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如何看待“民族-族群”关系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

76．以政治权力结构的方式（如实行群体或区域自治、由本族精英来领导等）能否有效解决各族群民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文化差异、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服务品质不均等、社会经济适应和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利用和基础服务共享程度低等问题？如果排除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制度化区别对待和人为设置的隔阂之后，把上述问题提高到政治权力结构的高度是否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是否能以行政手段或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才能在现阶段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发展权益和发展机会？当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被提升到政治高度时，解决问题的空间实际上是被扩大了还是被压缩了？

77．哪些原因导致各地区出现的许多经济问题（如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社会问题（如就业、社会福利和保障）、文化问题（如学校教学语言、公共场域的民族语言使用）、行政管理问题（如行政区划调整、自治县改市、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宗教问题（如寺庙、清真寺和民众宗教活动的管理）、治安司法问题（如个体公民之间的冲突、社会治安事件）等时常被人们解读为“民族”之间的问题？为什么总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各类具体事件来激发和调动民族情绪，从而导致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不断恶化？政治认同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政策导向和行政效率状况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78．当人们把发生在族群之间的一些社会问题、民生问题、文化问题等解读为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民族问题”时，我们说这是把民族和民族互动“政治化”的思路，并建议以“去政治化”的思路来淡化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存在把民众传统和朴素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加以解读，以致存在将其“政治化”的思路？对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这种“政治化”倾向是一种仅仅存在于党政部门公务行为中的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社会生活中人们广为采用的思维方式？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79．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身份体系和个体的身份结构分别有什么特点？在每个国民都具有官方正式认定的“民族身份”的国家（如中国），族际通婚夫妇在为子女选择“民族成分”申报时，主要的考虑因素有哪些？是政府各项“民族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实际利益，还是通婚当中一方文化传统、民族意识的传承？正式申报的“民族身份”对族际通婚子女成长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会带来哪些影响？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空间会带来什么影响？

80．在我国公共文化事业中应当如何体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东部省市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报刊记者、编辑队伍是否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和吸收来自西部地区的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从业人员？他们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是否会使西部的少数民族居民和在东部就业的西部少数民族劳动者对这些电视节目增加认同感，使广大汉族民众经常意识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少数民族记者在东部采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时，是否比汉族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心理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能更全面、更客观地进行报道？有少数民族背景的编辑人员在处理与少数民族人员有关的报道、文章、书籍时，是否会具有同样的优势？少数民族的采编人员是否会有助于主流社会成员更加深入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认识我们的多元文化、价值以及行为方式，促进我们的文化自觉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