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国社会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之时，江亢虎和社会党的一些理论家也是需要关注的。江亢虎在宣传单税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译介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影响做出了一定贡献。中国社会党内的理论家王淄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尝试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1912年5～7月，《新世界》杂志在1、3、5、6、8期，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刊载了由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一至三节的部分内容，这是恩格斯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著作在中国最早的译本。为此，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一些分析。
江亢虎在1911年7月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后，他于1911年11月5日把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中国社会党出版了《社会星》、《社会党月刊》、《社会党日刊》和《新世界》等刊物，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
江亢虎在《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
中，对社会主义大加赞扬。认为社会主义是“正大光明之主义，非秘密黑暗之主义；平和幸福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社会主义，利于将来多数普通之人，而不利于现在少数特权之人”;“社会主义为中外古今含灵负秀者所同具之思想”。他还对社会主义做了一些概念上的界定，认为社会主义是大同主义而不是差别主义，是世界通行之主义，而不是各国禁止之主义，是人类共有之主义，而不是西方人独有之主义。因此，一些人认为在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他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目的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
然而，江亢虎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美国人乔治·亨利所提倡的单税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把征得的税收用于发展教育、行政、交通等公益事业，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自己所信奉和宣传的单税社会主义理论。这种主张的核心是：“产仍归属之本人，税则纳诸公用，有地皆课税，税率约为地价百分之五，每年核定而征收之地面建筑栽种等物，凡人工所作为者均不计。……所征税额，即充本地方公共事业费用。举凡行政、教育、交通、慈善一切所需，皆不必别事诛求而取携足，并罢地以外各税，以便商旅而惠闾阎。”这种所谓地税归公的单税社会主义，旨在在保持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征税来举办公共事业，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
在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江亢虎同梁启超等早期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样，把社会主义同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混为一谈，把一些中国古代思想纳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当中，认为“孔孟之绪言，周秦诸子之著作，其吻合社会主义者，随在而是”。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力图把外来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意向，而这种文化意向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内容之一。
在社会主义宣传和实践的关系上，江亢虎认为，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只能做社会主义宣传工作，而不能从事社会主义实践。他说道：“鄙人认为中国今日或尚非社会主义实行之时代，而确是社会主义鼓吹之时代。”他的这个态度明确地写在中国社会党的党章中，《民立报》1912年10月30、31日刊登了《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大会报告》，这个报告介绍说，中国社会党在自己的党章中加上了“本党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该党的活动主要是进行宣传、联络、扩大舆论影响、举办社会事业等，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改良而非革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搞宣传和鼓吹而不进行社会革命实践，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根本的就是要打破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放弃了这一条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江亢虎虽然对社会主义非常推崇，并宣布自己要在中国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但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他否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对阶级斗争理论不仅不涉及而且反对，对社会主义只是鼓吹和宣传而并不行动，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是完全不相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学说，是同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绝不是停留在理论和宣传层面的东西。他的确了解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涉猎，但是他又没有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因此在论述过程中，虽然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社会实践并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
但是，不论怎样，江亢虎及社会党所进行的理论宣传，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影响还是有贡献的，至少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毛泽东在1911年底到1912年上半年，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新军，其间接触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就是江亢虎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其中的一些进步性因素，对毛泽东还是颇有影响的。毛泽东在向斯诺介绍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时曾经说过：“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据考证是《民立报》——引者注）。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表示同意。”这说明，毛泽东当时的确接触过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受到了影响。
江亢虎的观点，在当时就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其中来自中国社会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一直存在。沙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中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出乡愿手段，陷人类于疑网；用滑头伎俩，阻真理之进行”。愤侠（沙淦）在《狭义社会主义与广义社会主义》中区分了社会革命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并表示赞同社会革命主义，反对社会改良主义。文章说：
（狭义的社会主义是）欲破坏现在之社会组织以谋建设者也，是为社会革命主义……以个人之铁血颠覆无益之政府，破坏现社会之制度，建设新社会之事业，而为世界之组织，即所谓世界社会主义是也……狭义者，真社会主义也，真平等也，真自由也，真亲爱也。以个人之牺牲，而为多数谋幸福，非实行社会主义何若？广义者，伪社会主义也，不自由也，不亲爱也，以专制之手段而抑人民之自由，非假词以愚人民何？
