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期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

发生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的前期新文化运动，虽然没有直接同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但是，它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主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思想，开启了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和群众思想条件；掀起了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打破了文言文对社会大众思想的控制，形成了新的文体，为社会大众接触文化创造了基础条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培育了一代具有开拓思想、敢于追求真理的青年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极其重要的理论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前期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皇帝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封建专制并没有真正结束，封建军阀统治取代了封建皇帝，但是民主并没有实现。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双重任务都没有实现。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在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在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同帝制复辟的政治实践相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思潮沉渣泛起，尊孔思想甚嚣尘上，保护“国粹”的论调不绝于耳，“定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响彻中国文化天空，竭力阻止新制度的建构和新思想的传播，文化保守主义冲击着刚刚开始解放的人们头脑，成为中国发展的文化障碍和思想藩篱。必须打破这种反动的文化倒退，掀起思想启蒙运动，才能推动中国思想的进步和政治的变革。

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抵抗这种文化反动思潮的同时，也开始陷入了深刻的理论反思：民主究竟是什么？民主政治是否适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而又反复不定的局面？反思的结论是：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虽然建立了，但是国民的民主共和意识却极度缺乏，新型的民主政治建构必须要有新型的民主理念跟上；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没落，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造；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苟延残喘的思想工具，必须彻底颠覆。他们认为，为民主共和进行理论补课，对广大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彻底清除阻碍民主共和发展的封建主义文化，成为先进思想界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民主主义政治思潮在中国思想界迅速扩展。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就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对此，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文化环境。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一方面，他们对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主义道德文化进行了猛烈攻击，指出这些文化教条是“奴隶之道德”。

这种新文化运动，引进了民主、科学等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潮，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激起了人们争取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情，推动了人们追求科学真理的愿望，掀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破除了长期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主义文化道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扫除了思想障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和群众思想条件。

2．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

新文化运动掀起了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

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认为语言和文字一致的国家，人民“通文者多”，主张改变旧文体，要使文字能够“适用于今，通用于俗”，倡导“我手写我诗”的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自己的文本中创造了通俗流畅的“新文体”论说文。1898年，裘廷梁在上海《苏报》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提出使用白话文的主张。他认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明确提出要“崇白话废文言”。1899年，陈荣衮也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中提出“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的主张。此后，白话报刊、小说等渐次流行，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先导。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以“文学改革”为口号的白话文运动开始了。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提出进行文体改良。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改革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后，以白话文运动为方向的文字和文体改革运动广泛展开，实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字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早期白话文学的杰出代表。

白话文运动虽然表面上只是一场文字改革运动，但是包含着极大的革命性因素，把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推到了语言、文字、文学领域，为先进思想的传播疏通了语言渠道，打破了思想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文字的通俗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新思想、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新的文字和文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会极大地受到文字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大众难以掌握艰涩的文言文，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文化当中，也只能在少数文化人中传播，而不能进入社会大众的思想当中。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字改革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重要的语言条件。

3．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锻造了青年理论主体

新文化运动锻造和培育了一批敢于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主体条件。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成为当时杰出的理论家，他们敢于破除旧的思想藩篱，接受新的文化道德，引导着当时的思想界不断走向思想解放，大量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西方新思想。

尽管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后来发生了分裂，在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中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对开启中国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的文化环境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所开辟和倡导的精神，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理论品格。例如，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不仅热心阅读《新青年》，参加新文化运动，而且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成为当时《新青年》作者群中为数不多的学生作者之一。1917年9月22日，在同蔡和森、张昆弟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已经对陈独秀做出了高度评价：“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这个评价同他两年后在《湘江评论》中的评价大体是一样的，在那时他更明确地提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还像陈独秀那样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摧毁，“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由此，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是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青年》周围迅速地聚集起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青年，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青年理论家队伍，他们在思想理论界开始崭露头角，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他们很快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骨干，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主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