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是大学教师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直接服务社会的活动。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的，该功能的显现，其历史并不长。从前文可知，最初意义上的大学是纯粹的教学研究场所，相对远离社会生活。19世纪初期，在英国，时任都柏林大学的校长纽曼主张，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认为传授知识是大学的主要功能。直到今天，对本科教学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安排仍是英国大学的一大特色。在德国，19世纪初期成立了柏林大学，其创办者洪堡把从事知识创新的科学研究任务交给了大学教师，并将其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洪堡五原则”。在其后的岁月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和做法在德国各大学盛行，并很快被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借鉴。此时的大学依然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其绝对的学术自由与自治。这一状况使得人们往往把大学称为远离尘世的“象牙塔”。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急需科学技术的支持。大学创办者的办学理念也在逐渐转变，高等学校教师利用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直接服务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这种现象在美国的高等学校表现得更为突出，因而也成了美国高等学校对世界所做的一大贡献。诚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原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所言：“任何地方的大学，都无法超过英国尽量为本科生考虑，德国尽量为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考虑，美国尽可能为公众考虑的目标。”注13
至此，高等学校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即社会服务逐渐凸显出来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即知识应用，是继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的功能之后，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所呈现的另一个职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以美国的高等学校为代表，高校教师开始越来越多地涉足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并积极地为其服务。这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越来越多地接受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资助。与此同时，大学在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促进和引领作用。并且时至今日，高校教师社会服务的任务也越来越多。
（一）美国高等学校与社会服务
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最初起源于美国，并且至今在美国高校表现得尤为突出。因而，这里以美国的高等学校为例，阐述高等学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历史演变。
1.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兴起与演变
从美国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来看，早期美国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社会现实，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面对广袤的原野，求生存、谋发展，是初抵新大陆的人们面临的首要任务，这也造就了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功利主义思想。在兴教育的过程中，他们同样注重直面社会的实际需要，谋求教育的现实效益，这是美国高等教育重视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背景。不过，美国大学成立之初主要效法欧洲大学的模式，侧重于向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女传授经典学术科目和宗教科目，提供的是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普遍轻视实用型教育，该模式的大学办学有诸多优点，但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专业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这与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们的价值观并不相符。变革大学、适应社会需要，成了必然的趋势。18世纪末，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的耶鲁学院开始承担起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任务，相继开设了“宪法”“土地法”“民法”“农业”“航海”等世俗课程；国王学院于1754年增设“航海”“测量”“矿物学”“地理”“商业管理”“家政”等课程。所有这些举措均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未来“美国的学院应当成为服务于社会种种目标的机构，而不应像牛津和剑桥大学那样成为民间的工联主义的学者所独占的领地”注14。
高等学校直接服务社会的功能显现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为了使教育适应各州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国会于1862年颁布了旨在促进美国工农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依照每一个州参加国会的议员人数，国会给每位议员下拨3万英亩土地，同时规定，这些赠地所得的收益需用于在各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农工学院，这些学院因赠地而建，故又被称为“赠地学院”。学院主要传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艺方面的知识技能，为工农业的发展培养专门人才。因而，《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启动了高等学校直接从事社会服务的功能，而赠地学院的建立则是高等学校直接从事社会服务功能的开始和标志。20世纪初期，作为赠地学院之一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其时任校长范海斯（Charles R.Vanhise）指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服务都应当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大学要为社会服务，州立大学要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注15这就是为人熟知的“威斯康星思想”的精要描述。至此，高等学校的第三项职能——社会服务，开始在美国的大学显现，并逐渐为世界各国借鉴和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成立之时就对学术研究极其重视。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强调大学的社会功用，强调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把大学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展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而且是为了建设更好的人类社会而研究科学。认为大学应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发挥重要作用，如增进知识、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等。正如其首任校长吉尔曼所明确宣称的那样：“建立大学有多种目的，但首先是为了建设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社会。”注16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上天震惊了美国各界，这也使美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举国重视教育的局面。当时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校长约翰·汉诺（John Hannoh）几乎是用恐惧的言辞来谈论这件事情的，他说：“在最近几个世纪里，除了美洲的发现以外，没有任何事件可以与人造地球卫星相提并论。”注17哈佛大学时任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也认为：“苏联在技术上的突破，正是因为苏联建立了能够增强苏联技术优势所需要的教育制度。”注18因而，改革美国的教育制度，增强教育科研的社会服务功能，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对这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第一反应。美国政府以非常时期的决策速度，于1958年9月2日通过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防教育法》。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在签署这一法令时指出：这是一项“紧急措施”，我们要通过这项法令大大加强美国的教育制度，使之能满足国家基本安全所提出的要求。
