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研究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云集之地，科学研究作为探索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之谜、进行知识体系创新、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活动，理应成为高校教师的主要活动。高等教育史上，自德国柏林大学创办之时，科学研究就成为继教学之后大学的第二项主要任务。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大学教师必须不断地进行研究活动，并将从研究活动中获得的见解与成果直接用于教学。更进一步明确地说，开展其成果能够在教育中立刻发挥作用的研究活动，这是大学教师的义务”注6。
（一）科学研究在西方高等学校的演变
科学研究作为发现与创造新知的探索性活动，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在西方，古代的学院（园）也是当时科学研究的兴盛之地，当然，那时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是融为一体的。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科学成为神学的奴婢，科学研究受到压制和约束。高等学校内同样如此，学校的教学、科研受制于神学的控制。中世纪以后，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复兴，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开始在大学内兴起。创建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zu Berlin），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其创办者是当时普鲁士王国内务部文教总管洪堡（F.vonK.W.），首任校长是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洪堡认为：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生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他认为，大学内的研究和教学是合一的。大学的教授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的新发现。大学学生须在教授的指导下，自己独立地去从事科学研究。注7为了促使教授和学生能够真正有效地从事科学研究，洪堡还给出了现代科学的定义，这就是著名的“洪堡五原则”注8：
1.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完全得出结论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发现和找到的东西，它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取决于创造性地进行研究，以及自我行动的不断反思。
2.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行为准则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业区别开来。
3.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也仅仅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知识，并能有效服务于社会。
4.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他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个性，然后，他才能达到目的、技艺、力量的境界。
5.高校的生存原则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除此之外，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主张：理想的大学不应是一所“学习的学校”，而应是一所创造性的“艺术的学校”。教师应指导学生以科学的理性方式去发现新知识。作为大学教授的条件，费希特认为，必须在已有书本之外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费希特的这一改革计划书对柏林大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由于柏林大学的创办者和校长对科学和科学研究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并在办学实践中给予了高度重视，因而，师生共同从事科学研究、科研教学相统一等理念，在德国的大学得到了有效实施，这也使得德国的大学成为当时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它的影响迅速地遍及世界各地，各国学生纷纷到德国大学去留学。截至19世纪末，美国到德国留学的学生达到了4000多人。他们学成回国后，把德国大学的做法和经验带了回去，这其中包括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
1876年，在丹尼尔·吉尔曼的推动下，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创立了，吉尔曼担任第一任校长。在此期间，他按照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进行办学，实行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原则。最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只招收其他学院的毕业生，学生在几位精选的学者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些学者大多是从德国留学后回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被称为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美国第一所以讨论班方式授课、第一所分专业录取本科生的大学。1889年，著名的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在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也照此办学，在学校内特别重视科学研究，甚至到了有点忽视教育教学的程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也竞相在文理学院之外，开设研究科与专业科，从而使美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以至有些美国教育家认为，1876年以前的美国没有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才使美国有了自己的大学。
当代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Derek Bok）认为，科学研究要保持高质量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他认为，以下几项因素对大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尤为重要：注9
1.科学研究领域须拥有足够令人满意的工作待遇，以吸引最具才华的人才。
2.需要有先进的仪器和设备，以供科学家开展研究。
3.拥有促进最高质量的研究活动的工作环境。比如充分的时间保障，一流的图书馆设施，有机会参加科学会议和享有最大程度的交流科研信息的自由等。
4.允许科学家自行决定研究项目，自行决定采用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他们必须有灵活的经费来源，使他们能够探索自己选定的科研课题。
5.必须建立评估和维护研究质量的程序。这样的程序一般涉及广泛认可的机制，如期刊引证和同行评估等。
6.具有高尚的道德规范。科研工作应该有价值，在公正、合理的条件下开展，并受到广泛尊重。
应该说，从德国柏林大学创建之始，继人才培养之后，科学研究成为现代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在西方研究型大学被普遍接受。
（二）科学研究在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
如前所言，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始于19世纪末期，其雏形就是北洋大学堂。科学研究在我国大学内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期。在提升科研质量、推动大学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蔡元培先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12年，他起草并实施了《大学令》，将“通儒院”改名为“大学院”，并规定大学高年级学生必须参加科学研究，待研究的问题解决后才能毕业。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注10，这就对大学的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1919年，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研究所，供师生共同研究高深学问。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建校22周年开学仪式上说道：“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这同样强调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重要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硕儒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珍惜时光，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潜心研究，认真教学，为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和老师一起切磋知识、砥砺学问。虽然生活艰辛，但是成就卓著。他们有理想、有信仰，认清了国家和社会所需，凭借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执着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张奚若、沈乃正、朱光潜、吴宓、钱穆、吴晗、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费孝通、潘光旦、李政道、杨振宁……灿若明星的学术大师，其专业成就、光辉人格、学术品格、育人风格等为后人筑就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建设新中国的重任离不开高等学校的支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高等学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发展的举措。1950年6月，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明确提出：大学必须进行系统的、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教育，开展科学研究。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指出：综合大学虽然主要是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也是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研究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到“文革”前，我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有了初步的发展。“文革”时期，高校的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文革”结束后，科学研究事业迎来了又一个春天，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明确指出：重点大学应当“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注11。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大学的科学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科学研究在各类大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级各类大学既重视教学，又重视科学研究。1979年1月，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明确了培养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是大学的双重任务。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对高校从事科学研究进行了诸多的鼓励、支持和规范，并强调指出：“国家支持具备条件的高等学校成为国家科学研究基地。”这为高等学校自主地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持和保障。学者李庆章认为：“科研是大学的灵魂，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级别教育的焦点，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沃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一所大学的学术状况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决定着其精神和文化底蕴。”注12
当前，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科学技术在促进国家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成为各行业必然的战略选择，而大学是科研的主力军，因而，社会各界对大学从事科学研究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这对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反观当前，各级各类高校由于受到各种考核评比的影响，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对科学研究的重视“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应付各种考核与评比，对科研过程敷衍、对科研成果急功近利的追求等学术腐败现象应运而生。如何减少或杜绝科研活动中的腐败现象，正是本研究予以分析和讨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