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4)

然而，日本与西欧发展关系并不可能如美国和日本预料的那样顺利。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讲，快速发展的西欧需要日本这个更大的市场，而希望扩大与日本的经济与贸易，但是日本对西欧的出口和投资对西欧的本土企业与市场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是西欧对日本发展日欧关系最强的消极因素。西欧与日本成为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经济强劲的竞争压力。日本的企业和科技产品占据了绝对的强势地位。日本要推动日欧关系，这一问题无法绕开。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西欧，特别是70年代的西欧也是出现最强烈的“独立”于美国的倾向的时期，西欧对于日本的态度自然更加期盼：一方面，希望日本在经贸领域内让步以减少经济压力，并获得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希望出现新的日欧关系，使西欧可以继续增强对美国的独立性，从而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西欧的这些期待，自然与日本的期待有所重合，但日本仍不可能脱离美国的全面影响而完全与西欧步调一致。

西欧国家不希望日本获得与之对等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在日本经济持续强势之时。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西欧国家认为日本是战败国，从历史感情延续的心态看，西欧确实难以接受日本拥有与其对等的政治地位；二是西欧国家认为日本是一个受到美国严格控制的国家，并非正常国家，如果与日本处于对等的政治地位，等于是违背自身独立倾向的诉求；三是如果西欧国家承认日本具有对等的政治地位，不仅增强了美国对西欧进行控制的心理优势，而且意味着西欧在经贸领域将可能面临来自日本的更大的竞争压力。所以，更加紧密的日欧经贸关系会使本来就日益增大的经贸竞争压力持续增大，而且日本带着基辛格设想，等于就是“帮助”美国矮化西欧，日本必将困难重重。而且，日本在对待西欧的策略上也出现了很大问题，从而导致被动。

田中角荣访问西欧的第一站选在法国是导致被动的开始。法国是西欧国家中独立于美国倾向最明显、与美国走得最远的国家。法国自从经济复兴以来，一直强调以欧洲为中心，独立于美国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甚至不惜在美国的极力反对下与新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当日本提出发展日法经贸关系时，尚可成为讨论的问题，而当日本带着极强的美国色彩进行提议时，自然会使法国认为，哪怕是有一丝松动的立场也会导致法国追求独立地位的愿望受到外界质疑。所以，当蓬皮杜总统在会见田中角荣时，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是欧洲自主开展与美国对话的时期，关于是否与日本共同对话，还没有考虑。”[15]日本也许有这样的考虑，既然法国是西欧国家中独立倾向最明显的国家，那么只要软化了法国的立场，其他国家的立场就更容易软化了。其实，这反映了日本昧于西欧国家的政治现实和历史文化，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难以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西欧当时的情况是：英国仍然遵守着美英特殊关系，并且在美国与西欧之间成为桥梁和矛盾的缓冲与协调者；联邦德国是冷战对抗的前沿，是诸多大国中受到冷战格局的最大束缚者，联邦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16]，旨在将自己由对抗前沿变成将影响力向东欧和苏联延伸的前沿；法国退出北约海军甚至是军事指挥体系，只保留在北约的政治成员资格，而且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推动了法德和解，使法国与联邦德国在西欧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由于联邦德国在冷战格局中的地缘价值，联邦德国对美国亦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力。西欧三大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各自不同的地位与价值，实质上都有自己稳定的立场，只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协调罢了。日本首站选择法国，只是增加了本就很大的难度。

也许，日本首站选在联邦德国可能会获得相对多的成果。因为联邦德国比之其他西欧国家和日本不仅具有相似的心态，而且联邦德国是受到日本经贸压力最小的国家，抑或带给日本的阻力不像法国那样明显。最为关键的是，联邦德国对美国的影响比“闹独立”的法国要大。如果日本在西欧国家中，将重心置于联邦德国，那么可能更容易获得美国的支持。

但是，联邦德国对日本的政治地位诉求的支持也是存在疑问的。那时的联邦德国已经开始实行新东方政策，在西欧内部的影响力开始显著上升。更加重要的是，新东方政策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这意味着联邦德国作为战败国，在战争结束后开始逐步取得应有的“独立”地位了。然而，联邦德国在冷战后，可以以一个新型国家的身份与体系外国家发展关系，而日本却不具备与之相应的外部条件和视野。这注定了如果日本要想仿效联邦德国的做法，就不能生硬地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而是令经济优势自动生成政治影响力。日本主动找西欧不如让西欧主动找日本。

日本主动找西欧，其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意图路人皆知，刚好被西欧当作迫使日本作出经贸让步的最佳时机。而且，日本首相出访西欧比起西欧领导人来到日本更加令美国关注日本的举动。美国希望日本与西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合作，但不愿意看到日本与西欧扩大合作会损害美国对它们的影响力。日本与西欧既愿意合作，又出现矛盾，美国自然乐见其成。

日本政府认为：“鉴于欧洲重要性的提高，日欧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大。”[17]这一判断是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的。但是，日本在执行对欧战略中所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视野的狭窄使日本只能达成部分目标。相反，日本在西欧问题上没有完全成功，反而使日本难以利用经贸优势像西欧那样追求在美国领导体系中更加独立的地位，日本越往外走就越需要美国，越受到美国的控制。

