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辛亥革命前后，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较多地涉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一方面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生主义之间的界限，把马克思主义同民生主义等同；另一方面则是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同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试图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当然，这种尝试因为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不可能得出真正的结果。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尝试用以分析中国的现实。

1903年2月，马君武在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介绍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特别提到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者（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e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uis Bianc），蒲鲁东（Proudh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马克司（Karl Marx）。”对于马克思的唯物论，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文中写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马君武还就社会主义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异同做了阐述。尽管他的观点未必正确，但是，能够把二者区别开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说，马君武在这里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内容，即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当然，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看作相同是不正确的。

在文末他还列举了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马克思等一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中译为《英国工人状况》，被误认为是马克思的著作）等，这些著作的译名同现在通用的译名基本上相同。

1903年10月，《浙江潮》第8期发表了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主义》一文，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蒲鲁东、巴枯宁等的无政府主义。文章对共产主义理论发展史做了简单阐说，认为共产主义“创于法人罢勃（Baboeuf，即巴贝夫——引者注），其后劲则犹太人埋蛤司也（Karl Marx，即马克思——引者注），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象也”。在介绍共产主义原理时，文章提到了废除私有制的思想，“必废私有相续制而归于国有”；提到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原因，“劳动者，为地主、资本主垄断其生产机关，由是生屈从、生社会之穷困、生精神之卑屈，为政治上服从之原因”。“劳动之结果，即天然之报酬。今日生产力益益盛，当使劳动者之报酬益益加，人益益幸福。今彼坐而攫其利，是盗贼也。”应该说，作者能够把马克思的理论同巴枯宁等的思想区分开来，对马克思一些观点的介绍也抓住了一些大概，这是很可贵的。

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孙中山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思想。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有所接触，他自己曾经到欧洲直接访问第二国际的有关领导，希望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并在自己的文章中自称社会主义者，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同盟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叶夏生等，也以很大的热情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兴起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派译介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据宋庆龄回忆，早于1895年，孙中山在流亡国外的时候，就曾“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斯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报刊”。当然，现有的资料中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一说法。

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同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维尔德、书记胡斯曼会面，希望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建立联系。5月20日，比利时机关报《人民报》报道了这次会面谈话的情况。孙中山提出，中国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平均资本”的纲领也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他还指出，中国一方面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中国的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三民主义理论，并把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这个认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信念。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更加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建立民国后，中国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要实行社会革命即实行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12年1月1日《民立报》以《大总统与社会党》为题，刊载了孙中山1911年12月30日同中国社会党领袖江亢虎的谈话。孙中山说他对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但“吾国人知其名者已鲜，解其意者尤稀”，希望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他还把自己带回的许多欧美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新著作，送给江亢虎，希望他们翻译宣传。1912年4月，孙中山发表演说《社会革命谈》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以民族、民权为核心的政治革命已经完成，接下来的就是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了。在孙中山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1912年10月15～17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演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做了阐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解决社会生计的政策，“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孙中山对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之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热之言论矣”。并认为“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了较多介绍，对资本公有理论多加借鉴，并将这个理论归入他的土地公有、资本归公的主张当中。孙中山对马克思的解释，虽有正确的方面，但总的来说是在其民生主义的框架内解释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更多地关注社会政策和社会改良的内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朱执信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在《民报》1905年11月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小传》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篇《马尔克Marc》一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社会主义学说，做了较详细介绍，这是中国人自己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文章。

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

马尔克者，名卡尔（Karl），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Trier）。父为辩护士，竺于宗教。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既垂得之矣而马尔克所学之校为异己宗，他宗徒攻之，遂不果进，退而从事日报之业，时一八四二年，马尔克之齿二十有四也。……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 Engels）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者宣言》。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

他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在德国“独昌”，在政治上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其功实马尔克、拉萨尔、必卑尔等尸之”。

文章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十大纲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历史地位。他指出，马克思“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他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凡财皆从劳动而出”，而资本家的财富就是剥削劳动者而来，“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脧削劳动者以自肥尔”。

朱执信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同空想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空想社会主义限于空想而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而马克思主义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及其发展趋势，他把马克思的观点同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做了比较后指出：“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者所由来，与谋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马克思主义则“异于是”，从阶级斗争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源，以及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的途径。他指出：“马尔克素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饿莩之群氓。”也就是说，虽然在马克思之前，倡导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们并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也没有弄清楚消灭资本主义的途径，而只是到了马克思才通过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通过阶级斗争理论阐明了消灭资本主义的途径。应该说，朱执信的理解是正确的，抓住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根本区别。

