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性技巧”：影像拼贴与理性的弱化

除了制造几乎无法抗拒的视觉奇观以外，电子影像还具有将时间、空间、事件任意组合、拼贴在一起，表达全新意义的功能。剪辑和蒙太奇手段的发展，加上声音的引入，使电影、电视的表意能力更加丰富和综合，从本质上区别于静态且静默的摄影画面。蒙太奇原本是作为与利用连贯性剪辑制造天衣无缝神话的好莱坞传统相对立的电影手段发展出来的。蒙太奇理论的发起者苏联导演爱森斯坦认为蒙太奇可以将表面上互不相干的事物剪辑在一起，让它们产生意义上的关联，打破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传统认识和惰性的视角，从新的角度认知世界并引发对现实的批判，启发人们的革命意识。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新女性》中，就有一段意在批判社会的蒙太奇段落：女作家韦明违心与有权有势的学校董事到夜总会跳舞，觥筹交错间有些心不在焉。这时镜头转向一个圆形的表盘，待观众看清上面的时间后，表盘上出现了舞场灯红酒绿的情形，紧接着变成码头工人劳动的场景。时间的流逝与这两个地方的情景交替出现在表盘上，将两个空间发生的事情通过物化在表盘上的时间联系在一起。舞场中的颓废与码头上的艰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观众意识到社会的分化和不公，看到夜总会所掩盖的生活的另一面，以及这两种生活之间的联系。

然而，20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并没有使对蒙太奇的解放性使用成为主流。极权主义和大众商业文化，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文化趋势，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审视下，显出了高度的同质性。两种文化驯服大众的核心手段都是推销：不论要贩卖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价格昂贵又没有实用价值的消费品。40年代，霍克凯莫（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就指出，“对商业广告的警觉——它们不会白白给我们任何东西——应该适用于任何领域，特别是对现代工业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相互融合的认识上。”（Horkheimer and Adorno,1997, p.255）推销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能否消除大众的这种警觉。而电子视觉媒体所蕴含的强大的麻醉功能，自然得到推销文化的青睐与发掘。蒙太奇所具有的将原本互不相干的事务联系在一起、利用画面的逼真效果令观众毫无保留地接受的能力，成为政治和商业推销的基本手段。安德森（Andersen）称其为“关联性技巧”（associative techniques），意思是将画面强制性拼贴在一起，意义的生成就来自于影像组合给出的暗示，而不是经过逻辑推理或理性分析。（Andersen,1995, p.81）如果说平面媒体只能利用空间安排达到“引诱”观者的目的，还为受众留下了思考的潜在时间的话，视听结合的电子媒体进一步将时间也卷入关联性拼贴的立体策划之中，使得时间和空间都服务于感性的震慑而不是理性的思辨。画面的快速转换使得观众没有时间停下来回忆或反思刚才看到的情景，只能被动地依靠自己的感觉。如果说麦克卢汉称“广告的成功在于对理性的压制”（麦克卢汉，2000，第142页）可能表现出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偏见和蔑视，广告公司的合伙人查克·布罗尔（Chuck Blore）对广告的定义，更证明广告对大众意识的操纵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设计的。他说，“广告是绑架人类智慧足够的时间，以便从中赚钱的艺术”。

迄今为止这种绑架智慧的艺术最完美的典范是一则政治广告：里芬斯塔尔为推销希特勒和纳粹党所拍摄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the Will），将这种“关联性技巧”发挥到了唯美主义的极致。影片的开头，观众跟随镜头在云层中翱翔，缓慢下降并俯视大地。下面的人群翘首以盼。镜头转向正在降落的飞机，停稳后希特勒从舷梯走下，向民众挥手，镜头的仰角将观众最终定位在人群中，向希特勒顶礼膜拜。观众看到了一个救世主从天而降的过程。影片中间，雄浑的罗马式建筑不断与广场上的民众与元首的镜头穿插，暗示法西斯政权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辉煌。德国民众对未来命运的焦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就这样被这种视觉技巧“绑架”到了纳粹党的战车之上。本雅明认为从媒介技术的发展中创造出来的新的艺术理论“对法西斯主义毫无用处”。（Benjamin,1968, p.218）蒙太奇理论的命运和里芬斯塔尔完全击碎了这个乐观的预言。

