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译介情况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思潮介绍进来的。在当时，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思潮，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介绍的重要环节，他们在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时也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纳入无政府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来看待和评价，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准确，但在客观上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译介的一个组成部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两支，一是在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张静江等，其代表刊物是《新世纪》杂志。一是在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张继等，他们于1907年8月创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其代表刊物是1907年春创办的《天义报》。其中后一支的影响更大。《天义报》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但是也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07年6月25日，在《天义报》第2期上，张继、刘师培等人发布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指出，“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为此他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普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社会主义问题，使之发扬光大，以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当然，他们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特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泛指在欧洲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个“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之后，经常进行讨论，在该年9月15日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讨论中，刘师培剖析了中国民生疾苦；日本的堺堺利彦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基本上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一致，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由原始共产主义到了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明显，要打破资本主义，就必须改革财产私有制度，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共产主义。这表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做过研究的。

1907年12月，该报13、14期载何震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在其附录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文末写的按语中指出：

马氏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之后，可谓探源之论。

这段话表明，一方面，作者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而是赞同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甚当”，是“探源之论”。

1908年1月，该报15期刊出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序言的全译文，这是恩格斯著作最早的一篇中译文。在按语中编者指出：

《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

1908年3月，该报16～19合刊上，发表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第二节“家庭”部分内容的译文，以及英国人海因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第一章。刘师培在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中，简单介绍了共产主义同盟的发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与同盟的关系，对宣言的内容，他写道：

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故不易之说也……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刘师培的介绍，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要领，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及其意义。但是，刘师培在这里也明确表明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不赞同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之共产主义，“乃是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这是“马氏学说之弊也”。可见，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介绍马克思主义，是为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服务的，在立场上，在信念上，在指导思想上，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海因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的译者识语中，编译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也做了介绍，他们指出：

近世言社会主义者，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

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阶级斗争理论以及马克思唯物史观发现的重大意义都介绍到了，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他们还指出，“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这正指出了中国当时史学界唯心史观的情况。

刘师复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1912年成立了晦鸣学舍，创办了《晦鸣录》（后改为《民声》）杂志。在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时，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江亢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发表了一系列与社会主义有关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有所介绍，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译介的组成部分。

1914年4月11日，刘师复在《民声》第5号发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对无政府主义的学说给予比较详细的阐述。他首先指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对于中国和东方都是一种新事物，绝大多数人对此根本不了解，闻其名而逃遁却走，道听途说而不知甚解，造成了种种误解，乃至于用各种各样的代名词来解释之。为此必须对无政府主义加以正名，以正视听。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即“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权威所附丽之机关之学说也”。其核心就是无强权、无政府，而当时最大的强权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政府，无政府主义首先反对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府，由此，“无政府党同时主张社会主义”。这样，他就把无政府主义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其实，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无政府主义同共产主义本来也是相伴发展的，因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方面，它们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革命方面有共同性。中国近代思想史也是如此，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大多数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都经历了无政府主义阶段。

他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时指出：社会主义分为共产主义（Communism）和集产主义（Collectivism）两大派：共产主义主张“生产机关及其产物全属之公共，人人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集产主义则主张日用之物归私有，生产机关归公有。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他提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共产党”的概念。在这里，刘师复虽然论述了共产主义的一些原理，但他把无政府主义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他离开无产阶级来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的思想。

1914年5月16日，在《答悟尘》一文中，刘师复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学说，不含有政治内涵。“无政府主义本质，对于政治之学说，虽含对于经济之意见，而不限定为共产。共产主义则纯为经济之学说，……而对于政治之意见，则尚未表示。”这个观点是刘师复的基本观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都是不了解的。因此，他所指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刘师复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和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批评。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主张以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衣食房屋等）归之社会共有之谓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人类生活依赖衣食住行等，这些东西由人们依靠土地机器等生产资料通过劳动而得。但是，现存社会制度中，资本、土地等归资本家和地主所有，劳动者则难以度生，为此必须打破现有私有制度，生产资料归公，劳动者自作自用，实现人人共同工作，人人共同生活。他指出，生产资料公有这一点各种社会主义没有异议，但在产品分配方面则各不相同，主要是共产社会主义和集产社会主义的区别。前者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即人人共同工作，人人自由取用劳动产品；后者则是由政府分配，分配的大致方法和原则是按劳分配，个人所得乃是私有财产。集产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策，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孙中山和江亢虎所主张的就是这种社会政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他则主张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即彻底推翻私有制度的、推翻一切政府机构的无政府主义。很显然，如果说孙中山和江亢虎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那么刘师复的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政策设计。刘师复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做了介绍。他指出：“麦氏尝解释‘资本’之意义曰‘资本者乃货物生产之际，所发生之一种社会的关系也。故生产机关苟操之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之手，此时即无资本之可言。惟藉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至是始称为资本。'”他并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和《资本论》中的思想对孙中山和江亢虎的改良主义理论进行批判。

刘师复确实看到了孙中山和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主张的实质，即一种不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这一点应该说是很准确的，他的看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单一税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是一致的。刘师复还对孙中山、江亢虎把马克思同亨利·乔治混同的观点进行反驳，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像亨利·乔治那样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但是，刘师复的主张同马克思主义也大相径庭，对共产主义做无政府主义的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实际上走向了空想社会主义。

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间接地宣传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做了阐释，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准确，但客观上也起到了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且，无政府主义在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辨析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区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其他思想的交锋中得到传播和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显示自己的真理性和实践性的。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是做出一定贡献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第一，他们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理论，而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来证明和宣传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他们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只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尤其是同无政府主义相关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如阶级斗争理论、武装斗争思想等则是反对的。第三，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客观地引进来，而没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