日本在西欧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成果，但是换来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表态。西欧表达了与美国、日本加强合作的意愿，虽然仅仅限于非军事方面，甚至连联合宣言都没有制定，但的确是日本自战败以来，在重新加入新型国际社会后再试图扩大影响力的新的更大的努力。如果说，日本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与中国开始邦交正常化进程是日本在追求现实利益和利用战略格局的应时之举，那么日本主动发展与西欧的关系，是彻底改变战败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苏联和中国因为冷战格局的束缚，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与日本处于对立当中，分别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实质意义只是现实需要，心理认同并不明显。然而，日本与西欧之间经过重新构建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开始相似，这无疑对于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加入国际主流社会具有非常显著的价值。日本开始逐步塑造自己的新形象。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中国、苏联、西欧等大国间四处树敌，而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归还冲绳，并且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在几大力量之间可谓游刃有余地争取最大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更主要的是政治利益。

日本仍然在所有事务中受到美国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日本的对外战略完全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属物。日本一方面必须接受美国像主人般的地位，又要学会在有限的空间内争取自己的独立发言权。所以，田中角荣时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起点，虽然晚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起点，但更加早于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令美国非常难堪。而且当1974年爆发石油危机时，日本对于美国的一些呼吁置若罔闻，竟然“擅自”与中东产油国，甚至和苏联走近。这说明为了自身利益，日本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了。

日本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美国日益需要中国和日本，尤其是当美国、西欧、日本和中国四大力量构成了对抗苏联的一条线时，美国必须保证日本和中国有一定的独立行动能力。所以，对于日本的独立性既有压制的一面，也有鼓励的一面。二是日本对美国的经济竞争，使美国不得不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有所缓解。而且对于争夺中国而言，日本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使美国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经贸和投资来影响中国，甚至促进中国接受美国一直坚持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三是西欧的独立性在增强的同时，美国一味僵化地坚持美日同盟关系，而不对日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松绑”，那么美国面临的来自日本的国内激进力量的反弹压力会更大。

中曾根时代：跨越历史的门槛

中曾根时代不仅是中曾根任首相的历史时期，而是从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日本开始争当政治大国的时代。提出“战后总决算”[18]口号的中曾根时代是战后日本“首次公开正式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时代”[19]。中曾根首相在刚刚担任首相的第一次国会施政演说中便雄心勃勃地提出：“我强烈地感到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上，我们应该认真探讨今后应向何处去，应确立新的前进方向；为了适应时代的激烈变化，对于过去的基本制度、结构等等，应以新的眼光，毫无禁忌地予以切实的更正。”[20]这意味着日本在先后实现经济复兴和经济、科技崛起后的又一次跨越式转型的枢纽。中曾根首相在他本人著作中认为：“所谓战略，一般就是指对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进行规定的综合性判断与计划。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战略，国家战略从其目的上可以分为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内政战略等。”[21]在此之前，日本当权者从来没有将战略理解得如此全面，都是仅仅强调一个方面，虽然他们的举措通常包含着复杂的综合因素。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战略突出武力因素，冷战开始后的战略突出强调的是经济和科技崛起因素，而至中曾根时代，日本的战略已经在思维上突破了以前的局限性，成为日本整体国家建设的全面路线。不得不说中曾根时代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时代使日本在战后首次拥有了真正的转型的各种基础和设想，至此，日本完成转型的举动有了基本的蓝图。

日本在经济和科技崛起之后，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政治大国，而且也自认为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后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没有对外宣战权和不能拥有军队，并且用于自卫队的经费不能超过GDP的1%上限。二是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日本的经济科技实力名列前茅，但并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受到“联合国宪章中敌对国条款”[22]的约束。

任何一个在经济、科技上取得超群成就的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追求更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作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心态其实是正常之变。事实上，日本不仅具有成为政治大国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还遇到了令联邦德国和意大利都感到羡慕的外部条件。当美国脱离越南战争泥潭后，正好处于国力的衰退期，苏联正处于力量和冷战态势的顶峰阶段。联邦德国作为战败国，虽然经济复兴，而且在政治上从国际社会获得了比日本更多的谅解。但是，联邦德国面临比以前更大的安全压力，而且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日益严重。当对苏联执强硬立场的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后，美苏立即陷入僵化，而且随着苏联领导人频繁更换，作为冷战中心的欧洲，其形势出现比以前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比以前更加倚重日本来向苏联施加新的压力。日本在美国冷战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更主要的是，自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双边经贸与科教交流快速发展，中日之间的历史积怨被双方现实利益需求所掩盖，日本处于国际位势中最佳时机。中曾根时代的日本，没有与周边的“麻烦”，而且日益被美国倚重。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的竞争压力使美国不得不在政治上出现让步和松绑的迹象。然而，美国联合日本，甚至是东亚地区，虽然是以遏制苏联为目的，但又不希望出现一个独立性明显而且拥有强大的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的日本，脱离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甚至与苏联亲近。所以，只要美国对苏联保持强势遏制，日本便不可能独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