“绑架智慧”的行动在现代商业广告中更是无处不在。消费文化时代的广告与过去小规模的，为了介绍产品性能、打开销路而做的广告有很大的不同。商品的饱和与大量为了流通而流通的消费品的生产，使得广告的竞争集中于抓住观众瞬间的注意力和引发人们无理性的购买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不惜给已经不堪重负的现代人增加许多无谓的心理焦虑——体重超重、有头皮屑、长青春痘、头发发干、头发发油、个子太矮——然后将自己的产品与经过化妆师妙手回春的主人公“拼贴”在一起，让人们相信是产品本身解决了那些原本就是虚构出来的问题。有时广告也触及现代人真实的忧虑——对工作稳定的担心，害怕孤独，渴望爱情，对环境污染的关注。但是，它们通常并不指引人们通过提高对自我的认识，与他人平等谦让地相处，积极参与社会决策来改变不甚满意的现状，而是提供药片、增白霜、快餐和空气清新剂，为真实的问题提供虚假的解决办法。广告中的产品总是与表现人生各种美好状态的图景拼贴在一起，使二者之间产生强制性的、基于幻觉的关联。家庭的温馨、大自然的美丽、爱情的甜蜜、运动员健美的身材，与信用卡、软饮料、小轿车、名牌球鞋等毫不相干的商品“捆绑”在一起，让人们误以为二者真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在人们还来不及仔细琢磨时，下一个广告已经出现了，以至于“我没法思考我想思考的东西。我的思维已经被移动的影像所替代了。”（Duhamel,1930, p.52; Benjamin,1968, p.238）

广告依托现代大众传媒得以蓬勃发展，广告收入成为许多媒体的主要利润来源。其在现代传媒工业中的核心地位，更使得传媒以向广告商贩卖观众的注意力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也使得“广告语汇”和“关联性技巧”超越广告本身的界限，进入到大众传媒其他内容的制造之中，为消费文化在社会各个思想领域的蔓延推波助澜。广告主早已不满足于仅仅将观众的智慧“绑架”十五到三十秒钟，而是希望广告周围的节目为增强广告的说服效果提供“良好”的环境。节目风格向广告靠拢并为广告服务的途径之一就是避免涉及可能影响消费欲望的内容，或者提出无法用简单方式（比如购买某种产品）来解决的问题。在商业文化的压力下，大众传媒从公共领域变成了公共卖场，推销和吆喝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严肃的辩论，瞬间满足和“惊颤”代替了客观的分析和反思与追问。公共领域转型的核心，就在于消费文化对非理性主体的诉求，使之尽量排挤一切与之相悖、能够唤醒大众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文化模式，迫使它们退出占据大众心灵和头脑的大众传媒，尤其是视觉传媒。因此，对视觉传播的表意机制及其与“重新封建化”的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研究，最终应该置于对消费社会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脉络梳理的大框架之下。

视觉技术的登场与现代传播活动中的宣传逻辑不期而遇，它们相互塑造，相互配合，相互强化，营造出统摄人们眼睛、身体和心灵的影像奇观与消费体验。但是，视觉媒介的潜力本不该到此为止。摄影、电影、电视，它们对人类最敏锐的感觉器官进行了突破性的延伸与塑造，也不断刺激着人们对自我、自然、群体与社会进行全新的界定、观察与思考。视觉媒介在制造幻象和虚假意识的同时，也能够带来自省、理性与自由。近代以来，中国的影像实践正是在真实与幻觉、宣传与批判、禁锢与挑战、刻板形象与辩证形象、表现型公共领域和批判型公共领域之间不断的交织与博弈中一路前行，为我们带来道之不尽的丰富材料和反思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