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泰顺土改

瓯海中学的男女同学由中共瓯海中学党支部书记张良权领头，于1950年10月14日到温州地区干部学校学习，瓯海中学男同学我记得在一个班学习的有陈崇武、吴杰、范德彰、谷一芳及我等，主要学习土改政策、土地改革法以及如何划分阶级成分等。青年学生有一股能克服一切困难的革命热情，在学习期间，我们集体表决心，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土改，以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学习到1950年12月14日结束，瓯海中学的所有男同学和永中的女同学董兰芬、谷月霞、傅惠兰、汪姿英、林抗、陈秀英、罗菊影、江爱云及永中的男同学林文征等被分配到有土匪活动的、最贫穷、最艰苦的大山区泰顺县土改。我参加土改到温州地区干校学习，不敢告诉祖父母和父母亲，后来我家里知道了，外公来温州找我，劝我回家，他说：“你祖父老了，父亲病重，母亲不识字，秋香（我姐姐）要出嫁，弟弟只有几岁，又有两个妹妹，你是长子，应负起家庭的责任。”确实，我觉得外公讲得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自己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做好土地改革工作，支援前线，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只有保大家才能保小家，日本人到温州杀人放火，我们少时的逃难情形历历在目。因此，我说土改后回家，孝敬祖父母、父母亲，而没有被外公劝回家，从此我就开始了生命的磨炼。生命就像出鞘的剑，愈磨炼愈锋利，愈磨炼愈光辉。锈钝的剑是不磨炼的结果，无光的剑是不磨炼所造成的。这样，我就投入了我从未经受过的脱胎换骨的生命磨炼中。

我到泰顺之前没有回家，也不敢回家看望祖父母、父母亲。只怕一回家，家里人不让我走。尽管是冬天，我只带了一条薄薄的被子和几件衣服（衣服塞在枕套里）以及日用碗筷等，其他衣服、书、箱子托付同学替我带回家。我们打起背包，像解放军一样背在背上，心情激动地出发到泰顺，这时才知道除瓯海中学男同学、永中女同学外，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如杨子耀、潘中坚、白洪发等30多人。我们先坐轮船到瑞安县城，从瑞安到泰顺百丈口要坐沙船（蚱蜢船）逆飞云江而上。要走三四天时间，所以要在瑞安买好这几天吃的粮食和蔬菜，我记得黄鱼是6分钱到9分钱1斤。蚱蜢船两头尖，中间大，盖一张弧形的竹篷，吃睡都在船里，在船舱中人是站不直身子的，一群青年学生哪里坐得住，不时到船头船尾去，看飞云江两岸的风景。我们的船到了文成县境时，两岸有时高山峻岭，有时平地村庄，有急流险滩，有漪澜平湖。在急流转弯时，眼看船就要碰到突出的岩石上，船工的竹篙轻轻一点便绕了过去。在上浅滩时，船上不去，船工三人中掌舵的船老大跳下溪里用肩头扛船尾，两人在前面拉纤，我们男同学纷纷下船帮船工拉纤，开始我们肩上的绳子怎么也搭不上纤绳，船工教了我们才搭上去。我们脚踩在乱石上不免有点痛，有时浸在溪水里有点凉，脚都冻红了，不过大家热情很高。同学们第一次做这件事，兴趣很高。进入泰顺县境，浅滩就多起来了，下去拉纤的机会也多了，到了特浅的滩，船工就要女同学也下来走，以减轻船身的重量，好过浅滩。于是，有的女同学出于好奇也要拉纤，就得向男同学学如何搭上纤绳了。在拉纤中各人的体力、耐久力也就暴露出来了。我虽在同学中年龄较小，只有15岁，绝大部分同学是高中生，年龄相对比我大，然我平时在家里做豆腐、拾柴，秋收后晒谷、挑谷、抬谷上楼等都干过，所以体力并不亚于年龄大的高中同学。这样在船上过了四夜三天半，终于到了百丈口，也称百丈镇。这是泰顺唯一的商品集散地，也是泰顺唯一的水路出入地，在当时没有一条公路的大山区，这是唯一的交通要道。以后我们到温州、杭州都要走这条路。到百丈口以后，沙船就上不去了，百丈口以上到洪口，就只有竹排可通了。

