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如何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共同文化

81．1949年后，我国的国家观念和政治认同建构长期以来建立在共产党提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并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组织和经济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以来，这些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为了加强各族公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否需要建设一个包括13亿国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中华文化”是不是全体国民共同从历史上继承下来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各种文化的总合？“多元一体格局”是否可以用来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内部结构？几千年来把我们各群体的“多元”凝聚为“一体”的那个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是什么？

82．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央政府和主流群体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项具体问题。如果忽视了“多元”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感受，我们能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中华民族的巩固的“一体”？如果不能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各民族共赢的共同的国内市场？

83．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为了区分不同的“民族”，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是群体之间在各方面的差异，往往漠视甚至否认各群体在文化方面的共性。在近些年政府推动的“保护和发展各民族传统文化”工作中，一些人认为，如果关注民族之间的文化共性就是强调“文化同化”，那么唯有突出各族文化特点才是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保护。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中，如果只强调“多元”而忽视“一体”，看不到“多元”之间的相互有机联系而把各民族的文化彼此割裂开来，那么这对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思路对于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是有利还是有弊？

84．据旅美华裔学者孙隆基考证，“汉族”这个概念只是秉持狭隘民族主义的清末汉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与“皇汉人种”“炎黄子孙”紧密相扣，成为清末革命党的精神武器和动员工具。近些年来，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文艺界人士试图用清末革命党发明的“炎黄子孙”“华夏子孙”“龙的传人”这些文化符号作为加强中国人认同的工具。我国各主要少数民族是否认同这些文化符号？在以现代公民国家为楷模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借用“炎黄子孙”“华夏子孙”“龙的传人”等带有特殊历史标记的文化符号来表达国家层面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这种宣传在少数民族中带来的是正面效果还是负面效果？

85．各地区的汉语方言（粤语、闽南话、苏州话、客家话、四川话等）不仅拥有悠久历史，而且与地方歌曲、传统戏剧（粤剧、昆曲、越剧、川剧等）密切结合在一起，深受当地民众喜爱。那么，在推广汉语普通话时，这些方言的使用和传承是否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也存在本民族的多种地域方言（如藏语中的拉萨话、安多藏语、康方言等），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地域方言同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当政府在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和电视广播中推广某种“标准语”时，这些方言是否会被弱化和逐渐消失？这是不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时应当思考的问题？

86．文化是由人“做”出来的，文化是为人的，而不是相反。在各民族思考自己的传统文化议题时，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我们是否应当首先回答：我们所要保护和发展的是“谁的文化”和“为谁的文化”？在我们讨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民族的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人的处境和选择问题？究竟如何处理这些文化议题才能真正符合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