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异中融合

由于中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因此，所形成的管理思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见表0—2）。

表0—2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

第一，道与术：关注层面的差异。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农业为基础，以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为基本的生产方式，未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从而导致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不发达。因此，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侧重“道”的层面的体悟，注重对管理哲学与管理理念的思考，认为理念是管理鲜活的灵魂；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侧重“术”的层面的内容，重视具体操作与管理工具，这种管理思想在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管理学家所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科学管理运动最初就是从基层员工的动作研究和工作优化起步的。

第二，个体与组织：立足视角的差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思考管理问题，立足点始终是管理者的长治久安，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当前或者未来的管理主体自身利益与发展空间的最大化，无论是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还是孟子所提出的“民本”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为君王的统治服务的，是从君王这一个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管理者本人，为了自己的长期利益，管理主体必须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关注的是管理者所在组织的利益及发展空间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关注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内容，这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对忽视的管理领域，但当管理者并非组织的实际控制者时，容易滋生“本位主义”、“利益小团体”等现象。

第三，软与硬：管理方式的差异。尽管儒家“德治”的思想与法家“法治”的思想均有悠久的传统，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但在西汉董仲舒在其上书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偏重“德治”。在管理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舍标准的选择次序是“情”、“理”、“法”，更多地强调管理中艺术性的成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许多情形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即偏重管理中“软”的一面。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缺乏流动性的长期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重视对人的管理，人际关系的协调在管理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在管理决策中占据着很大的权重。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偏重“法治”，强调制度化建设对于企业管理的价值，通过提高管理的流程成熟度，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所采用的价值取舍标准的排序是“法”、“理”、“情”，更多强调管理中科学性的成分，即“硬”的一面。在西方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视各种具体的管理工具的运用，重视对技术和设备的管理。

第四，模糊与精确：控制手段的差异。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以及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形成了力求稳定、少走极端的价值偏好，孕育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定性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使用感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相对模糊，认为问题的解决存在一系列可接受的满意答案，而不是只存在唯一的最优答案，使得管理过程具有较大的弹性，并强调被管理者的自我约束，这种模糊化的控制手段也集中反映在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张中。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定量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地使用理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清晰、明确，以绩效管理为基本手段，以数学、统计分析为主要工具，以标准化与最优化为效率标准。

第五，整体与局部：优化范围的差异。循环往复的乡土社会，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家族血缘和人际情感关系的相互依存性非常重要。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对整体的管理，无论是《易经》、《老子》所阐述的阴阳观，还是《孙子兵法》所提出的战争制胜之道，都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强调整体的利益大于局部的利益。将系统论的思想用于处理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这种“人和”的追求不仅体现在组织内部，而且体现在组织处理与外部公众的关系上，并进而将这一和谐的思想推而广之，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科学的精神，注重局部的优化，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与不同管理学派所侧重强调的视角各不相同是直接相关的。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竞争意识，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之间，也体现在企业内部不同的业务单元、不同的职能部门、不同的管理者及员工之间。

诚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东方智慧，就会变成瞎子；东方智慧如果缺少西方科技，就会变成瘸子。”从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种管理思想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为相互融合创造了有效的条件。

当中国众多的商学院和企业对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实施“拿来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就联名倡议提出《巴黎条约》，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W.Reagan）则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无怪乎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1997年就预言：“过去十年内，‘日本管理哲学’之类的书盘踞西方市场；未来十年内，相信与‘中国管理哲学’有关的书将会成为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