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鹗阴谋伪作全本《红楼梦》说质疑

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虽不看好后四十回，但是，他们认为高鹗是善意的续作，就像胡适说的：“根据我的青年朋友顾颉刚、俞平伯二人所发现的证据，来说明《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所以与前八十回不大一致的道理，那实在是出于高鹗的善意作伪之所致。”

不过，继胡、俞而起的周汝昌，态度就没有那么平和了。在周汝昌看来，后四十回《红楼梦》是乾隆与和珅等人进行的一个阴谋。他在《曹雪芹传》中指出，程、高后四十回《红楼梦》的出现，是“乾隆指使和珅，找人作假弄鬼”的结果。所谓“找人弄鬼”，则指“和珅出钱，请程伟元、高鹗等人伪造全本的这个毒计阴谋”。

周先生的结论是由一个诗注、两则笔记得出的。一个诗注是指嘉庆六年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中那句“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两则笔记一则出于宋翔凤，一则出于“唯我”。

宋翔凤之说出自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云：

 

谒宋于庭丈翔凤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悦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海宁人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提出：“相传，此书（《红楼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

由该条文献可知，乾隆五十九年时《红楼梦》序明珠家事说的观点已经流传颇广了。如此，则和珅以《红楼梦》进呈，乾隆皇帝指出《红楼梦》系写明珠家事，倒是可能的事情；其时间则应在乾隆五十六七年，否则就不能称作“高庙末年”了。

周汝昌又引用胡子晋《万松山房丛书》第一集《饮水诗词集》后“唯我”的跋语：

 

某笔记载其《红楼梦》删削原委，谓某时高庙临幸满人某家，适某外出，检籍，得《石头记》，携其一册而去。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改进呈。

 

对于“唯我”的这则笔记，需要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唯我”没有注明“某笔记”的名目及出处，因此，无法核对这段文字的可信性。

第二，该笔记载“高庙临幸满人某家”的内容与宋翔凤“和珅进呈《红楼梦》”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第三，宋翔凤的记载中，乾隆皇帝对《红楼梦》的态度是“悦而然之”，并提出了《红楼梦》系写“明珠家事”的说法；而在“唯我”的笔记中，乾隆皇帝对《红楼梦》则是不满的，至少在“满人某”看来是如此的，否则，他就不会“大惧，急就原本删改进呈”了。

不过，周汝昌既没有考虑“唯我”这则笔记可信与否，也没有考量两则材料间的种种矛盾，他巧妙地把两者结合了起来，在他看来，宋翔凤的笔记说明，乾隆皇帝与和珅都知道且看过《红楼梦》一书；而“唯我”的笔记则说明，乾隆皇帝看到的版本是删改本。而且，程甲本出现的乾隆五十六年正是《四库全书》的编订时期。几种资料结合在一起，周汝昌先生即相信，《红楼梦》后四十回文字系“和珅出钱，请程伟元、高鹗等人伪造全本”的毒计阴谋了。

实际上，周汝昌先生所谓程伟元、高鹗伪造全本的说法，不管从资料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但是，就周先生的研究逻辑而言，仍是受到了张问陶“传奇《红楼梦》八十回后俱系兰墅所补”这一诗注的束缚。

综上，不管是和珅主持，程伟元、高鹗删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说法，还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说法，都缺乏坚实而确定的证据，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