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纪实摄影的历程与视觉公共领域的发展

摄影作为公共领域，这个命题与纪实传统直接相关。在全球摄影史上，既有曼·雷（Man Ray, 1890—1976）、李·米勒（Lee Miller,1907—1978）等超现实主义大师为我们留下影像魔术的神奇景观，也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y Cartier-Bresson, 1908—2004）、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等纪实摄影家为我们阐释获取真相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中国独特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下，摄影的发展体现出强大的表现主义与弱小的纪实主义之间不平衡的张力。但是，在摄影宣传论、影像美学主义追求和商业化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仍旧努力前行，为视觉公共领域的建构积累技术经验与社会理念。如果说第一章的重点在于理论建构，这一章的触角将探向历史的纵深，从纪实摄影在现代中国艰难的发展历程去体察它从多个方面对视觉公共领域的塑造与推动。

摄影技术与电影技术都诞生在19世纪的欧洲，但不久就传到了中国——摄影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电影则是在1896年来到中国——这从侧面印证了19世纪由欧洲帝国主义的扩张所促成的全球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强度。最初，国人将全新的影像技术的展示称为“西洋景”，对此充满了猎奇、恐惧、不屑等复杂心态。但是很快，摄影和电影的本土实践也开始了，而这种实践主要集中在港口城市。尽管这两种技术是几乎同时被引进的，但二者在中国的艺术探索和社会使用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路径，这表明在一定的社会中，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多重制约与影响，而非技术本身的属性，塑造了新技术使用的模式与文化形态。在中国，摄影理念和美学发展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是纪实传统与其他个人的、机构的和商业的用途相比，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虽然20世纪早期以来，现实主义作为美学和意识形态学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20世纪末期，显著的变化开始出现——关于纪实类影像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成为媒体和专业领域的重要话题，而对于像摄影、电影和电视这类视觉媒体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公众关注也在不断增强。下面所要探讨的，是中国纪实摄影发展的背景和社会条件，以及纪实摄影如何将自身看做一种新兴的社会、艺术乃至政治力量，寻找和锚定纪实风格与传统在日益活跃的公共领域中的位置。

此处笔者并不想详细探讨在摄影技术诞生的第一个世纪，纪实传统在中国所遭遇的困境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不过，三条社会历史线索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考前提。首先，传统的中国视觉艺术非常强调表达与表现而非忠实的模仿。艺术成就通常在于对“理想”或“想象”而非“现实”的巧妙表达。因此，虽然摄影是在欧洲科学主义热潮的大背景之下，应捕捉绝对现实的迫切要求而诞生的，但当它传到中国之时，这种现代主义的野心很快被本土文化的惯性过滤掉了大半。早期的摄影实践者以传统士绅阶层和从中生发出来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他们倾向于将这种新兴影像技术放置于中国视觉表达传统的熟悉语境中，也就是说，与中国文人绘画的理想一脉相承。在这些有幸最早接触摄影的中国上层知识群体眼中，摄影与绘画相比，只不过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和方便，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断裂，而与此相对的是，对绘画的超越和竞争关系恰恰是欧洲关于摄影属性之争的关键问题。因而，中国早期的摄影实践大多出于装潢、崇拜、审美表达、社交、广告和宣传的目的。记录历史和再现现实（无论是科学的还是社会的）都不是其主要的目的，尽管许多当时拍摄的照片在当代被认为具有文献价值。

其次，摄影引入中国之时，中国是一个正陷入战乱中的社会，人民贫穷、国家分裂和外国侵略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困扰。尽管摄影是一种具有极大审美、社会和经济潜力的新技术，但与此同时，它的使用、生产和传播的成本也非常之高。只有少数政治、文化精英能够使用这种技术，它的持续应用和进一步开发都需要技能和资金的支持。因此，在缺少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的中国社会，摄影的传播仅限于华人社会中一个小的群体。照片工作室、图片新闻和摄影爱好者在大型商业城市（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的繁荣，只是一种特例而非规则。基于这种媒介在中国有限的传播范围，整个社会缺乏对摄影的熟悉，对这种新媒体的话语力量和艺术潜力的尝试、实验与推广也就举步维艰或者少有人问津。作为一种致力于再现生活世界和表达社会关注的艺术形式，纪实摄影是在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社会运动和社会意识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对这些社会思潮的新发展并不完全陌生——从保守主义到改良主义，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但社会改良的倡导者们大概认为摄影是一种太过陌生和难以获得的技术，是供上流社会消遣的玩意儿，而不能被有效地运用于普通民众的启蒙与社会动员。

最后，强大的纪实传统不可能只靠少数天才艺术家或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改革者独立建构出来。要使纪实摄影成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实践与艺术运动，需要拥有社群、政治和制度支持的、相互联通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将分散的人员力量集中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政府支持（比如美国著名的新政机构FSA对纪实摄影和社会调查的支持），有能够教授和传播与纪实摄影有关的美学技巧和社会价值的教育机构，有能够让一般民众熟悉摄影现实主义并对其所表达的社会理念产生同情的、大众化的图画出版物，这些都是纪实传统能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不用说，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条件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严重缺乏的。

不过，就是在这些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的纪实摄影传统还是蹒跚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