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速掀起了一次引进和传播、学习和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宣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开始从思想家的个人行为转向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行为。随着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初步展开，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一种科学理论走向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走向了广大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走向了一部分先进群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获得了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从五四时期的掌握先进知识分子进展到掌握先进群众，或者说从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到先进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阵地不断扩大，成立了专门翻译、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创办了大力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杂志，这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提供了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立即成立了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在短时间内迅速在中国得到出版，中国思想界和一些先进群众能够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1921年9月1日，《新青年》刊发了“人民出版社通告”，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共产主义丛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设立了人民出版社，已经印行了马克思全书2种，列宁全书5种，共产主义丛书5种，共12种，各印行3000份。1922年，人民出版社同新青年出版社合并，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青年》杂志刊登了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全译本和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节译本。《中国青年》杂志在1924年专门刊登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等16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并对每一本著作都做了简介，方便读者阅读这些经典著作。毛泽东领导创办的《新时代》杂志发表了李达的《哥达纲领批判》全译本。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一些非共产党的刊物也相继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先后刊登了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和《改良与革命》，河上肇的《资本制度解说》，列宁的《共产主义与社会的进化》、《帝国主义》和《马克思政治学》（即《国家与革命》第一章），恩格斯的《空想及科学的社会主义》等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季翻译的马克思的《工资、价格与利润》（译名为《价值价格与利润》）、考茨基所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所著的《史学要论》，施存统翻译的《马克思学说概要》和《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等书。北京的《今日》杂志明确提出自己以介绍和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为职志，曾经刊载过《资本论》的部分内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1、5、6、9章的译文。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广州开办了平民书社，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书店，专门负责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刊物如《新青年》、《向导》、《前锋》等的发行工作，并在长沙、南昌、广州、太原、安庆、重庆、宁波等地设立发行机构，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理论宣传工作，因此对出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刊物建设给予高度重视，相继创办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报纸杂志。《新青年》杂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青年》的党刊性质更加突出，1923年6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刊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23年9月创刊的《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导报，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指导革命实践的同时，承担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任务，刊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批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澄清人民的理论是非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前锋》月刊、《政治生活》、《中国青年》、《先驱》、《新时代》等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

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1921年2月，在上海开办上海女校，李达任校务主任，陈独秀、陈望道、蔡和森等都到过这个学校讲课或开讲座。1922年10月，创办上海大学，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学校的教师大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学校所讲授的课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有关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当时，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和革命人才的重要阵地。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学校主要组织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革命问题，1922年该校聘请李达任校长，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自修大学及其创办的《新时代》杂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培养革命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主体逐步成熟和壮大

在翻译和引入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同时，早期的共产党理论家们开始在不同领域阐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展开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主体队伍进一步壮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基础更加牢固。

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瞿秋白等人，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24年5月，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出版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这本书中，李大钊把唯物史观贯穿到自己的史学研究当中，以唯物史观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推动史学革命，对历史学的对象、方法、任务、目的等做了很好的理论阐述，是中国理论家自己撰写的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专著。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了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史。他指出，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就要发现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在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李大钊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分析了历史发展的曲折前进性，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这本书的出版，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日趋成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也更加全面。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和党内主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概括。他以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把马克思的学说和革命实践概括为两大精神，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二是实际活动的精神。为此，他提出要按照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来研究学问，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特别是要研究当下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同时要像马克思那样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真正在实践行动中发挥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的精神。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陈独秀概括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等理论，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做了较好的分析。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理论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翻译了《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在《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大量摘译和介绍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思想，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做出了杰出贡献。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哲学家和理论家。1922年，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湖南党组织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担任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的机关刊物《新时代》。在自修大学他讲授唯物史观课程，向学员讲解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新时代》刊物上发表《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及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驳斥胡适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谬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阐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1926年2月，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这本书是李达在建党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旨在宣传唯物史观，为中国人民提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此书共十八章，约十七万字，重点是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主要包括“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之起源”、“社会之发达”、“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社会阶级”、“社会运动”、“帝国主义”、“社会之将来”等章节。《现代社会学》是李达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同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是建党初期为数不多的中国理论家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于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此书出版后，在先进知识分子和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深受革命志士的欢迎，有很多人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道路。仅从1926年到1933年的7年间，此书就印行了14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著作中，任弼时的《马克思主义概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1925年5月，任弼时撰写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文章以通俗化的风格从“马克思主义的由来”、“马克思与达尔文”、“唯物论哲学”、“辩证论”、“价值论与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学问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等方面，比较完整而又通俗易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的情况。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著作，反映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已经比较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已经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大众的特点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体不断扩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基础也更加拓展。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目的地提高全体党员和广大进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掌握的群众队伍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不断增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也逐步形成。

3．马克思主义理论日益走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目的性和重点性更加突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有重点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唯物史观思想，一些关系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被突出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成果。

第一，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初步判断。

1922年6月，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初步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三方面构成：内地乡村的家庭工业，城市的手工业，沿海沿江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的农业手工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新的工商业也难以发展。在此经济基础上，中国的政治分为三种：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国内军阀混战不停，中国的工商业难以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很幼稚。由此经济和政治状况所决定，中国革命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争斗。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是中国成为独立统一国家的根本方法。