他在文章中阐明了自己介绍德国社会主义学说的目的，在于使这种学说在我国民众中推广、接受。他说，把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介绍于吾同胞”，其目的在于“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也就是说，朱执信自己在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有了比较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那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到人们的头脑当中，用这种学说为中国革命提供一种理论的参考和借鉴。

1906年6月，朱执信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主张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主义。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指出，“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e Socialism）”。他在分析社会革命原因的时候，首先就指出，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即社会制度的缺陷，在于“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今日之社会主义，盖由是制度而兴者也。”他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问题：“革命者，阶级战争也”。革命的主体是平民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豪右即资产阶级。

可以看出，朱执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思想理论区分开来，特别是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他力图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革命者乃至社会大众当中，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参考，这无疑是非常进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当然，朱执信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他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借鉴加以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必须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否则不可能达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毛泽东等，就是首先实现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化，而后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本身的理解并不是完整准确的。例如，他在介绍和评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时候，就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对于揭示当代资本剥削是准确的，但是马克思对于资本起源的理论则“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而以言近日资本，则无所不完也”；再如，朱执信在谈论社会主义时，总是把社会主义同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更多地把社会主义看作解决民生的途径，而不是看作人类解放的途径，这是不正确的。

1906年6月，宋教仁在《民报》第5号发表了自己翻译并加以修改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简史。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世界，“世界者，人类共有之世界也。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iat）之二种也。前之一种，独占生产之机关；一种，以劳力而被其役使。资本与劳力，乃生出佣金之一问题。其不平等之极。一若涉天堂，一若居地狱。不有以救之，世界人类其尽为刍狗矣”。这种阶级的对立必然造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而进于两阵之间”。虽然富绅阶级“有政府、警察、军队、学人、僧侣等为之援助也”，但是，平民“幸而蚁集，幸而得多数，是即至优强之势力也。其结阵而进战也，可决其必得战利品耳”。宋教仁指出，无产阶级斗争、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所体现的思想，从宣言中就可以看出“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他还说，“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于马尔克之指导而成，而亦为经济的情势所必然之结果也”。在文章中，他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在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他简单叙述了从1866年到1872年第一国际（翻译为万国劳动者同盟）的简史，以及第二国际（翻译为万国社会党大会）1888年到1904年历次大会的情况。并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例如，他在介绍1892年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时说：“因革尔士（即恩格斯——引者注）亦提其龙钟之老体，自伦敦来，祝其友马尔克之胜利焉。”文章还涉及了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在1872年斗争分离的情况，概括指出了二者的主要分歧点：“社会党者，欲使一切之生产机关为国家所有；无政府党者，绝对的排斥国家，主张单归于自由自治团体之所有。”

1906年，廖仲恺在《民报》第7、9号发表了他摘译柏律氏（W. D. P. Bliss）所著的《社会主义手册》（A Hand Book of Socialism）中的两节内容，即《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篇文章不纯粹是翻译，也有廖仲恺自己的评论在其中。《社会主义史大纲》介绍了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近世社会主义的历史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变化。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柏律氏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同马克思、恩格斯有所不同，但是，他正是要把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介绍给中国人，使中国的学界和读者能够比较出其中的不同点。文章在涉及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分裂和斗争时说，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的决裂，才使“社会主义亦因之得救”。《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他们的“全面异质”在于，“无政府主义之哲学的根据，在个人之主权。夫社会主义，若论实际，则比无政府主义，更可信其确保个人之自由，然其个人主权论，则两自秦越，毫不相关”。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在于个人必生于社会中，“社会主义者，善自思维，以为吾人入世，必生长于一种族、一社会之中”。两者虽然都谋求个人自由，但是手段大不相同，“社会主义者，为欲得自由宜利用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则废绝国家”，两者“真有黑暗与光明之别矣”。应该说，廖仲恺抓住了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区别的根本，并给予社会主义高度赞扬而对无政府主义则加以批评，这是难能可贵的。

应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们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时，不是一般性地停留在直接翻译的层次上，而是主观上希望把社会主义学说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因而提出了运用社会主义学说的主张；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较深的研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并做了大致准确的理解。这对于在中国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特别是同梁启超就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等问题展开了论战，焦点是中国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革命。同时，革命派还涉及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因为当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非常盛行，如何看待无政府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尽管并不全面和准确，但是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基层民众也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了解。当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而不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理论，因此在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就不可能真正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