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族群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39．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和保护内部文化多样性之间能否兼顾？在各族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是否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我们应当以什么标准来分辨各群体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进行分辨、鉴别时，我们应当根据本族知识精英集团或政府权威机构提出的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标准来进行分辨并做出结论，还是应当在岁月的流逝中，接受现实竞争实践对各族传统文化内在生命力的检验？在族群文化具体内容的价值判断和弃留取舍方面，谁具有发言权？是政府还是社会？是居于社会上层或生活在其他城市的部分民族精英还是生活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普通民众？

40．经济全球化是否包含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内涵？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满足“交易”的需要，任何进入“市场”并带有“商品”性质的交换物（有形或无形，物质或非物质）必然趋向于某种程度的度量“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对传统的文化多样性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文化多样性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如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些传统文化（如小族群语言、地方方言、传统工艺、宗教仪式等）因为践行者越来越少而逐渐消逝，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历史演进的必然结局？为了记忆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化遗产，我们是否应该做些什么？应当如何去做？

41．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展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在汉族地区开展的自然资源开发在形式和政策上是否应当有所差别？少数民族民众对草原、“神山”、“圣湖”等自然地理区域的传统崇拜和相关禁忌，是否与其在世代经营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得出的生存经验和生态伦理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蕴藏深刻文化内涵的民间生态崇拜和禁忌？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传统的农业、畜牧业、渔业经济模式应当如何过渡到现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经济模式？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既吸收中国传统的智慧与经验，又积极吸收国外现代化的农牧业技术与经营方法？

42．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是否包括社会组织结构和人们的自我意识、权力观念的变化？少数民族社会能否自外于整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演变？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参与民族议题讨论的主体和其角色定位是否会发生变化？在表达民族意愿、选择民族文化模式、使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时，谁能够真正代表各民族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这一代表权是由广大民众选出的，还是由政府指定的？我们看到，在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有些“民族领袖”所代表的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和上层集团，他们甚至不惜牺牲本族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去谋取只属于少数精英分子和上层集团的利益。我们在讨论与“民族”议题相关的问题时是否应当思考一下，当某些人以“全民族”的名义发言时，他们是否真正在为本族的普通民众考虑？他们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全民族命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