陈独秀的分析显然存在着很多不足，对于中国的经济基础没有深刻分析，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不够准确，没有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势和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等等。但是，不论怎样，他并没有机械地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套用到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分析中，因而其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的初步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具体国情，初步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并根据这样的社会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既要打倒封建军阀又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宣言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列强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受他们操纵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停留在家庭工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之上，资本主义极其微弱，“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之下”。为此，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和平，就“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宣言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但是已经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这无疑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具体国情得出的比较正确的结论。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进行了初步分析。

在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简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制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很不充分，非常幼稚，但是同时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中国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生活日趋贫困，为了“除去”这种贫困状况，必然要起来斗争，因此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他们同工人阶级联合，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的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等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因此必然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势力，在中外资本家的压迫下，革命运动必然是会发展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使工人阶级“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在此基础上，宣言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最高纲领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进一步地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废除私有制度，逐步达到共产主义。

这个分析显然既不是全面的（例如没有分地主阶级），也不是深入细致的（对各阶级的分析只是讲了大概而没有具体分析），有很大的不足，带有明显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的痕迹。特别是，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缺乏更深刻的认识（只是讲到无产阶级要帮助完成民主主义革命），这也是后来在大革命中犯下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不论如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随着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的分析越来越深入，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终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第三，在复杂的环境中初步探讨了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中，共产国际具有极大的权威，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于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简直就是圣旨，这种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命运。在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就很能反映这一点。本来，陈独秀对中国国民党的看法很不好，不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表示不大赞同。但是，1923年1月共产国际做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主张国共合作，并明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这就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排除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之外。在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下，陈独秀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观点，赞同共产国际的主张，在1923年4月和12月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强调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陈独秀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更加错误的观点：中国无产阶级极端落后，比资产阶级更加幼稚；工人阶级缺乏革命觉悟，在民主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更不要说是领导者了。这样，不仅在共产国际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那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就被抛弃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赞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意见。一些深入革命实践的共产党领袖和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看法，邓中夏和瞿秋白就是杰出的代表。

邓中夏在《论工人运动》中就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他指出，“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他在文章中，批评了陈独秀对工人阶级丧失信心的观点。

针对陈独秀所提出的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幼稚的观点，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中系统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实际调查的结果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在中外资产阶级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在他们的斗争实践中日益发展，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

瞿秋白在1923年5月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在同年7月发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再次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更非有劳动阶级的革命行动不能成功。”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他多次讲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才能成功，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地位至关重要，“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分析和重视，也因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之后，瞿秋白等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了多方面的论述。

第四，对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

陈独秀在1923年7月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中，明确提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农民的力量；在中国，农民群众已经是国民革命的一种伟大的潜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的力量”。他把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分为十等，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农民的状况和阶级结构。

李大钊在《农民与土地》中，以大量的调查资料阐明了中国农民的穷苦状况，热情赞扬了农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号召革命者要到农村中开发教育引导农民，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

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生存的经济基础，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地主阶级，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在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1925年1月党的四大上提出了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1925年10月北京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制定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1926年2月在北京特别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党在北伐战争中，“必须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干”。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问题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始萌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积累。

4．在思想交锋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更加明确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信仰和立场更加坚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展开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及其对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力图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降低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应对这种挑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论战，在论战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扩大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大众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理论。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论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二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三是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首先是在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反科学的所谓人生观派同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派之间展开的。前者以柏格森理论为基础，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是科学所无法解决的，而且西方的科学之梦已经破产，必须恢复中国的孔孟思想，复活宋明心学。后者则以科学万能论为武器，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个争论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延续，但是包括科学派在内的思想界，所坚持的理论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丁文江以所谓的“存疑唯心论”为理论支撑，胡适以实用主义为理论支撑，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在论战的第一阶段以科学派的胜利而结束之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参与进来，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既批判了张君劢的自由意志论，也批判了丁文江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历史观，在他们发表答辩文章之后，陈独秀又发表了《答适之》、《答张君劢及梁任公》，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唯物史观等思想，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思想。与此同时，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对唯心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进行了批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理论。

国家主义思潮在西方已经存在数年，从19世纪初期拿破仑入侵德国开始，国家主义就被费希特等人所鼓吹。五四运动时期，国家主义思潮随着其他各种西方思想进入中国思想界，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天启等的鼓吹下，国家主义在中国的一些青年人中间开始有一定的影响。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家们在1924年10月创办了《醒狮》周刊，宣扬国家主义学说，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1925年开始以《中国青年》、《向导》等为阵地，对国家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针对国家主义强调所谓的“阶级合作”、“全民革命”、超阶级的国家观、“外抗苏俄”等主张，以瞿秋白、任弼时、恽代英、肖楚女等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思想、国家学说和国际主义思想，同时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猛烈批判下，国家主义很快就失去了思想市场，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主张不再迷信，就连原来坚持国家主义学说的一些青年理论家也纷纷觉悟，离开了国家主义派。

戴季陶主义是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产生的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思想体系。1925年6～7月，戴季陶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抛出了戴季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戴季陶主义出现之后，以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向导》、《中国青年》等刊上发表批判文章，从哲学、政治、组织等不同方面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深刻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针对戴季陶攻击唯物史观、反对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陈独秀讽刺戴季陶根本就不了解唯物史观，便信口批评，这是真正的学术所不允许的。恽代英专门写了《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一文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长文，从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政治上系统批判了戴季陶主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阐述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总之，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初步展开，宣传教育的阵地不断扩大，群众基础不断牢固，理论主体队伍日益成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更加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更加广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非常鲜明：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学习和研究、宣传和普及的密切结合；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密切结合；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性、领导性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自觉性和目的性的密切结合；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密切结合；初步实现了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的密切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