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豫约》中的流寓观

李贽生于明朝嘉靖六年（1527），福建泉州（今晋江县）人。敏泽先生将李贽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嘉靖三十一年前，这是李贽在家乡学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阶段。嘉靖三十一年，李贽考中举人。因为贫困，他不准备参加会试，拟以举人身份出任地方官员。但未想到，他被选为千里之外的共城教谕，从此开始了官宦生涯，也即他人生的第二阶段，他先后升任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等教职，一直到万历八年从云南姚安府知府任满为止，这一年他54岁。从姚安府任满，李贽把妻子送回福建，由他的女儿、女婿照顾，他自己则在湖北各地，寄住在朋友捐助的各类寺院之中，直到76岁在北京监狱自割而死，这二十多年的流寓客子生涯，是李贽的人生的第三阶段。^[3]李贽写作《豫约》时，如前文所述，是他感到生死只在旦夕之际，定戒约约束龙湖上院的僧徒，所以文字宛转清畅，不仅写了约文，还细细述及这些约文定制的原因，全文有“小引”、“早晚山门”、“早晚礼仪”、“早晚佛灯”、“早晚钟鼓”、“早晚守塔”“感慨平生”等六条七部分^[4]，他的“流寓观”见于“感慨平生”之中。

李贽说：

……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已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特以世人难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游，其所游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摄得我。故我于邓鼎石初履县时，虽身不敢到县庭，然彼以礼帖来，我可无名帖答之乎？是以书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则太尊己；不敢曰治生，治生则自受缚。寻思四字回答之，曰“流寓客子”。

李贽自称，他不肯归家，是出于本心，而关键一点是，他“不愿属人管”，即他不肯被家人管，不肯被长官管，也不肯为所游之地的地方官员所管，他“漂流四外”，带有着强烈的自我放逐之意，这种自我放逐，以脱身于受人管制的社会伦理秩序为宗旨，因此，他去掉了自己的一切名号，所谓“侍生”，所谓“治生”，以此实现自己的自由之身。“流寓客子”之引出，实际就为了达到个人自由，从社会伦理秩序下的形体自由，到程朱理学之下的思想自由。袁中道说李贽，从芝佛院开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参求乘理，极其超悟。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剑刀上事”^[5]。由此可见，通过自我放逐式的寺院生活，李贽实现了思想的超越。所以，与我们以往对“流寓”的认识有所区别，李贽没有刻意强调流寓生涯的不稳定，“不得已”，没有强调流寓所带来的内心失落与感伤，反而强调了流寓生涯的独特性。

他继续说：

夫流寓则古今时时有之，目今郡邑志书，称名宦则必继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贤公祖父母也；流寓者，贤隐逸名流也。有贤公祖父母，则必有贤隐逸名流，书流寓则与公祖父母等称贤矣。宦必有名乃纪，非名宦则不纪，故曰名宦。若流寓则不问可知其贤，故但曰流寓，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终身延平；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郏县，一葬颍州。不特是也，邵康节范阳人也，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也，而皆终身流寓洛阳，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谓非大贤上圣而能随寓皆安者乎？是以不问而知其贤也。

在这段话里，李贽予流寓者以极高的评价。他以地方志撰写范式为例，着重分析了方志里“名宦”与“流寓”相继书写的方式。他认为流寓者具有三个重要的属性：第一，流寓者必是贤者，所以他与名宦先后排列。第二，流寓者必是隐逸者，这实际是赋予流寓者能够“随寓皆安”之意，也即流寓者能够在流寓地实现自我安适的生活方式。第三，流寓者必是名流，也即显名于当时或身后。左东岭先生在论述李贽生平思想时指出，李贽有着强烈的重名思想，要留声名于后世，是他思想超越、不断著述的一个重要原因。^[6]流寓者，要达到显名于当时或者后世，也属于李贽追其声名的表达之一。

