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八七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蹒跚起步
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史，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第一，中国共产党人有没有开始从中国具体实践中发掘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有没有自觉地根据实践需要找到进一步展开的理论问题？第二，有没有开始在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或者至少提出了道路探索的新问题？第三，有没有开始制定出新的政策，或者至少提出了新的政策动向？第四，有没有开始形成独立自主的气度和风格，至少显示出比较明确的自身特点？当然，还要分析是不是形成了真正的理论家或理论家群体。从这几方面来看，八七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有其特有的价值。1927年，大革命遭遇了严重失败。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怎么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当此之时，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抓住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两个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核心问题，制定武装反对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新方针，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实践，提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任务。
1．抓住了土地革命这个核心问题，发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
八七会议把中国革命性质、中心任务及农民暴动实践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上抓住土地革命这个核心问题。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
瞿秋白在大会报告中也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要完成土地革命这个中心任务，就必须发动和支持农民革命。为此，中国共产党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军队，建立武装，支持和帮助农民发动土地革命。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确认并通过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对秋收暴动的目的、暴动后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政策等做了总体分析，并对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具体计划做了布置。这个大纲以农民暴动的形式把土地革命问题提到了实践前沿，实现了土地革命理论向实践的跃升。尽管它还是一个幼稚的纲领，但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同中国土地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初步的成果。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大国，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能不能把握这个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发展道路，是判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没有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标志。八七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地位，并把理论上升到实践层面制定了农民暴动的大纲。此后，土地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一直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其关键就是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问题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七会议对土地革命之中心地位的确立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重要起点。
2．制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和新政策，引领武装斗争的理论自觉逐步向实践跃升
以暴力革命方式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虽然从成立时起就对这个理论非常重视，但除了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极其少量武装力量之外，并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严重脱节，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真正上升到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层面。
八七会议之前，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观点和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建议武装讨伐蒋介石。6月中旬，蔡和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6月，毛泽东多次提出，准备以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7月13日，党中央在《对政局的宣言》中初步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这个方针，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实施这个新方针，这标志着党的政策开始转变。
八七会议明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把武装斗争提高到极端重要的位置，并制定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新政策，把新政策的转变进一步落实到党的集体决策和全国性武装斗争的实践部署当中，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真正提升到中国化理论探索的核心和实践斗争的前沿。会议把武装斗争同夺取政权直接联系起来，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探索之路。瞿秋白在会议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告全党党员书》也提出：“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并把武装斗争看作“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
在此基础上，会议把城市武装起义和农村农民暴动作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方式，制定了暴动的具体方案，从而使武装斗争理论自觉逐步转化为实践行动。
3．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开启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历程
革命道路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提出了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革命的道路设想；巴黎公社的城市暴动道路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极大兴趣，但这条道路是否具有世界普遍性，他们并没有明确论断。列宁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城市中心论的俄国革命道路，当时就引起世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效仿，但鲜有成功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走的也是城市暴动道路，也没有成功。那么，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中国革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此情况下，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任务。《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并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地帮助党中央做这件事。
这就是说，为了能够战胜严峻的环境、度过革命危机，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应该积极努力，寻找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八七会议虽然只是提出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提出问题本身正意味着理论探索的开始。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开始苦苦求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终于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化革命道路。
4．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初步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风格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并不是独立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立不久即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鉴于自身尚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原因，党的重大决策都要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才算“合法”，共产国际具有最后的“裁量权”。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严重缺乏主人翁意识和领导权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依赖”。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真正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八七会议在这种“双重依赖”的格局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迈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半步，这就是摆脱对国民党的依赖，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瞿秋白在报告中说，“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同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告全党党员书》更详细地强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明确提出共产党要承担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号召全体党员“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然处于共产国际的监管和操控之下，所以我们说只是迈出了半步。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在走向成熟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有两个重要发言，切中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生长点，显示出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在走向成熟。
在第一个发言中，他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初步纲领，其土地革命思想初现端倪。
毛泽东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内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最有研究的人，他在《农民运动决议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从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阶级关系、革命目的及核心问题的深度和高度，对农民问题做过重要论述，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瞿秋白曾把他称为“农民运动的王”，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者注）”。
正是有了这些研究基础，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富于实践针对性。他基于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的具体情况提出：（1）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3）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4）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已经不再是笼统讲土地问题，而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提出了一个大致的土地革命政纲。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种主张显然是脱离中国具体国情的。
在第二个发言中，他结合中国军阀统治的实际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批评党中央在过去放弃领导权的错误，突出地强调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甚至压制农民革命的错误，突出地强调了农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过去中央领导的家长制作风，强调上级机关应该听取下级的意见。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大论断，“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开始萌生。他讲道：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要从事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涉及武装力量的来源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中，结合中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农民武装力量的实际，提出党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要善于改造和领导这些农民武装，只要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农民；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把农民看作自己的弟兄而不是客人。毛泽东的这个主张两个月后就在井冈山转化为现实，对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它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理论同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当时军阀力量和反革命起家的根据、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革命的目的、军事运动同民众运动的关系、军事运动与夺取政权的关系进行浓缩性分析的结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它是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同中国历史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历代都爆发过农民起义，他们都靠“枪杆子”同统治者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也要发挥这种武装斗争的历史传统；它用中国化的语言来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用“枪杆子”这个老百姓都能够明白的词语来阐明武装斗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无障碍地进入一般工农大众的头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迅速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革命实践。8月18日，在部署秋收起义时，他再次强调：
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再次提出“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此时，这个论断已经不是纯粹的理论论述，而是加进了他自己亲自领导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在理论深度和实践针对性上都更加鲜明。
思想绝不仅仅是思想家个人理论创造的产物，它更主要是实践发展和时代特征的体现。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实践本身的客观逻辑在思想上的体现。当思想家的理论自觉同实践本身的特征和趋势达向统一之时，也就是思想创新过程的开始之时，真理性的认识就开始产生。八七会议之时的毛泽东就正处于这样的阶段。
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革命道路、党的独立自主性等，都是影响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问题，八七会议抓住并开始探索这些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力求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方针、新道路、新理论。尤其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杰出的理论家，在八七会议时期已经逐步走向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成熟。因此，可以说，继五四运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基础、大革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之后，八七会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起步。
当然，必须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之旅是艰难的，稚嫩的步伐是蹒跚的。这是因为：第一，八七会议虽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尤其是在指导理论方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以至于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局面。第二，虽然提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是在日后的实践中完成的。第三，虽然提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总方针，但是并没有解决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武装斗争的形式、战术、战略等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解决。第四，虽然提出了土地革命是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中心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土地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政策，更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基本路线。第五，虽然提出了同国民党决裂，但是仍然主张高举国民党的旗帜，并且在毛泽东提出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红旗之后，党中央依然犹豫了一个多月，才在1927年9月19日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八七会议存在着重大缺陷。一者，会议完全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而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虽然摆脱了对国民党的依赖，但进一步强化了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导致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严重的“唯共产国际论”倾向。那些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的教条主义者，往往自以为并被共产国际和大多数人视为正统，长期把持党的领导权，完全照搬苏联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而那些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提出批评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被看作错误路线的代表，往往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长期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二者，会议是在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极其愤怒的情况下召开的，许多论断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和复仇心态，从而埋下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隐患，这种隐患稍一遇到发展的条件就迅速滋生，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受到“左”倾错误严重冲击，不能不说同这种隐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个缺陷及其长期影响，增加了中国共产党觉醒的艰难，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之路的曲折。所以说，八七会议虽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起步，但是这个起步是蹒跚不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