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奠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来看，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转化和创新，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时代任务的科学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离不开从事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政党及其理论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离不开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觉和成熟，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虽然五四运动并没有真正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它从理论前提、时代任务、理论创新空间、理论创新主体、阶级基础等几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日后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重大历史性飞跃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1．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传播，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无从谈起，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五四运动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成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在思想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从而不断促进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并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

第一，传播和宣传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基本思想，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曾经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十月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十月革命之后不久，李大钊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

1918年7月，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世界历史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章强调要迎接十月革命带来的革命曙光：“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同年11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文中写道：“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个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带动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初，他又在《新纪元》一文中，把十月革命同中国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十月革命这束人类进步发展的曙光给中国带来了光明：

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青年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盛赞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掀起了人民解放的大革命，“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十月革命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这个大潮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普及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的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捷连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作同样的断定。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清晰地看到了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思考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他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方向，在热烈欢迎十月革命的同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他指出，“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中国大地上“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奠定了文献基础。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及在此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在此文中，他阐述了唯物史观创立的重大意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科学的一大理论贡献，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为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等等。

在五四运动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杨匏庵也是非常突出的。五四时期，杨匏庵已经逐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在广州的《广东中华新报》连续发表了《世界学说》系列文章（1919年7月12日至12月15日，共41篇，4万多字）。《世界学说》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个流派的哲学思想，如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实证论、机械论、观念论、实用主义等；二是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如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摩莱里、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三是重点推介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三文是代表。《马克斯主义》（11月11日至12月4日）重点介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此文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大致成文于同一时期，因此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北李南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留下了不朽的丰碑。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李大钊把他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摘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内容。之后，《新青年》杂志陆续译载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据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该杂志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文等共137篇。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先后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倍倍尔的《傅里叶》一书的部分内容等。此外，北京《晨报》副刊也刊登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部分内容；1919年5月到6月连载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1920年8月，郑次川翻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后半部分，译名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新青年社做出了巨大贡献，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0月，李季翻译、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1921年1月，恽代英翻译、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都是由新青年社出版的。

需要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介绍都是自觉的、主动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形式和重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基础，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没有可供阅读的文本，所谓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第三，创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组织主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组织，如1918年底李大钊、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创立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等创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18年毛泽东等创办的“新民学会”及1920年开办的“文化书社”, 1917年10月由恽代英等在武汉创办的“互助社”及1920年初开办的“利群书社”, 1919年9月由周恩来等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及《觉悟》杂志，1921年1月由方志敏等在江西创办的“改造社”及《新江西》杂志，1919年王尽美等在济南创办的“励新学会”及“齐鲁书社”等。

这些社团组织和刊物，成为各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和基地，随着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些组织逐步从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宣传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组织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

第四，在思想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初步显示了在思想交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

任何先进的理论和学说都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五四运动前后，诸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一道迅速进入中国，而长期追求救国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时之间迎来了各路神仙，究竟哪一种理论更适合中国，哪一种思想更能够促进中国革命和发展，需要中国人去争论、去鉴别，于是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迅速展开。在论战的过程中，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激烈交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从一种一般性的社会思想上升为中国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主流思潮。

经过激烈的交锋，马克思主义日益显示出其科学的光辉，以真理的力量战胜了其他各种不适合中国的思潮。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准确的科学理论。例如，毛泽东就是在这种争论之后，明确提出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是不适合中国的，而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最宜采用。

2．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时代主题和理论生长点

五四运动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时代特征。毛泽东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转变是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民面临着新的时代格局和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历史时代产生了新的时代主题，那么如何来把握这个时代主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任务，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进程也就是不断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征、不断破解时代主题的过程。

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重大的时代任务。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民面临着新的时代任务，要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弄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对象、道路、任务、动力、目标、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正确地探索和回答这些关系到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完成这些重大的时代任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探索和回答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五四运动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进步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破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日益深入。

五四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五四精神的核心主题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五四运动虽然提出了这些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爱国就意味着救国救亡，那么怎么救国，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从而走向独立自主，走向民族解放？要追求进步，那么中国要走向什么样的状态才叫进步，中国进步的前途在何方？要追求民主，那么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要追求科学、追求真理，那么追求什么样的真理，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中国人民追求真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达到真理？等等。这些关系到中华民族发展的众多问题，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