以《国防教育法》的通过为契机，此后的美国几届政府都把教育放在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视高等教育为联邦政府的利害所在，并且认为“国防安全、国家竞争以及国家的未来都与教育尤其是大学息息相关”注19。可以说，从此开始，美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为美国称霸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德里克·博克在其著作《大学与美国的前途》中指出：“服务于社会只是高等教育的功能之一，不过却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当国家面临困难之时，问题不在于大学要不要关心社会上的问题，而是如何尽职尽责地去帮助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注20今天的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研究型大学，为了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而创造新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注21。在农业、医学、生物学科领域，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领域，核能源、核装置和航空航天领域，在人类生态学、天文学、地震学、海洋生物学等领域，在环境保护和自然灾害的预防与控制方面，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或正在取得辉煌的成就。美国研究型大学除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突出贡献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有关公共政策、经济发展、人力资源、金融贸易、企业管理、社会福利、人文历史、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社会进步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完成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报告和成果。随着研究型大学服务领域的延伸和拓展，美国研究型大学成功地由社会的边缘走入社会的中心。在信息社会中，研究型大学又以高科技策源地的身份巩固了其中心地位。注22
2.高等学校提供社会服务的形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日益要求大学能够直接服务于社会各行业的建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从政府、企业和各种基金会那里获得的资助越来越多；二是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机会日渐增多。因而，高等学校也以自身的学科优势为基础，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各界提供专业服务。这里以美国高校为例，来分析高等学校为社会直接提供服务的形式：
（1）向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提供知识服务
高校利用自身的知识资源向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这也是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这种校企合作具体又体现为以下几种操作形式：
第一，校企合作的科技活动。比如高校与企业合作创办研究中心，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大学建立科学园区，向企业转让技术；鼓励师生技术专利入股，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企业孵化器，培育和扶持新建的高新技术企业。
第二，校企合作的教育服务。这包括校企联合创办专业，联合开设课程，联合培养人才等。
第三，校企合作的咨询服务。咨询的对象涉及政府、企业、公司等。咨询的内容包括政策、管理、战略决策和技术发展等。
第四，校企合作的信息服务。信息服务主要是指信息搜集、整理、加工、传播、交流、运用等方面的服务，它在高校社会服务的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注23
除上述之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于社会发展之所需，美国联邦政府加大了对各大学科学研究经费的支持力度，并在校园内成立了诸多“研究中心”，直接服务于各决策咨询部门。
（2）引领社会道德风尚
西方有学者指出：大学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文化高地，当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刻，大学的人员需要发出警示之言，并应该采取适当行动，以制止事件的恶性发展，引领社会风尚，帮助那些被压迫者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德里克·博克认为：“假如大学一时没有明确的实施办法或手段，那么它们应该设法避免各种腐败和丑恶现象，切断大学与那些可能有极其不道德言行的人和组织之间的联系。至少，大学应该不遗余力地防止其从不道德的言行中谋取利益，如不接受道德败坏的人的捐赠，不接受那些从事非人道经营活动的公司配送的股票等。”注24
（3）承担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
与“为知识而知识”“知识是中立的”观点不同，在主张大学应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学者看来，学者的研究工作不应该使参与者和社会公众遭受危险，不应该在被试者事先不知情或未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大学在接受他人或者企业捐赠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不得损害学术研究的自由，不得为了捐赠者的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
社会科学家同样应该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承担社会责任。如果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带来社会动乱或给公众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科学家就不得出版自己的论著。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管理，美国国会通过了《职业安全和卫生法案》，下令教学医院和科研机构成立道德评估学术委员会，该委员会事先对政府资助的所有项目进行通盘考虑，以保证科学研究成果不给人类健康和安全带来危害。
（4）对外技术援助
大学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技术优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大学以外的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在德里克·博克看来，这是一个很具有合理性的项目。一方面，这种技术援助有助于大学工作者提升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另一方面，大学提供的援助项目能够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其他组织和机构无法提供的帮助。
除了上述分类之外，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研究与革新中心，从高等学校与社区关系的角度，曾把世界主要国家高等学校社会服务的途径概括为五条：大学提供设施及人力资源供社区使用；满足社区提出的各种要求；主动参与研究社区的需求；根据社区的需要，分析社区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提供各种可能的对策；主动向社区提供与身份相符的服务项目。注25
（二）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进展
与西方相比，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校社会服务功能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式高等学校内，并且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得到相应发展。
1.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历史发展
19世纪末期，洋务运动失败后，本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目的，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即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本着“科教救国，实业兴邦”的办学宗旨，从一开始，学校就模仿近代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办学模式，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学校开设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等多种专业。南洋公学设置商科、工科、电机、土木科等。