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的局限

不可否认，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发端于西方，时至今日，管理教材中基本的架构依然建立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之上，而本土企业的管理实践则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因此，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管理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问题，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

毫无疑问，为了提高效率，改善业绩，中国企业应该也必须从西方吸收各种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中国企业管理总体水平之所以能够迅速提升，与西方现代管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密不可分。但仅仅是先进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很可能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的现象，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全部问题。原因在于，企业管理体系的建设涉及工具、制度、精神三个不同的层面，对技术、方法等工具层面实施“拿来主义”并不难；如果功夫到位，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可以依靠西化来解决，但由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精神层面的问题很难靠全盘西化来解决。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孕育了众多独特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体现在国家社会治理、战争竞争策略、生产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无论是在管理理论还是在管理实践方面都积累了许多优秀的经验。这些博大精深的国学思想成为今天企业管理智慧来源的重要宝库（见表0—1）。

表0—1　国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人，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国后，急流勇退，赴齐国定陶经商，积资巨万，人称“陶朱公”。范蠡被后世尊称为“商圣”，被生意人奉为财神。他所采用的经商之策，如“务完物，无息币”，“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等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着华夏文明千百年积淀所铸就的特殊血脉，即便在国外喝了多年的“洋墨水”，整天吃着汉堡，喝着可乐，但心里依然打着很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大量的事实证明，仅仅依靠全盘引进式的管理，面对文化传统积淀很深的国情，中国企业必然会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