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粮食工作

1952年9月到泰顺县县政府人事科报到后，我被分配到泰顺县文化馆，先做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后来做群众文艺工作。泰顺县没有县图书馆，文化馆兼图书馆，其实图书很少，穷山区，本来文化就十分落后，根本没钱买书，只订几份报纸，挂在外面给群众看，就算尽财力为群众做事了。土改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千百年来蕴含在农民中的生产积极性爆发出来，有了可供交换的产品，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县里、区里搞农村物资交流会，即商品交流会，为活跃物资交流会的文化气氛，组织各种文艺演出，主要是农村原有的戏班子，吸引了四里八乡的农民群众来观看。我被派到百丈区，负责这个区物资交流会的文艺宣传工作，交流会的会址就在百丈镇。这是一条T字形的很简陋的街道，没有多少商店，我们在溪滩上搭起戏台，作为演出的场所，农民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如猪、羊、鸡、菜、茶叶、粮食等拿到物资交流会上出售，以换回农具、布、日用品等。本计划开一天的物资交流会，由于较远地方闻讯赶来的农民第二天才到，延了一天。县合作总社组织了一些商品在交流会上出售，生意很好，特别是布匹类，土改后农民想做新衣服，这是他们当时的愿望，特别是姑娘们，剪了花布，喜气洋洋，说说笑笑，增加了物资交流会的热闹气氛。这时是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把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如果按当时情况发展，中国经济很快就会繁荣起来。

文化馆在当时是安排其他单位都不要的干部的单位，既无实权，又无物资。特别是我，刚从镇反学习的干校回来，人们都另眼相看，以为我不是他们的同志似的，也不敢接近我，免得牵扯上关系，走在罗阳街上背后便有人指指点点，这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真体悟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意蕴。一想到“维也纳音乐会”是“托派”组织，心里就总觉得冤枉。因此，思想包袱很重！很重！我想总不能一辈子戴着这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过活，如何放下这个包袱，只有向温州专署军事革命委员会说清楚事实，请组织调查。于是，我对“维也纳音乐会”和“土改经验交流组”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并把这份说明报告直接寄给温州专署军事革命委员会。

1953年2月，我从文化馆调到泰顺县粮食局秘书股做文书工作。文书工作主要是收发文件，股长是一个姓孙的同志。我每天都能收到从省粮食局、温州专署粮食局与邻省各兄弟县粮食局寄来的大批来函来件，以及泰顺县政府等的文件，有密件，有普通文件，我要一件一件登录、编号，整理好后送给局长，局长看后有存档的，有批给计划股、财务股、储运股等办理的，我则分送给各股股长，请他们处理。各股向上一级粮食机关报告或发文件给全县各区粮库（后改为某某区粮食管理所），便由他们拟好稿，送局长审阅、批准，由我刻成蜡纸，再油印成所需要的几十份、几百份，写好寄发单位的信封，分寄出去。有时一天要这样发出去三四个文件，工作很紧张，比文化馆的工作繁重得多。有时候，局长、秘书股股长及其他股同志要查阅文件，就向我要，一时不知从何找起，也很难找到，真是他们急，我更急。我就对收文件工作进行改革，提出了分类分性质登录编号，在取得秘书股股长和局长的同意后，便开始实行，结果大大改善了收发文件的工作，要找某一文件很快就能找出来，这种收发文件的工作方法后来得到推广，我因此被评为粮食系统的优秀工作者，发了一个笔记本做纪念。

1953年8月—9月，一天秘书股股长叫我到局长那里去，我们一起到局长办公室（他单独有一间办公室）去谈话，局长拿出一份红头文件，盖有温州专署军事革命委员会竖的长章，局长宣读了这份文件，文件中对“维也纳音乐会”的性质做了结论：“维也纳音乐会”是中国共产党温州瓯海中学党支部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土改经验交流组”查无政治问题。听后我非常激动。3年来像大山一样压在我头上的反革命政治包袱终于搬掉了，它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抬不起头来，16岁～18岁，我就是在人们的白眼中艰难地过来的，是在低人一等的氛围中屈辱地度过的。至于家庭的政治包袱——“工商业兼地主”，就不是我自己所能选择的了。这时我得痨病的父亲已去世了。因我在泰顺，山高路远，信息不通，电话没有，死前也没有见他一面。即使知道了，我也不敢回去，一是我背着“托派”政治反动的包袱；二是回家看地主老子，马上就会批判你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阶级立场有问题。后来才知道父亲在死前很想见我一面，惦念着我能回去见他，好像有话对我说。

没有了反动的政治历史问题，政治上我是清白的了，填表时在“何时何地参加反动党团组织及其他反革命组织”这一栏，我就可以写上“无”这个大字了，这个“无”字对我来说就像灵魂解放的解脱那样可贵。有了这次政治上的解放，才会有我以后的一切；否则，什么考大学、读书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我成绩最好，也要被刷下来，这是一个所谓政治立场问题，也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次作为镇压对象的经历和体验，是我人生的一大宝，它使我遇事更加理智、冷静，人生更加淡泊、慎独，更加珍惜生命的宝贵，更加自律，促使我人生的觉醒。经过这次水火的煎熬和锻炼，我改变了以往糊里糊涂过活的状态，体会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1954年，我便由秘书股调到计划股当调研员，调研员的主要任务是到全县各区、各乡粮库调查情况，回来向领导汇报，使领导了解下面的情况，另外就是配合县委县政府下农村宣传组织互助组等中心任务。当时，全县粮食系统要创建“四无”粮库，即无虫、无霉、无鼠、无耗。如果入库的粮食比较干燥，那么无虫、无鼠，粮食是不会有损耗的，甚至会涨出来。粮仓在粮食入库前都要消毒，当时是用“666”，我们与粮库保管员都是在没有采取任何防毒措施的条件下喷洒的，既不戴口罩，也不穿防护服，有时喷洒一天，我就觉得头有点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点防护知识也没有。粮库依据库容大小而设有保管员，不少保管员是没有文化的老党员，他们有空都会给我讲述泰顺老区革命斗争的故事。征收公粮的时候是粮食部门最繁忙的季节，这时我们就在社会上招收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在泰顺不易招到，因为需要有一定知识的青年，于是就从温州市招来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过秤、登记、结算，保管员和我主要是验谷，看看谷子的干燥度，是否有空壳等，即检查质量是否合格。如果湿度太大，那么入库后就会发霉，会影响到整个粮仓的粮食发霉变质，若如此保管员和粮库领导的责任就大了，所以征粮入库的验收工作都是由经验丰富的保管员担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