当晚，百丈镇镇政府接待了我们，他们已知道我们的到来。他们安排给我们两个房间，男的一个，女的一个，地上铺着稻草和竹席，我们打开自己的铺盖背包，席地而眠。睡前东聊西聊，讲这四天来的感受，其味无穷。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到泰顺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罗阳镇。陪同我们到罗阳镇的干部在吃早饭时就告诉我们，从百丈镇到罗阳镇要爬一天山路，劝我们早饭要多吃，特别看到女同学吃得少，连劝她们多吃。男女同学每人背着铺盖背包，像行军一样开始爬山路。一出百丈镇，抬头仰望，只见山高林密，层层叠叠，白云缭绕，无边无际。从百丈到罗阳要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只觉往上爬的多，往下走的少，于是愈爬愈高，上爬的山路愈爬愈陡，不到一小时，同学们都已气喘吁吁，顿觉身上很小的铺盖卷愈来愈沉了，陪同我们的百丈镇干部就抢过女同学的铺盖来背，到了路上有凉亭的地方就休息，口渴了就喝路边的山水。为了消除疲劳，大家就唱歌，开玩笑，说笑话，这比埋头走路好，既轻松，又觉得走得快。到了下午，女同学体力弱的就走不动了，但百丈到罗阳有70多里山路，中间没有过夜的地方，由于当时有土匪活动，为安全起见，必须赶到罗阳过夜。大家只得鼓足干劲和勇气，拿出吃奶的劲头赶路，女同学的铺盖慢慢地转到男同学的肩上。男同学也是弯腰弓背，艰难地迈步。傍晚时总算到达罗阳，大家累得站都站不住了，只想躺下。一天走这样长的山路，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生平都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生命的磨炼。

到罗阳后也是睡地铺，吃过晚饭，解开鞋，绝大多数同学脚上都起了泡，有大有小，用针挑了泡，也没有药，倒头便睡了。第二天泰顺县县长何剑峰来见我们，他是山东南下的干部，下辖的区委书记、区长绝大部分也是山东人。县委书记是原浙南游击纵队的干部，他向我们介绍了泰顺县的基本情况和土改形势。泰顺是革命老根据地，它与福建、江西交界，是浙赣闽革命老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刘英同志、粟裕同志曾领导过这里的武装斗争。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小股部队撤退中就散落在这一带，与当地原国民党武装结合，杀害乡村干部和破坏土改，所以土改必须结合剿匪和反霸，发动贫雇农与恶霸地主斗争，安定社会秩序，保卫贫雇农斗争的胜利果实。他还介绍了泰顺县土地改革试点——泗溪区南溪乡土改的情况，要我们待两天便出发到离罗阳有80里山路的泗溪去。这时，我们脚上的水泡均没有好，我们没有二话，没有怨言，革命的需要、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克服的信念支撑着我们。虽然我们艰难地爬着山路，但精神是愉快的，我们所盼望参加的土改革命工作真的就要开始了。路上白洪发常常说些幽默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减轻了大家累的感觉。然而，毕竟前天爬山的疲劳没有完全消除，所以爬了40多里山路，大家就都累得走不动了，只得在大安区的一个乡政府过夜，脚上又起了不少新泡。第二天一开始爬山，脚一落地，打泡的地方就钻心地痛，腿肚子也痛，但走着走着也就不觉得了。旧的水泡走破了流水，新的水泡又起来了，这双脚真是接受了考验，我们过了一山又一山，爬了一岭又一岭，好像没有尽头。明明说离前面休息的地方只有5里路，可觉得走了好久还没有到，总觉得说得不准确，又觉得路怎么愈走愈长。这一天，就在这愈走愈长中，终于到了泗溪区政府所在地，亦即土改队队部所在地。吃了晚饭就休息，照样是睡在地铺的稻草上。我脱掉鞋子一看，袜子脱不下来了，原来水泡与袜子黏在一起了，忍痛剥下袜子，脚好多地方都破了，难以下地。休息了一天，尽管脚痛，但仍闲不住东走西看，觉得一切都新鲜。第二天土改队队长从下面乡里回来，他是一个山东干部，便向我们做报告，讲当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发动群众的艰难性、贫雇农斗争的状况及他们“变天”的顾虑等。听后我的印象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活动猖獗，接连进行杀害乡村干部的恐怖活动，给千百年来老实忠厚、做牛做马的贫雇农增添了威胁和思想顾虑，但也增强了我发动贫雇农进行土改工作的积极性。贫雇农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讲清全国的形势，顾虑就会被打消，蕴含在农民身上无穷无尽的求翻身的力量就会喷发出来。

