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5)
当经济与科技发展至世界领先地位时，日本的心态是复杂的，当然也是现实战略格局的反映。一方面，日本想从美国控制下的有限的“空间”脱颖而出，享有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日本无法绕开美国的强大影响而成为一支独立力量。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日本既要追求和平，又要突破《和平宪法》。这无疑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重大挑战。首先，日本从来没有自己的原创性文化。日本在近代之前，以汉唐学生自居，通过学习汉唐文化，然后对其进行改造；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几乎在文化和制度上全部模仿西方，虽然根植于自身历史传统的民族性格并无本质变化，但是始终并未在坚持民族特色与兼收并蓄中寻求有效平衡，以致在战略上总有危险冒进之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过美国改造，然而仅限于政治制度方面。从这些历史脉络看，日本对于自身角色并无明确认知，除武力扩张之外，对于如何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可谓开拓了全新时代。所以，日本必须明确新的立国宗旨，在国际社会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怎样扮演。中曾根时代之前的日本并无经验可循。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都是在发展至“瓶颈”阶段时冒险使用武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步调一致地跟随美国，对于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一直处于被动应付局面，只能将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当作长远的战略安排。在这个方面，近邻的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动中、美、苏大三角，使日本感到自叹不如。
日本富于功利心的精明之举往往使自己处于战略被动，这是中曾根首相对日本历史所作出的最深刻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使日本结束了“武力求地位”的时代，并开启了与强者为伍的时代，中曾根时代则是开启了成为新兴强者的时代。此时的日本，开始了各种复杂心态共同支配下的有些混乱的战略。战败国地位长期化和美国改造并没有彻底摈除日本民族中的危机感和荣誉感，但经过美国改造后，日本的民族心态中又新出现了和平主义。所以，从中曾根时代开始，日本始终在继承传统与追求和平的心态下忽左忽右。这样的结果使得向往“正常”的日本从来没有“正常”过。
战后处于美国管控下的日本，对于日本最大的伤害莫过于两个方面：
一是使日本当权者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对美国俯首帖耳，“丧失了为制定自己长期的国家战略而创造稳定且牢固的政治基础的觉悟和努力”[23]。要么因此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导致军国主义余孽时有出现。前者使日本失去了主动设计日本战略与命运的大师，而后者总是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道德低谷，难以清洗侵略国形象。无论哪个极端，都有利于美国强化对日本的控制。当日本失去了自我的战略设计时，那么对美国的依赖自然会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而日本时常出现的军国主义余孽，又使美国根本不需要过多的精力就能以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为借口来压制和控制日本。
二是国民失去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由此而导致的民族危机感。日本之所以由弱国变成强国，国民举国一致关心国家命运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支柱。而在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岛国心态的作用下，异化为自私和冷漠，丧失了民族和国家的荣誉感与集体主义精神，对于日本而言，陌生、甚至从内心排斥的西方“民主”制度被强加于身后，日本并未完全接受，只是承认它对于战后恢复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对于日本未来的政治制度，日本并未坚持。这是日本国民精神力量下降的必然结果。这样的社会土壤使日本出现民族性的精神衰退和对国家命运关注度的下降。所以，当日本政治家提出新的战略设计时，日本国民要么冷漠视之，要么高喊着极端口号简单排斥。这是日本首相更换频繁的国内原因。而且，在政治层面，日本首相由国会直接选举而出，所以，围绕首相人选成为各个党派争夺利益与“声音”的焦点，首相便成为各个党派和各方势力的协调者，而不可能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规划者和设计师。
麦克阿瑟的《和平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九条第二款是对日本最大的限制。中曾根首相提出坚决对其修改的主张，他是日本战后首个对麦克阿瑟制定的《和平宪法》中部分内容公开提出质疑并提出具体修改意向的首相。这预示着日本的新型民族主义思潮正式成为官方主张：即将西方式的现代民主观念与日本民族传统思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层面进行融合。这种融合成为日本新的转型的起点性与基础性战略框架与基本指向。
但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大量消费着资源，拥有强大的出口能力，掌握着大量的国际收支盈余”[24]，已经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地必须转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作为。其中，日本与美国之间由利益交换变成利益融合，成为日本必须要完成的转变，但这又不取决于美日关系，而是取决于日本在全球中的角色定位，尤其是在东亚的角色定位。
转变需要日本的自我驾驭，尽管艰难，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日本推动自我转变也对美国、中国等对其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产生非常大的触动。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出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虽然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日关系的性质和中日格局并没有出现质变，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在培育导致质变的诸多量变。
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美国可能是最大推力，也可能是最大阻力。东亚可能是首要舞台，也可能是最后舞台。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都是日本实现国家转型无法绕开的强力因素。
美国要变成推力，日本就必须成为东亚的主导者，而日本仅仅是东亚的边缘国家，那么美国很有可能变成阻力。这其中，中国的倾向对于美日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促使日本对中日关系变得愈加敏感。