这篇文章虽然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完全正确，但是赞同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制度，并指出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说是比较进步的；而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批判，指出了它的伪社会主义性质，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不仅撰文反对江亢虎的社会改良主义，倡导社会革命主义，而且后来从中国社会党分离出来，专门成立了社会党，发表自己的党纲，同江亢虎对立。
民国初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党人乃至整个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位值得特别提到的人物，他在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他就是王淄尘（王子澄）。王淄尘与周恩来有家族姻亲关系，是周恩来的姑夫王子余的弟弟。1939年3月，周恩来到皖南处理新四军的事情，曾顺道回祖籍绍兴并看望姑夫。在王子余的家宴上，王淄尘作陪，周恩来曾为他的这位“淄尘姻叔”题词：“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愿吾叔老当益壮”，对这位老人表示钦敬和勉励，这种钦敬和勉励同王淄尘早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王子澄，名淄尘，浙江绍兴人，年少即厌恶八股，拒绝参加科举考试。1903年，王淄尘同兄王子余创办《绍兴白话报》，投身文化启蒙活动。辛亥革命后，他活跃于思想界和政治界，参加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于1912年1月23日同杨一放等16人成立了社会党绍兴支部并担任副部长。在1913年社会党被解散后，王淄尘于1914年开始任绍兴禹域新闻总编辑，之后在杭州为之江日报撰写评论和小说，后任职于浙江大学秘书处，20世纪30年代以后，致力于国学研究。
1912年，王淄尘创办了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半月刊。这个杂志是当时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发表了一些比较正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与同时期的刊物相比，其立场非常鲜明，观点最为接近马克思主义，这个刊物上的文章是研究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译介情况的重要文献。王淄尘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驳社会主义商兑》等文。
1912年6月，《新世界》第2期刊载了王淄尘（煮尘）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一文，这是王淄尘根据朱执信的《马尔克》一文改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民国初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作。文章分为绪论、传略、共产主义宣言书之概略、资本论之概略等部分。
在“绪论”中，王淄尘对马克思的思想、人格大加赞扬，对《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高度评价。他写道：
今日社会主义之学说，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漫，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之人均栖息于是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之富家豪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致此者谁乎？德之马尔克也。马尔克之智识、之能力何以能使全世界之人类倾倒如是、嫉视如是乎？则以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草之者马尔克也。然则马尔克者，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而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又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马尔克所草之万国社会党《共产党宣言》，具如许之势力，占如许之效绩，又乌可以不使我中华社会党共闻之而共见之乎？
他指出，马克思有“精密之思想、高尚之人格、敏妙之文词，有以耸动大多数人民之效果”，正因为马克思的这种伟大高尚之处，社会主义学说方能盛行而为全世界各国之冠。马克思历经困厄而不折不挠，是“丁兹困穷放逐之生涯，卒能百折其身而不变其志”的“豪杰之士”，“见道甚深，处义至勇”，人们应该“崇拜之”、“敬仰之”。为此，他表示要“将马尔克之行义、之学说绍介于吾同党、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矣”，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介绍到中国人当中，使中国人能够信从而实行。
王淄尘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的重大影响。他写道：“《共产主义宣言书》既颁布，万国社会党群奉之，以为金科玉律。而世界之人民又无不家弦而户诵之。”文章对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做了比较详细而准确的介绍。文章指出，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理论。
马尔克之意，以为各种阶级之争斗，证之以历史，其胜败之迹，显然少数者必不能与多数者相抗衡。……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今兹，所谓历史者，何非一人类阶级争斗之陈迹乎。……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饿毙之齐氓。……且马尔克之意，本恶战争。然欲以之去社会上之不平，则战争亦不可缺。乃因而用之，所不讳也。
他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甲，禁止私有土地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业；乙，课极端之累进税；丙，不认相续权；丁，没收移居外国及反叛者之财产；戊，由国民银行及独占事业集信用于国家；己，交通机关为国有；庚，为公众而增加国民工场中生产机械，且开垦土地更时加改良；辛，强制为平等之劳动，设立实业军；壬，结合农工业，使之联属，因渐泯邑野之制；癸，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场，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
文章还对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做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马尔克之意，仍认国家之存在者，以一时国界尚不能破，政府亦尚不能废弃，不如仍之以为人民之公仆，其所谓国家乃共和政体之国家，非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之国家也。”也就是说，马克思仍然承认政府的存在，而这种政府乃是人民的政府，是共和政体的国家，政府的公务员乃是人民的公仆，这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同的。
文章对《资本论》给予高度评价：“马尔克共产主义宣言书以外他之著作甚伙，而其学理之议论为世界所宝贵者，则资本史与《资本论》是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做了简要的和基本准确的阐述：
马尔克认为资本家之财产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将得者，悉出于剥削劳动者之所得以自肥尔。……凡财产皆从劳动而出，故社会上之财产实劳动者之所生产也。然则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者，非应归劳动者而谁乎？……故计劳动者之功以图报酬之数实不可不先劳力者而后劳心。然按之实际，劳心者之所得实百倍，劳力者而未有止此。……然社会上之产物其大部分本生出于劳动者，而所得之报酬乃大部分归诸资本家，穷而究之，不谓资本为掠夺之结果，而劫自劳动者所当受之工银中者，不可得也。倘长此以往，则资本家役使劳动者以为奴隶，而世界永留此富族之阶级乎！……经济学者以资本为蓄积之结果，是阿合富豪一阶级以立说者耳。岂天理之正，而人道之本哉！且诚令资本由于蓄积，亦宁非夺之劳动者之手而蓄积之耶！？
王淄尘不仅能够比较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还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改良主义区分开来，坚持社会革命学说，反对社会改良主义。1912年6月2日，王淄尘在《答亚泉》一文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批判了杜亚泉之“社会主义不宜行于中国”的论断，明确指出在中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仅靠“补苴罅漏”的社会改良以图偷息苟安是不行的。1912年6月16日，他在《社会主义之名称》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性方案，同孙中山所主张的改良主义式的民生主义是不同的。