当时泗溪区土改工作队进乡入村不久，我们温州来的男女同学就被分散到各个乡村去参加土改了。当时领导叫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绝无二话。原参加泗溪区土改运动的干部小部分是南下的山东干部，这部分人不懂温州话，更不懂泰顺话，文化程度不高，本地的乡村干部虽会本地泰顺话，但听不太懂普通话，需要我们替他们翻译，这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更低。泰顺话接近闽北话，我们温州地区其他县的人也听不懂，所以工作起来非常困难，我们为减少辗转翻译，便拼命学泰顺话，争取能把普通话直接翻成泰顺话，以便直接了解群众的要求和困难，解决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开群众大会，就要这样来回反复翻译，很影响会场的气氛和群众的情绪，后来我提议把大会要讲的内容先讲给本地干部听，让他们记住要点和重要内容，然后由他们直接向群众宣讲，经过事先的演习，效果较好。

土改队进村后经初步摸底，对群众有控诉的、有血债的、有罪恶的，就先逮捕起来，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以清除土改工作的障碍和消除群众的顾虑。因为这部分人有的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乡保长，与各方面都有勾结，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有联系，把他们逮捕起来，一方面为切断其联系，不让其搞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削弱其在地方的势力，消除群众的顾虑，便于发动群众。反霸斗争一展开，贫雇农就起来了。我们召开个别的、小型的、大型的等各种诉苦会与控诉会，先是背对背，后是面对面，贫雇农把自己的深仇大恨控诉出来，斗争就达到了高潮，恶霸地主就不敢乱说乱动了，贫雇农土改的积极性就喷发出来了。

接着就是调查、登记、核实每一户的人口土地和财产等，有的地主的土地多，连乡、跨区、跨县的，还要到外地调查、核实，然后计算村里的土地总数和每人应分数，以及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的土地调剂数等。可分配的土地数确定后，还要把土地分成等级，如旱涝保收田、仰天田、冷水田等，以及土地的远近、土质的优劣等，进行各方面的协调，开各种会议讨论分配方案，以求合理做到大家满意并公布出来。登记应该没收恶霸和地主家的农具、家具、房屋等财产，又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分配标准、方案、对象，要做到十分仔细，群众才能满意。这些任务绝大部分都落在我们身上。同时，还要整理恶霸、地主的材料，包括其剥削方式、欺压群众的罪行、破坏土改活动等，上报土改队队部。当时法制不健全，土改队队部有批准逮捕人和决定枪决恶霸的权力。土改进行到一定阶段，为进一步巩固土改成果，消除贫雇农的“变天”顾虑，土改队队部召开全区公审大会，我们便敲锣打鼓地领着村里的群众去参加公审大会，大会周围贴了一些标语，如“打倒恶霸”“打地主、分田地”“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各乡押来的要斗争的恶霸、地主跪在临时搭建的台上，贫雇农苦主上台控诉其罪恶，后便宣判罪行，有的枪决、有的继续关押等。会后就在会场旁边不远的地方实施枪决，群众都挤过去看，我们便费劲地维持会场秩序。

泰顺县是温州地区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我们土改队队员分散住在最贫穷的贫雇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为“三同”。当时泰顺有一句民谚：“泰顺三件宝：番薯丝当粮草，火炉当被袄，竹篾当灯草。”也有说：“番薯丝吃到老，火笼当棉袄，火篾当灯照。”泰顺山高气寒，大部分是山地，溪边的水稻田很少，绝大部分种红薯，把红薯刨成丝，晒干当粮食吃，天天吃，吃久了的确很难咽下去；冬天天气寒冷，衣服不够保暖，贫雇农都拿一个火炉，火炉是竹编的火笼，把煮红薯干（番薯丝）所遗留的余火放在火笼内，提着它取暖。泰顺山区冬天比我家乡永强普门冷，当时农民还穿长袍，坐着开会时，就把火笼夹在两大腿之间。小孩也这样过冬，有不慎把两腿烧伤的。竹篾当灯照，是把毛竹破成一条一条，把篾黄放在水里沤一段时间，拿起来晒干，当灯点，就不会灭火。我们晚上在贫雇农家里整理材料就用这种竹篾灯，因为老百姓点不起油灯，我们连吃的油都没有，哪里还有油（菜子油）来点灯呢。我住的雇农家，有时为优待我，就拿出一块黑糊糊的猪肉皮，在烧热的锅底和边上转一圈，就算烧菜的油了。这黑糊糊的肉皮又被拿起来放着，下一次再用。我们根本吃不到肉和油水。有时，我们到土改队队部开会，同学久别聚在一起便讲讲各村的土改情况，但最高兴的是中午菜里有一点肥肉，我们便叫作“剿白匪”，菜一上来便赶快用筷子去夹，动作慢了便夹不到了，不过也不会不给夹慢的人留一块。