五四运动摧毁了封建主义腐朽文化的统治，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局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了思想障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题就是打倒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封建主义文化，摧毁封建主义文化的统治。正如毛泽东所说：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

另一方面，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同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了广泛的论争，在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风采的同时，暴露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局限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

3．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多层次的创新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角度来看，五四运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胜利的实践看到了改造中国的希望和路径，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并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锻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组织主体和领袖主体，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也在形成当中。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在世界上苦苦寻求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先进文化。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技术理论和新学以图救国，失败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先进农民知识分子和革命力量，找到了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失败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找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力求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相结合来改造中国，失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寻找到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民主思想，力求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救国救民，也没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宗教文化，资产阶级改良文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都不能够真正救国救民，中国必须找到最科学的最先进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

正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恼彷徨之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春雷，给苦苦寻求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俄国同中国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都是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封建主义文化和专制体制非常顽固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获得了巨大胜利，这无疑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指明了方向。

那么，为什么同中国一样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却没有真正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呢？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中国人对俄国革命的理解才更加深刻，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才更加直接。经过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李大钊等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俄国革命者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中国人却没有找到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用李大钊的话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客士的功业”。这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十月革命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通过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革命实践性，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

由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前进的道路，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再从俄国革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从而开始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作为拯救中国的指导理论，开始自觉赞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迅速接受和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在世界观上发生重大转变，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在道路、理论、领导力量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选择：走俄国的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旗帜、为指导、为理论基础，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掌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开端。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一方面，他逐步放弃了各种错误的理论思潮和道路，坚定地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寻找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在这种民族解放的追求中，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道路，诸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改良主义等，毛泽东自己也尝试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道路，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效。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接受俄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夏，在新民学会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走俄国的道路还是走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其中，萧子升“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即蒲鲁东——引者注）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而蔡和森则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在接到萧、蔡的来信后，于12月给二人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做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即李维汉——引者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1年1月1日、2日，在新民学会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对于中国社会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造，而对于改造的方法，他则表示极力赞同俄国革命的方法。在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列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等不同道路之后，他明确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也就是说，他同蔡和森一样，选择了俄国革命的道路。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中国人选择俄国革命道路的时候，再次说道：“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另一方面，他迅速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着激烈的转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转变一方面来自他所从事的社会斗争实践，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在1920年冬到1921年初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

一九二零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零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之后，在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时候，他就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暴力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来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多次通信联系，商谈建党事宜。1921年1月，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完全赞同蔡和森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他陈独秀已经在组织建党工作，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根据，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完全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掌握，所征服，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了。

像李大钊、毛泽东一样，包括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等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迅速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抛弃了旧的思想体系，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精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个体主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此后，他们就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

除了培育和锻造理论家主体，五四运动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孕育了最为关键的集体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理论创新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同五四运动是分不开的。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方向和前途，中国人民也才真正开始自觉地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才真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4．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有二者的真正结合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实践。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关系就是头脑与心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掌握群众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而这个群众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这个桥梁来实现的。

五四运动使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就从初期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转化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运动，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显示出崭新的战斗姿态，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并引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此，胡绳先生讲道：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和成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了自己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了自己的阶级主体。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迫切需要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中国无产阶级要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领导者，就必须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征、道路、方法等有深入的系统的理论分析，而这种分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有强烈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他们急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理论，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句话，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工人阶级，同样，中国工人阶级也需要马克思主义，二者的有机结合必然要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创造了群众主体。最初，五四运动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但发展到6月3日之后，就不单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进来，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也就是说，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五四运动中逐步觉醒，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成为新思想的接受者，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中国的广大民众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逐步自觉地加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并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素材。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五四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基础。但是，必须清楚的是，五四运动并没有真正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刚刚开始，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尚不充分；中国工人阶级刚刚踏上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尚未完全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尚不坚实；中国共产党尚未创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还没有完全形成，集体智慧的汇合及其结晶尚不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尚不完善。

严格说来，五四时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个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掌握，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的融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有机统一和双向提升。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结出理论创新成果。只有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之后，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才能真正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体来说，在第一次大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萌芽；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得以产生但是屡遭磨难；在抗日战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得到实现并成为指导思想；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