当然，在李贽定义的“流寓者”里，位列第一的是大贤高品者，他列举的名人，如朱熹、苏轼苏辙兄弟、邵雍、司马光以及白居易等，都是大贤，成就高品，他们因为种种缘故流寓异乡，却安于流寓。当然，这些人的流寓缘由及流寓经验，是否如李贽所说，另当别论。但是，李贽赋予了流寓者以非常高的认同和评价，在李贽看来，并非漂泊异乡者，即能被视为流寓者，流寓者必有大贤、大德和大声名。如果说，李贽所列举的这些流寓者，都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已，或被贬谪，或以隐逸而自安，那么，在李贽自己，流寓则是成为他接续这些人功名与思想的一种生存方式，用今人的话说，流寓作为方法，是自我超越的方式和路径之一。如果把流寓视为生存“向下”的自我实现方式，类似于苏轼在贬谪之中达成自我超越，李贽正是通过这种自我放逐的方式以期实现思想超越，也就是说，与苏轼等人的被动放逐不同，李贽追求主动的自我放逐。

李贽自称“流寓”者，又自称“客子”，所以他又继续辨析：

然既书流寓矣，又书客子，不已赘耶？盖流而寓矣，非筑室而居其地，则种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称客子，则知其为旅寓而非真寓，如司马公、邵康节之流也。去住时日久近，皆未可知，县公虽欲以父母临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临我，则父母虽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

在这一段文字里，李贽补充了流寓者仍不得不受流寓地方管束，再以“客子”来强调他是旅寓而非真寓，“客子”仍是旅寓、无永久定居之意，也即辨析了流寓与旅寓的区别。在李贽看来，流寓者有可能终身定居于流寓地，再次陷入地方政府的管束，丧失自我放逐、追求自由的目的，“旅寓”“客子”则凸显了流寓的短暂性。这种流寓的短暂性不意味流寓的终结，而是强化了流寓的无限性。有了这样的“流寓客子”身份，县令虽要以“父母临我”也不可得。挣脱地方管束，是李贽不断诠释其身份的原因。不难看出，在李贽的自我放逐之中，政治实体、国家制度，是他最急于摆脱的，这也说明，思想自由、思想超越终以从地方政府的管治之中超脱为先，没有这一步，是不可能实现思想自由的。但无论流寓抑或客子，都属于方内人士，都不免受到社会伦理价值的约束，李贽要追求自由的彻底性，乃至选择“落发”：

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乡可以落发，又何必麻城？”噫！我在此落发，犹必设尽计校，而后刀得临头。邓鼎石见我落发，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尔若说我乍闻之整一日不吃饭，饭来亦不下咽，李老伯决定留发也。且汝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尔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呜呼！余之落发，岂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酸鼻，尔等切勿以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李贽的落发，虽形式类同僧侣，但他的本意并不只是要作和尚，他的目的是追求自由，形体和思想的双重自由。只作和尚，形体又受寺院制度约束，思想又受佛教经典的约束，从现实政治秩序进入宗教秩序，必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所以李贽虽落发，他的思想不纯粹于佛典，他出入儒释道，主张三教合一，又企图超越三教思想，终以思想的自得、一家之言为主。所以，李贽落发虽与僧侣落发不同，但难免与世俗的道德伦理发生冲突，“真孝子”“第一好官”，邓鼎石之母为了让邓鼎石劝李贽蓄发的这些词语，原本属于李贽思想中的肯定古人的语词，是李贽对世俗世界的人物与功名的最高评价，现在反而成了他自己追求形体自由的约束。李贽说，只是不肯受人约束而要落发，而落发不得不与自己思想里世俗部分相抗争，落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李贽思想上实现自我超越的一个仪式。他不认为“落发为好事”，正在这里。

综上《豫约》所引段落，李贽从自身为官的被迫漂泊，到辞官后的主动流寓写起，进而阐释了他的流寓观，他赋予流寓反抗现实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可能性，把流寓作为思想进入、进取的方式，流寓是思想超越的路径之一，是自我放逐，是自我超越，为了确保流寓这一生存、思想策略的无限性，他又加以“客子”，加以“落发”，总之，流寓成了思想超越的外在形态，这是李贽赋予流寓的新内涵。而这流寓的新内涵，又与李贽的流寓经历密切相关，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