当美国极力维护冷战格局而遏制苏联时，日本具有基石性意义，美国如果对日本失控，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是失败的，东亚的失败会动摇美国对西欧的领导地位。每当日本增强了经济和科技实力，而国际地位有所上升时，美国都要对其进行部分松绑，又要在另外一个方面加固。所以，日本能否真正地成为正常国家，取决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美国衰落，才会出现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跳板”。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成为冷战格局中一股新的对抗苏联力量并日益明显，中日之间因为现实利益而暂时将历史问题和其他遗留问题搁置时，日本要走向“独立”所面临的基本条件也开始复杂了。美国成为日本走向独立无法绕开的因素。美国强势的实力地位产生了稳定的立场，不希望日本“失控”。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实力地位也随之上升，成为日本心中一个无法预知的变数。当美国更加需要中国对抗苏联时，日本只能继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与中国继续友好，同时，日本也越来越紧迫地感到，有必要在将来潜在的中日危机中“未雨绸缪”。所以，中曾根时代使中日友好达到了战后的高潮，而高潮的表象之下，日本也开始预防着与中国的未来争夺。这预示着中日均受到现实格局限制，也都成为突破既定格局而存在着的越来越大的隐患。
中曾根在20世纪80年代将“不做军事大国”[25]当作日本战后实现国家转型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当日本需要在政治领域内提高自身发言权时，重新走向军事大国只是时机问题。20世纪80年代，日本突破军费不能超过GDP总量1%的限制，这意味着日本战后重新走向国际舞台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通过单纯地发展海外经贸与外向性科技来走向海外，而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不断在军事与安全上打破限制为起点的。冷战结束，日本并没有因为敌人消失而失去发展军事力量的借口，反而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时开始走向海外。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国家安全发展，开始大步重新走向海外。
但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慢慢显现，对中日双方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本来，冷战使中日之间本来通过经贸和文化交流导致可能实现的政治谅解和心理认同变得不可能。因为中日双方当时处于冷战格局中，各有角色和功能，当意识形态仍然无法逾越时，角色的不同，自然会阻碍双方走向历史性谅解。随着美苏之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缓和，中国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盘战略地位出现微妙变化时，中日双方对对方的心态也出现微妙变化，但是无论多么微妙，中日双方都对对方的长远意图难以接受。
中日双方的历史阶段不同，也导致中日在友好的背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中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弱国，日本是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因为中国需要日本的经贸与科技、管理经验，解决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日本不像中国那样迫切地需要发展经济，对它来说，更迫切的是争当政治大国。所以，当冷战行将结束时，日本时任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世界新秩序应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时，这意味着中日两辆列车“同轨运行”时代的结束，只是争端并没有显现而已，但实际上已经出现僵局。
日本位于美国、俄罗斯、中国三个大国之中，日本的态度与立场对三个大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既可以成为跳板，也可以成为屏障，对于日本而言，如果三者之间存在对抗性矛盾，日本便可以在三者之间长袖善舞，而如果三者之间并无矛盾，甚至非常和谐，日本就必须避免与任何一个大国走向对抗，因为在三个大国非常和谐的情况下，与一个大国走向对抗，会导致自己极大的孤立，从海外进口所需能源和发展海外贸易便会受到极大约束。冷战时，日本依附于美国并利用美国与苏联、中国的矛盾确保了安全，而当中日开启正常邦交之后，美国、中国、日本同时对抗苏联，使日本的利益最大化，而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苏开始缓和、中苏开始正常化后，日本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中美之间彻底超越意识形态，并且避免美苏那样的冷战，那么日本极有可能同时成为二者的附庸。尤其是近在咫尺的中国，对于日本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日本与中国之间名为历史问题，实为海权问题。获得海权，必先控制岛屿。中日之间因为复杂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实质问题的核心因素就是海岛主权归属。
追究海岛问题的历史责任并无实质意义，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如何在海岛主权问题上占得先机，怎样驾驭大局。中日之间从冷战结束前开始的暗斗，也许在双方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
此时，日本的优势在于经济，而劣势是只有经济，当日本经济的腾飞带来政治雄心时，日本的文化制约了本身在世界舞台上的作为。日本作为资源稀缺和严重依赖海外的国家，要想成为政治大国，在军事问题难以使美国松绑的情况下，必须增加海外对其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认同。然而，日本却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极为“精明”，过于计较现实利益的得失，除非有需要，日本才主动交往，没有需要，日本便不予理会。这来自于日本文化中的狭隘与现实。当海湾战争时日本拿出13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资助多国部队作战时，日本被认为是花钱买石油安全，并不是在为国际社会出力。日本没有，也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赞誉。
然而，此时的中日关系，对日本有利的是，中国处于一个困难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困难，而且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政治问题，中国受到深度的波及和影响，可以说，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末期使日本得以在中日关系中获取主动，不是因为日本的强大，而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瓶颈期。而当中国度过一段困难时期后，尤其是1992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中国又重新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而且这次融合更深远和更全面。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当然也使日本在开始受益的同时，也感到了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大竞争压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日之间经贸和投资飞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在政治层面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热度。但这不表示双方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出现差异。当然，如果要说差异的话，也是中日双方对对方的期望存在差异，而不是对中日关系本身的认知存在差异，中日关系已经存在战略博弈，只是双方认为时机并不是对自己更加有利而已，所以中日双方都没有掀开自己的战略底牌。
对于日本而言，由于“台独”问题的出现，中国在台湾海峡上的军事努力使日本在日益担忧之下，加快了走向海外的步伐，而这又使中国更加担忧日本。中日双方因为日本走向海外而背离了亲密，又在“台独”问题的催化下走向海权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