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书育人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前，人才培养都是高校的核心功能。高校教师通过讲授和讨论等方式，传播历史积淀下来的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知的结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知识得以丰富，视野得以拓展，理性得以培养，情感得以陶冶，认识和改造世界与自身的能力得以增强。这一教书育人的职责是古今中外高等学校首要的和基本的价值所在。
（一）西方古代学院的知识传播和知识讨论
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生活以及自身发展认识的丰富和深化，人类积累的知识逐渐增多，零散的、随意的、个体对个体的口耳相传不再能够满足人们求知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上述需要，最初的类似于“行会”性质的、具有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功能的机构开始出现。无论是柏拉图（Plato）在雅典创办的“学院”（Academy），还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开办的“学园”（Lyceum），都具有知识传播和探究的功能。在这样的机构内，知识的发现与传播是合为一体的，简述如下：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创办“学院”，这是第一所类似于大学性质的行会，或者说类似于行会性质的大学，其主要目的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等相关认知问题的讲学和探讨。这位哲学家认为：20至30岁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时期。为达到理性陶冶与精神调和的目的，此时应选择青年中有特殊才能者学习高等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等。据说，该学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可见他对几何学的重视。在学院里，他把自己的学说传授给经过精心挑选的门徒，教学方法为连续的讲演与相互的问答，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启迪学生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在师从柏拉图学习多年之后，自己创办了学园，也被称为“吕克昂学园”。在那里，他教授自然科学和哲学。亚里士多德反对机械刻板的教学方式，重视教学方法的探索与革新。他经常带着学生在花园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因此，后人把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作“逍遥学派”或“漫步的哲学”。雅典的这两个学院（园）是当时学子求学的最高学府，对人类知识的传播和创造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
（二）西方近现代高等学校的知识传播
到了11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as）组织开始出现。1088年，依内里奥（Nereo）在意大利创办了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有时被翻译成“波隆纳大学”，该大学被称为欧洲的“大学之母”，也是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是一个由学者团体组成的组织，有自己的章程，管理较为严格，又具有商人行会或手工业行会的性质，学者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授课。教授的主要内容包括神学、法学、医学和“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当时意大利的皇帝费德里克一世（FedericoⅠ）在听取了该校创建者依内里奥的四位学生的建议之后，于1158年颁布法令，做出了大学不受任何权力影响的决定。大学作为教学研究场所，享有自主权，具有独立性。这对促进学校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14世纪开始，除了传统的法学专业之外，博洛尼亚大学又迎来了逻辑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算术、修辞学以及语法学的众多学者。1364年，该大学又建立了专门的神学院。众多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名人都曾在这里求学，或是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圭多·圭尼泽利（Guinizzelli），但丁（Dante）等。彼德拉克（Petrarca）、伊拉斯谟（Erasmus）、伽利略（Galileo）、哥白尼（Copernicus）等都曾在这里学习或执教。伴随着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博洛尼亚大学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社会既需要某个领域的实用型人才，也需要能够融通各门学科知识的通识型人才。此时的大学，在性质和功能方面都面临着多样的选择和发展。社会各界对大学的特性以及培养人才的功能也有着多种意见和观点。在这些多元的观点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神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观点。谈到大学的功能时，时任都柏林大学校长的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把大学称为“知识传播之地”；并进一步提出了“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所有学科的知识均应在大学传播。只有在各门学科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学生才可能受到“自由教育”，学生的理智和心智才得以培育，真正的“自由人”和“绅士”才得以养成。他坚持认为，发现知识和传播知识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发现知识、从事研究是科学院或者是科学学会的事情；而大学是传播普遍知识的地方。
需要强调的是，纽曼把大学称作教育的场所（place of education）而不是教学场所（place of instruction）。因为在他看来，教育与个人的思维培养以及性格养成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通常与美德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是个体化、永久性的东西。而教学则更多地与信息获取有关，与心智本身关系不大。注1纽曼坚信，大学应是接受教育的殿堂。因为在这里，一大批学识渊博的人聚集起来，埋头于各自的学科，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通过熟悉的沟通渠道，达到理智上的和谐。学者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磋商，相互帮助，营造一种纯洁明净的思想和学术氛围。在这样的学校，尽管学生只攻读众多学科中的少数几门，但是他们能够呼吸这样的空气，感受这样的氛围，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建校于1167年的英国牛津大学的教育教学模式占有重要地位。牛津大学的教育教学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导师制、住宿制和书院制。这几种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让学生在学校能够有更多的师生交流、更多的生生交流，以便受到更好的教育和熏陶，而不仅仅是学到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导师制最为形象的解释，就是学生经常和导师交流、切磋琢磨，导师经常抽着烟和学生聊天，向学生“喷烟喷火”，直到点燃学生心中的熊熊烈火为止。对住宿制较为推崇的纽曼，在其《大学的理想》一书中谈道：“当一大批思想敏锐、心胸开阔、富有同情心、善于观察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地相互融合，在这样的氛围下，毫无疑问，即使没有教师教他们，他们也肯定会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同样，大学内的书院制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实施全面的教育教学引导和管理。而在有着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传统的德国柏林大学内，教学在教师的全部工作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纵观西方高等教育史，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尽管现代大学的职能日趋多样，大学的活动也不断丰富和扩展，但培养人才仍然是大学的基本任务与核心功能，这是大学之于学生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研究机构的任务所在。