最能代表王淄尘坚持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是他在1912年8月《新世界》第7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这篇文章是针对钱智修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而写的。在此文中，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实行社会主义”。中国人必须看到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同改良主义的根本区别，要走社会主义的革命路子而不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之路。
关于社会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的区别，他写道：“社会主义者……从根本着想废去一切之旧组织，改造一新社会，以谋人类永久之幸福者也。社会政策者，以不变现世界之政治制度经济组织，惟困其弊窦乃稍稍修改之，或补救之……仅在枝叶上观察，以图社会暂时之治安者也。故社会主义之结果，如一千年巨厦，栋折榱倾瓦碎砖落，必统盘筹算去其旧而图其新。”“而社会政策之计划，不过以是屋之破旧不安于居，乃今日易一椽，明日添一瓦焉，补苴罅漏，暂顾目前。及其结果，仍不免有雨骤风狂倾圯颓坍相率偕毙之一日。至尔时，则仍不得不思重行建造之策，而人类之罹惨祸者不已多乎？此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之所以异也。”他指出，“社会政策之主张，有所谓保护劳工、奖励小资本家、限制独占事业、课富者以累进税诸政策，以为平均贫富之善法，”这些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都是“无济”的。这些社会政策的主张者，即改良主义者，“以社会主义非一时所能几及，故毋宁弥缝补苴以图目前之暂安，或者以社会主义不过一种空想，而不可见诸实行”。
在他看来，这些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不是根本改造的办法，只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些观点同后来毛泽东在1921年新民学会大会上的主张有极其相似之处。
在用了很大的篇幅批判钱智修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改良主义观点之后，王淄尘明确表示要积极扶持和捍卫社会主义，要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行。他说：
今日社会主义方始萌芽，苟有人欲摧折之，吾必竭吾力以扶植之。且社会主义为医群之圣药。二十世纪之世界期在必行。中国同处此潮流之中，势不能独异，且欲救民生之疾苦者，舍此又更无余道也。故不惮烦言述之，以告同胞。
这种态度和主张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张非常相似。
王淄尘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来阐发他的社会革命理论。他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府是统治人民的政府，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的代表者，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政府才能成为人民的真正代表者；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府等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他讲道：
观马尔克以共和号于众之宣言，可以见矣。且马氏固未尝以此而遂自足也，故其资本史有云，今之所谓政府与国家者即以治人者为代表，然至施行社会主义以后，其进步之结果而为人民真正之代表者，必在乎生产社会之全体势必代政府而为组织之机关，则所谓政府、国家者自演至乎消灭而止。
可以看出，王淄尘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解基本是准确的。
1912年8月25日，王淄尘在《驳社会主义商兑》一文中，高度强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对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人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欲解决根本上之改革，非主张社会主义不为功，而社会政策不过弥缝补苴之一计画而已。”他明确指出，那些“反对社会主义之徒”，乃是“欲为资本家作护符，与劳动者为公敌，以抗逆世界之大势”。《社会主义商兑》“开宗明义之第一难，欲排马克司《资本论》为摧折社会主义根本之计，其设计弥巧，而不知已陷于巨谬极戾而不自觉也”。可以看出，王淄尘是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思想的，对于攻击、排斥马克思《资本论》的做法，给予了辛辣的批判。
通过以上的这些介绍可以看出，王淄尘是同时期的学者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得最为准确和深入的，在宣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明显地高出了同时代人。
第一，他比较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重大意义。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空想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同孙中山、江亢虎等人相比要更加正确；他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基本内容做了比较准确和系统的介绍，并抓住了阶级斗争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他也比较准确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世界性意义和革命实践的意义。
第二，他能够区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理论的区别，并努力捍卫马克思主义。他基本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明确反对改良主义的主张；在改良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对时，他表达了自己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改良主义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评。
第三，他在一定程度上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在中国自觉传播和实行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基本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信仰这种理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社会革命的指导理论（引导线），是创造新世界的原动力，人们“崇拜”和“敬仰”它；明确表示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人当中，使人们在思想上相信、在行动上实行马克思主义，主张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求达到彻底改造中国的效果。
应该说，王淄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的准确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在传播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上的自觉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难能可贵、很少见到的。有学者指出：王淄尘“对杜亚泉、钱智修等提倡社会政策、反对社会主义之种种论说的批判及其所表示的扶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不仅在当时是仅见的，而且在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既是同盟会时期关于社会革命论战的继续和深入，又现‘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端倪”。这个评价当不为过。
概括地说，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与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开始零零星星地传入中国思想界，见诸中国知识分子的译文或自己的著作。但是，这种传入和介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不加选择的、纯粹客观的介绍。不论是译介者还是接受者，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不是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而，这种译介和引入，不可能真正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尽管如此，人们开始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大致情况，这就为下一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创造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