中学、大学里全班集体加入的，加入时连自己也不知道，训育主任把全班同学的名单报上去就算加入了，现在成了要背一辈子的政治历史问题包袱，成了一辈子被人另眼看待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所以他们心里真有点不甘，很难受，但已成历史事实，刷也刷不掉，这样他们一辈子就难以取得领导的信任或被提拔了。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没有考虑那么多，可是有的中小学教师想到了与其他教师以及学生相处的问题、别人如何看自己的问题等。这就是说，他们已考虑到今后的工作、生活环境对自己的变化与压力。我当时思想简单，就没有考虑到这个莫须有的“托派”问题将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温州地区文教干校平阳分部学员被集中在平阳中学及县城城区的几所中学里，有一次开分部学员大会，动员交代政治历史问题，会址是一座较旧的木结构的礼堂，由于学员较多，对着主席台的楼上木结构不堪重负，倒塌下来，压伤了下面的不少学员，我们班干部怕继续倒塌下来就跑去救人，而有些人就往外挤，搞得混乱不堪，我只好大喊“大家不要乱，大家要镇静，先救人”，这样才使大家按班离开会场，并将伤员送往医院救治，所幸没有死人，我所在的班也没有伤人。由于我所在的班学习气氛比较沉闷，班领导找我谈话要活跃学员的文艺生活，组织起来教学员唱革命歌曲。我本来是喜欢唱歌的，但在温州干校修整了我9个多月的“维也纳音乐会”的“托派”问题，我对音乐实在无兴趣了，提不起精神唱歌。这倒不是怪唱歌，唱歌本无罪，但我在情感上转不过来。为了学员的文艺生活和活跃学习气氛，我又不得不去做，我结合学员的思想，改编了几首歌曲的歌词，教学员们唱，在一次文娱比赛中，我指挥的改编歌曲获得了好评。

温州干部学校“镇反班”连续办了三期，也只有这三期，我是唯一连续学三期的人。每期结业都要填写一份鉴定表，这份表上有家庭出身成分、何时何地参加反动党团组织及其他反革命组织等栏目，我都要把“维也纳音乐会”作为“托派”反动组织填上，每次填表时我的心情都非常复杂和沉重，可以说一次比一次复杂和沉重，因为我在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区分部书记的接触中慢慢体会到将是怎样的处境。当时，我已变成一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温州地区文教干校从1952年6月开始到1952年9月结束，我们班干部也要填一张工作鉴定表，又有这些栏目，我真怕填表，碰到填表我就头痛，它像一块沉重的枷锁，套在我的脖子上，压垮了我的肩膀，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总纳闷，革命怎会变成反革命！我想不通，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实际情况？我带着这许多沉甸甸的思想包袱，于1952年10月左右回到了泰顺县。这次回泰顺与第一次到泰顺土改的心情完全不同，那一次是革命热情喷发，战天斗地，这一次是戴着一顶沉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反革命“托派”帽子回来的，没有一点重回原地方的高兴，只有抬不起头来的悲伤。

温州干部学校镇反学习是对人性的拷问，是一次道德的衡量和生命的考验，要不要编造谎言，以蒙混过关，减少压力，少受批判、斗争，是考验人性善良与否、道德高尚与否的试金石，但在各种各样的强压下，如何自处，如何回应，如何通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鬼门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在班里看到，个别人对自己人性的反思检讨，以自己为对象而思，就留恋不舍，手软抬不起来，但对别人的批判斗争却从不留情，手是硬的。为什么自己受批判斗争的痛苦心情又加给别人呢？能不能不做“己所不欲”的事！按孟子所说，人有一种“不忍人之心”，如果人人都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那么就不会冤枉好人，但为什么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应该有一个答案，应该请领导调查，把“托派”问题搞清楚。我相信历史事实总是历史事实，而且1948年到1951年，相距时间不远，当事人俱在世，一调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