（三）我国历史上高等院校育人功能的演变
我国古代的书院以及近现代的高等学校也都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在知识的保存、传播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里一并叙述。
1.古代书院内讲学之风的兴起
西汉时期的《礼记·大学》开宗明义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虽然这里的“大学”不同于今日的大学，却指出了学问之道需弘扬人性中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起源于唐朝、兴盛于宋明的书院，在我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着诸多类似于当今大学的职能。客观而言，书院主要是我国古代文人修书藏书的场所，同时又是读书人讲授、学习之地。书院内，讲授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讲学者的学问、人品等都会对听讲者产生极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白鹿洞书院内，学者王守仁讲学时呈现出如下情形：“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宋朝的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置田建屋，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学者隐居读书，聚书收徒，讲学交流。书院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直到清朝末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渐瓦解，书院的发展江河日下，虽然曾有人采取多种应变措施力加挽救,但是收效甚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令各省省城的书院均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置中学堂，各州县均设置小学堂，书院的历史就此结束，但书院在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功能已被载入史册。
2.近现代以来我国高等学校教学功能的实现
19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我国对外开放的征程就此开始。甲午战败更让国人震惊。现代意义上的高校建设在此背景下展开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一背景下建立的大学有着强烈的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目的。因而，大学重视人才培养，尤其是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成了其重要特性。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堂是盛宣怀于1895年10月奏请光绪皇帝批准设立的“北洋大学堂”，即天津大学的前身，这是中国人自行创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大学堂创办之始就参照美国的大学模式办学，让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1911年，因庚款兴学而创建的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于1925年设立了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31年起，梅贻琦任该校校长，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观点，他尤为强调教师的专业素养和道德素养对于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大学来说，大师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其学识渊博，智慧超群，更因其可以为学生提供追慕的目标。“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注2当时的清华国学院，除了正式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和人格培养之外，为了加强师生间的联系，每月定期举行“教职员学生于一堂”的茶话会，其宗旨在于“或明研究院之宗旨，或讨论治学方法，或讲述个人修学与处世之经验等”。通过倡导与实施此类的对话与交流，密切了师生关系，提高了教育成效。此外，清华国学院为每位教授设置“教研室”，教研室内存有各种重要书籍，学生可以随时进入阅览，亦可随时同教授交谈问难。
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此时的大学在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大学制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也有继承。因而，在教育内容方面，既重视讲授专门知识，也重视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在教育方法方面，既有老师的讲解传授，也有启发式提问和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有关这段时期，即“民国大学”大师的介绍，其他书籍已有较多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3.我国当代高等学校对教书育人的重视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了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大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了大幅提升。大学的功能和活动日益丰富和多元，但是，无论大学的功能如何丰富，培养人才始终是其核心功能，教书育人是大学教师最为根本的职责。我国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学者熊丙奇曾说：“大学的功能，从大学存在的价值和使命看，核心与基础应该是人才培养，其余的办学活动，都应该围绕人才培养而展开；其他的功能都是在人才培养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也有学者指出，大学教师的天职应该是传道授业解惑。注3“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它的教学性，在于通过教学提升学习者的思想，教化其精神，陶冶其性情。”注4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曾说：“大学的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大学的其他功能，如大学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工作，则是人才培养这个中心工作的推进动力和完成条件。”注5
从上述高等学校的发展简史中可以看出，无论何时何地，传播知识、启发思维、促进学生成长和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人才，始终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与核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