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跨区域人口流动

51．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近些年从沿海省市和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经商和就业的汉族流动人口？这些汉族流动人口在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哪些行业和职业？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交往带来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52．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近些年从西部地区到中部和沿海省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部和沿海省市主要从事哪些行业和职业？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个体自发流动到中部和沿海省市的？有多少人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劳务输出”的？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况（居住、子女入学、就医、社会保障等）怎样？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当地基层政府对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给予了哪些帮助？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东部、中部和沿海省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交往带来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他们对促进我国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发挥了什么作用？

53．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远景来看，各民族成员走出传统居住地并逐渐散布到全国各地，根据每个人的专长、意愿和发展机遇在全国各地居住、生活和发展，这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全国性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各族传统居住格局出现的这种调整对中华民族内部的相互交往、相互了解和融合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目前这种跨越传统居住地的各族人口流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近期的发展前景怎样？我国目前各地的劳动力管理制度和人口流动政策对这一流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54．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任职的汉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在这些汉族干部的任职、工作安排和族际交往中存在哪些问题？汉族人员对此有些什么反应？他们对西部地区的干部和人才流动提出过哪些建议？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这些汉族人员有些什么反应？他们对干部和人才的跨地域交流和流动有什么建议？

55．西部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有没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到中部和沿海省市任职和工作？这样的少数民族干部流动和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跨区域就业将会对我国的民族交往和社会认同模式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中部和沿海地区的政府和民众对此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政策？中央政府是否需要为此出台某些专项政策？如果在沿海省市出现一批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的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和大学校长，如果在沿海省市企业和事业单位拥有更多的少数民族技术人员和职工，如果在沿海省市各大学出现更多来自西部少数民族的校长、教师和研究生，那么西部各族民众对沿海省市的认同程度是否将有明显的加强？各族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是否将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56．在民族自治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任职安排中，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每名干部职工的民族身份背景？在党和政府部门的职位安排中，是应当采取比较固定的职位民族分布结构，把每个职位与某个民族身份具体挂钩并固定下来，还是应当考虑逐步增加选拔干部的灵活性，更多考虑每个干部的个人资历、政治文化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而不是把民族成分作为主要考虑因素？

57．在一个国家中，一个民族（族群）能否获得与其他群体平等或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群体中能否产生真正有能力、有权力、有威信的政治领导人、科学家、企业家、军人和知识分子。政府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政府政策予以保障，但是如何涌现出一批真正杰出的少数民族企业家，这是政府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在汉族地区相对发达开放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如何创造条件使少数民族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是否应该在项目竞标、税收、贷款、人员培训等方面制定针对本地少数民族人员的系统性优惠政策？各族党政干部跨地域任职，各族企业家跨地域经营，各族劳动力跨地域就业，是否可以为少数民族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培养与锻炼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58．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分析“跨境民族”的提法？这一概念是何时出现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的？“跨境民族”概念与“公民的民族模式”的基本理念相符合，还是与“族群的民族模式”的基本理念相符合？目前在我国的话语运用中，“跨境民族”这个概念存在哪些问题？我国的邻国是否接受我国一些出版物中使用的关于“跨境民族”的提法和具体应用？

59．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在迁移后的生计安排、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面临哪些实际问题？目前的政策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各地区的移民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政策？有关的“生态移民”安置项目是否取得了预期的社会和经济效果？如果移民及其子女不能实现有效就业并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些安置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能否被视作成功的项目？那些脱离了原有的生计方式又没有找到新的生计方式、原有的社会组织体系也面临崩溃危险的人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