同时期的新式高校还有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武汉的自强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四川的中西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这些新式高等学校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本着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目的而兴办，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治法律、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高等学校同样把人才培养的功能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意识相对较为淡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才开始认识到大学所应具备的第三种职能，即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国务院在1989年的十号文件中指出：要正确指导和积极鼓励教育、科研、卫生等事业单位，以多种形式增加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特别要鼓励科研人员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党中央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国家的经济建设要依靠教育和科技进步，科技和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研究界，倡导高校应当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著名高等教育研究者潘懋元先生1999年撰文，专门论述“发挥大学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专题。高等学校也开始根据本校的学科与专业优势，主动与社会各行业开展合作，提供专业服务。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提出用15年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是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柱，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承担着重大责任。
2012年7月6日至7日，全国第一次科技创新大会召开，这充分显示了新时期我国对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视。大会指出，要提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并强调指出，要建立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国家投资建设的科研设施要向企业开放，作为社会技术研发的公共平台。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所获得的信息资料，要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开。这对推动高等学校以及科研院所为社会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在高等学校建设新型智库做了重要指示。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教育部于2014年2月10日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通知。通知要求：各高校要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结合高校优势和特色，统筹规划高校各类科研机构、人才团队和项目设置，凝练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注26这为新时期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指导。
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强调了“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协同创新”的重要思想，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
上述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文件，对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其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2.我国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主要类型
根据已有研究，当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注27：
一是通过技术市场向企业转让科技成果。高校通过国家部门、地区或行业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技术市场、技术交易会、洽谈会、难题招标等，将技术成熟度较高、市场需求量大面广的成果向企业转移。
二是项目合作。这种合作有的是把高校和企业各自的优势组合起来，共同承担国家的各种科技研究开发计划或重大工程项目；有的是企业按需要委托高校进行研究与开发或技术服务等。
三是建立国家或行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四是由高校出人力和设备，由企业提供经费，在高校建立“开发研究中心”。
五是高校与企业签订长期全面合作协议，在毕业生分配与人才培训、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实验测试与信息咨询等方面长期合作。
六是企业参与高校部分管理。企业向学校出资出设备，通过参与校董会，对学校对口培养的人才有建议权；学校按企业要求开展研究开发，聘请企业知名专家作为学校的兼职教授，促进校企共同发展。
七是高校与企业共同参与“国家产学研工程”，按各自的优势进行组合，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协调下，共同将科技成果产业化。
八是举办校办产业。高等学校发挥自身学科力量的优势，在教学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由学校举办校办产业机构，如北京大学的青鸟集团、北大方正集团，清华大学的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的复华科技有限公司等。校办产业可以比较有效地转化学校的高新技术成果，直接服务社会。2012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特别指出：国家支持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特别是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
九是高校在人才、智力、成果、资本等方面与社会企业在生产要素上组合成合资企业，实现产学研结合、技工贸一条龙。
十是由高校与地方（开发区）合办大学科技园，形成科技试验开发区。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目前我国高校的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并不高。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的报道：目前全国5100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科研成果三万项，但其中能够转移并批量生产的仅有20％左右，形成产业规模的仅有5%。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到20%，专利实施率不到15%，而发达国家高达70%～80%。注28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就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任务而言，它在西方主要体现为高等学校功能的不断拓展和丰富，这三大功能的实现都集中在高等学校。与此不同的是，在我国，除了高等学校承担着这三大功能之外，还有另外一套体系也承担着这三大功能，即各级科研院所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推动社会发展，我国成立了各级各类的研究院和研究所，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各省市也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各个专业也都有本专业的研究院所，如各地的农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有色金属研究所等。在科学研究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科研院所的组织系统与高等学校的组织系统相平行，院所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一起研究探索本领域的重大课题，服务社会发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些科研院所的工作对促进本行业学术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这些科研院所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创新意识不强、成果转化率不高、科技进步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等问题，这也是当前各级科研院所转制改革的重点所在。
当前，这些科研院所虽然有的已经转制为科技企业，但它们依然承担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任务。并且，与一般高等学校不同的是，这些科研院所以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社会服务为自身工作的重点，虽然它们也在培养研究生，但是人才培养并不是其主要任务。而在高等学校系列内，研究型高校同时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任务，教学型高校主要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这是科研院所与一般高等学校的区别所在。
综上而言，截至目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依然是高等学校的三大基本职能。在不同类型的高校，这三种职能会有不同的侧重。
高等学校三大功能的实现离不开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为了确保高校三大基本功能的有效实现，高校教师须具备高深的专业素养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本书仅从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角度进行探索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