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红楼梦》描写细节儿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
《红楼梦》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往往在认真分析、思考后发现，《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和他们活动的大观园建筑空间、植物配置、习俗等诸多方面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何以产生这样的矛盾，学界历来存在疑问和各种解释模式。
一种说法即认为，“四大奇书”都有一个从民间创造到个人整理的过程，《红楼梦》也应该或者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所以在曹雪芹最终整理好《红楼梦》之前，《红楼梦》应该有一个底本、有一个或几个原始作者；再一种说法，则认为《红楼梦》包罗万象，其文学的写作技法至高无上，一个曹雪芹不可能写得出来。
关于后一种说法，前文已具论，只要将曹雪芹放到18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时代背景下考虑，再结合曹雪芹的特有家庭背景和曹雪芹的天才感受力，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关于前一种说法，则要涉及曹雪芹的生平、学养、思想发育，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的具体过程。
（一）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描写对象的年龄不同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称：
《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
由这一段批语和“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的批语，可知曹雪芹早年创作的、与《红楼梦》有着种种关系的《风月宝鉴》一书，主旨是“戒妄动风月之情”——《红楼梦》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一主题。
既然《风月宝鉴》的主旨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则《风月宝鉴》中各主要人物角色都应该是成年人，如《金瓶梅》《品花宝鉴》等。
明清时代，男子16岁成丁，也就是说《风月宝鉴》中人物年龄至少应在16岁以上；而《红楼梦》的主旨则超越了简单的“戒妄动风月之情”层面，将主旨提升到要将“儿女真情发泄一番”。
何谓儿女真情呢？按照明清之际的哲学观而言，就是指未沾染社会的、功利意识的“自然人”的自然情感，男人接触社会难免为功利所诱，而女子尤其是未嫁女儿较少涉及功利，性情也就较少地受到功利的污染，能较好地保持本性和真情。《红楼梦》第五十九回就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
藕官冷笑道：“有什么仇恨？他们不知足，反怨我们了。在外头这两年，别的东西不算，只算我们的米菜，不知赚了多少家去，合家子吃不了，还有每日买东买西赚的钱。在外逢我们使他们一使儿，就怨天怨地的。你说说可有良心？”
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妈，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虽是混话，倒也有些不差。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姊妹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
这也就是曹雪芹为什么一定要创造一个“半独立”于宁、荣二府成人化场所的原因所在，故而，大观园中主要角色（曹雪芹要借以发泄儿女真情的人物）如宝玉、黛玉、宝钗等人年龄多在13岁至16岁。
由于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主旨的变化，以及由其带来的关于故事情节和描写文字上的变化，曹雪芹在致力于人物“情感”（语言、心理、意象）塑造的情况下，在某些细节儿方面未能全部条理清晰是可以理解的。
据笔者与当代一些小说作家的交谈，作者注意不到某些细节儿是正常的事情；笔者日常的阅读所见，当代作家作品中这种所谓的矛盾和不卯处处可见，可知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对一个天才的作家是多么的“苛刻”。
（二）曹雪芹的创作状态与生活状态
《红楼梦》是曹雪芹耗费十年精力的心血之作，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职业作家的创作状态去理解18世纪的内务府包衣人曹雪芹的创作状态。
作为包衣人，在乾隆初期，曹雪芹没有出旗为民的可能，由曹雪芹曾为贡生、侍卫的早期传说和《红楼梦》中元妃省亲故事中“这些太监会意”庚辰本“难得他写的出，是经过之人也”的“侧批”，曹雪芹应该有过挑差的经历。再由敦诚、敦敏和张宜泉诗反映的内容，曹雪芹有他的交游圈子（敦诚、敦敏、张宜泉、明琳、明义、弘晓、墨香等），加上他的家族圈子（福彭、福靖、曹颀、昌龄等），他还有太太、儿子、母亲等直系家属，曹雪芹生活的主要内容既有当差，也有与亲戚的交往、与朋友的交游……
挑差、生活在曹雪芹生活中的地位，都使得曹雪芹不可能像今天以创作为职业的作家一样，一旦设定了某个创作主题，只要在清醒和有创作冲动的情况下，数月或一两年的时间集中创作。
因此，当我们将曹雪芹置于18世纪和他自己的身份、经历下考察其《红楼梦》的创作状态时，再考虑曹雪芹对小说人物语言、心理的细腻把握和描写，对故事场景诗意画意的刻画，某些地方存在的所谓细节儿矛盾都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一句话，作为研究者，要结合曹雪芹的真实生活状态进行其生平活动和《红楼梦》创作与赏析的研究，不能将曹雪芹当作今天的、没有任何生活、“全心全意”从事小说创作的“真空人”来进行所谓的剖析与研究，因为这种研究与一个生活在18世纪的、作为内务府包衣人的曹雪芹有着历史的差距，不能反映曹雪芹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实际生活状态。
（三）以区域性语言和习俗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著作权的研究方式存在的问题
《红楼梦》中的各地语言也被拿来证明作者系某地之人、而非曹雪芹的证据。
但是，如果了解曹雪芹的家庭（东北入关的旗人）、生活（江宁、苏州、扬州）、社会背景（五方杂处的北京）和曹雪芹有意地以画家“烟云模糊”的创作手法（避免着迹）等相应问题后，这些以某些地域语言或者风俗问题，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的做法自然就无法成立了，这也正是曹学研究之于红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