土改期间虽出去剿匪几次，但都是扑空。泗溪区土改试点结束后，就分成两个土改队到两个区土改，这样全县土改就逐渐展开了。我们这一队春节前到了县城所在地罗阳镇，罗阳镇地处泰顺县海拔较高的地方，县委机关与泰顺县中学之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镇上百姓和县机关都饮用这溪水，洗刷蔬菜杂物也是这溪水。顺流而下有一座深红色的廊桥，挑担的人、走路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在桥上驻足，坐下来休息乘凉。这时只觉桥下溪水潺潺，两岸青山翠翠，使人心旷神怡。我曾在心情不畅时来过这里。这时土改队队员集中住在罗阳镇的一座宗祠里，仍旧是集体睡地铺。尽管这样，比在贫雇家里还是好一些，因为我住在泗溪贫雇农家里时全身长满了虱子，又痒又难熬，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经受虱子的磨炼。到罗阳后经自己数次清洗才彻底消灭了被子上和衣服上的虱子。白天土改队队员分头到各村，深入贫雇农中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宣传土改政策，讲清形势，消除顾虑。由于有了土改试点工作的经验，工作起来便顺手些。我们罗阳镇土改工作队队长由泰顺县县长何剑峰兼任，还有一位副队长桑晓庭，他是个高个子的山东人，很严厉，在开会时经常批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总之他很看不惯我们这群工作热情很高的学生。有一天，他在布告栏里写了两句话：“墙草根浅两面倒，嘴尖皮厚腹中空。”前一句是说墙头草，根底浅，两面倒，是说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不坚定，东风吹来向西倒，西风吹来向东倒，像墙头草一样；后一句话是批我们这群知识分子嘴上说得漂亮，面皮又厚，其实肚里没有什么货色，是空的。当时有的同学嘴上不说，心里不服气，觉得自己千辛万苦，忍饥受寒来泰顺土改，还受这一顿奚落。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参加土改，与贫雇农“三同”，就是要锻炼自己的生命意志，要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他的批评可以作为自己自律的警语。

随着罗阳土改工作的深入，贫雇农群众起来控诉在任泰顺县卫生院院长刘镇的罪行，他原是国民党时泰顺县卫生院院长、国民党民团团长，一贯欺压老百姓，并杀害过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全家拥有很多土地，凭着他国民党民团团长的权势，剥削佃户，有的被逼得卖儿卖女。这样罪大恶极的刘镇，新中国成立后怎么会当上共产党领导的泰顺县卫生院的院长呢？的确叫人纳闷。我们这帮天真纯洁的青年学生就非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当时就估计到肯定有人包庇他。终于有人揭发了是我们土改队队长、泰顺县县长何剑峰包庇了刘镇。新中国成立初期，何剑峰的老婆病了，是刘镇用好药把他老婆治好，再加上刘镇很会拍马屁，经常送东西给何县长，于是，何县长就把他包庇下来了。这事出来后，在土改队队员中一阵哗然。后来我们把材料整理好，包括群众控诉、检举的材料，直接报给了泰顺县县委书记。土改队副队长知道后就批评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是小组织活动，要我们停止工作做检讨，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很受委屈。后来他便抓住“土改经验交流组”的事，大做文章，说是非组织活动，是由坏人操纵的非法组织，有反动活动的嫌疑，不久就逮捕了黄文林同学。

“土改经验交流组”是在泗溪区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原土改队分成两个土改工作队；我们这队到罗阳，另一队到仕阳。土改队领导在总结工作时提出，原土改队虽然分开了，但应加强土改经验的交流，以便更好地做好土改工作，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伟大土地改革任务，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领导同意下才有了“土改经验交流组”。既没填表，也没报名，究竟谁参加、谁没参加，都搞不清楚。两队分开后，各自忙于工作，交通又非常不便，相隔遥远，其实没有什么交流，也不可能进行交流。黄文林根据自己土改工作的体会，写了一篇稿子，说的是如何发动群众的土改经验。我看过这篇稿子，于是便怀疑我是“土改经验交流组”的成员，要我检查活动情况。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土改经验交流组”不仅土改队副队长同意，而且是他支持的。可他反过来说我们背着组织搞非组织活动，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刘镇的事、何剑峰的事我们就管不了了，也不可能管了。直到1953年，我才听说刘镇被枪决，得到应有的下场，何剑峰不仅包庇刘镇，影响很坏，而且还包庇其岳父的罪恶，结果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回乡监督劳动。

罗阳土改结束后，泰顺县土改就全面铺开了。1951年4月底，我被分到大安区三魁乡土改，我与一个当地乡干部和两个已完成土改的乡的乡干部组成一个土改工作组，到三魁乡土改。四个人一个正组长，我为副组长。我们四人住在老乡一间下面是猪栏、鸡栏、厕所的房子里，整天很臭很臭；一到夏天，蚊子、苍蝇多得不得了，根本坐不住，我们晚上只得坐在狭小的蚊帐里工作。当时我们享受供给制，衣服、鞋袜、蚊帐、棉被都是政府发的。零用钱发得很少，只够买牙膏、牙刷之类的小东西。我所在的乡比较复杂，土匪头子吴宗论在福建境内劫了55亿人民币（老版与新版的是1万比1）巨款，给土匪活动提供了方便。据说当时就在我们所在地方一带活动，所以我们四人住在一起，每人发一条枪，记得好像有79式步枪和38式步枪。38式步枪是日本造的，我们叫它“38大盖”。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福安中心支行将55亿人民币调拨给福鼎支行，由张辉等人组织押运回福鼎。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押运车，且不通公路，便由9个民夫挑运，每人挑担50公斤。7月31日出发，穿越闽浙交界山区，走了7天7夜，于8月1日到达柘荣县。8月2日向福鼎方向行进，由于闽浙交界地区山高林密、四野苍茫，在经过福鼎花亭时，被土匪所劫。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这次运款消息已被台湾潜伏特务密报给台湾特务组织，并派特务杜谋平潜入福安、泰顺、柘荣等地，杜谋平与潜伏在泰顺的土匪吴宗论、林宗远、方志彬等接上头，组成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浙边区挺进军”，杜谋平为总指挥，吴宗论为副总指挥。泰顺王家坪村土匪密报说有9担钞票，土匪分兵3路埋伏在距金沙溪2.5公里的花亭路旁。运钞队走在前面的是柘荣县大队的8名新战士，中间是9名挑夫，福鼎县公安队的6名警员和运输公司的业务员许景生、张辉在后。1950年8月3日清晨7点，土匪开枪抢劫运钞队，柘荣县大队3名战士牺牲。土匪将9担人民币分为16担向泰顺方向逃窜，到达泰顺王家坪村山上的坟坪里，因怕解放军追击，便在坟坪里分赃，分给挑工、报信的2亿外，48亿由吴宗论、林宗远两股土匪平分，林宗远携24亿逃到泰顺仕阳严山村，各匪分去1亿元，余款隐藏。吴宗论将24亿搬入王家坪山上的碗窑洞，并分赃，各匪分散携款隐藏。土匪得巨款后便扩大队伍，增买武器，破坏乡村政权，泰顺县13个乡长和村干部遭杀害，并威胁以及收买百姓、党政干部、战士。1950年9月击毙要匪方志彬，1950年11月在牛塘湾击毙匪首杜谋平。“闽浙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由吴宗论接替。后来吴宗论被活捉，追回被劫人民币约30亿元。

有一次我们在祠堂里开群众大会，据说吴宗论就躲在祠堂天花板上。有时夜里传来消息说，某某地方发现土匪了，我们就赶紧背起枪赶去围剿。我所在的乡有几户地主，地主家都有碉堡，碉堡的墙很厚，有的约一米，讲究的用泥拌米粥，夯实后非常坚固，机枪、小炮都打不垮，有铁门，不怕火烧，碉堡里有水井，一般有四五层，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每层开枪眼和小窗，以作防御之用。平时存放粮食等，说是防土匪的，新中国成立前也防共产党游击队。当时谣言也很能混淆视听，说什么国民党要反攻大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共产党站不住了等。因此，群众怕分了土地以后，地主、恶霸反攻倒算，我们做了许多艰苦工作，如培养苦主，开展各种形式的诉苦会，提高其阶级斗争的觉悟等，才使土改顺利完成。外乡的两个乡干部回乡了，我与本乡的乡干部留下帮助农民搞生产，提高贫雇农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几乎天天与刚分到土地的贫雇农下地干活，并帮助解决各种困难，我们也去剿过几次土匪。后来我到温州干部学校学习，据说他在剿匪中牺牲了，他是朴实农民出身，为人很好，干农活时处处教导我，他的牺牲，我很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