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3)

自从朝鲜战争停战以来，冷战不断加剧，美苏之间的直接危机就有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在东亚先后出现过两次台海危机。随着冷战的加剧，美苏之间的战略态势也基本稳定，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西欧国家。它们利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对自身历史的反思，日益走向共同市场和政治上加强协调的方向，尤其是法德两大欧洲世仇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冰释，这使西欧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再次复兴，随着西欧复兴，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等地区在经济上已经连成一片，从而走上了形成全球化市场的快车道。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西方享受最大红利的时期。而反观苏联、中国和东欧，先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和中苏同盟破裂，再是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华约成员国先后发生政治动荡。其实，从整体形势看，冷战格局下美苏之间的战略态势已经开始走向明朗了。然而，越南战争的爆发和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不仅蒙蔽了美国的战略视线，也蒙蔽了苏联的战略视线，它们几乎都认为越南战争的泥潭会令美国丧失冷战胜利的机遇。所以，处于被动中的美国开始寻求与中国共同对抗苏联，开始希望并且推动经济复兴后的西欧与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推动的这两大举措，激活了西欧、日本和中国，使它们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调整自身的战略运作。对于经济腾飞的日本而言，美国在冷战中的被动使其获得了美国的部分“松绑”。具有更多“自由”的日本在一个快速多变的、各种力量中心开始多样化的世界里，追求的作为再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和科技领域了，即使日本内心只局限于此，现实也不可能了。

日本所有的首相都必须在美国的允许下发展中日关系，所以当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因为尼克松访问中国而启动后，日本也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开始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自然会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历史问题；二是台湾问题。然而，当时中日两国面临的不同形势决定了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以致这两大问题成为中日两国关系中经常出现的、挑动双方甚至世界神经的根本因素。

20世纪70年代初，新中国利用相对于台湾当局强大得多的综合实力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支持，成为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中国成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少数几个大国之一。然而，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中国也面临着苏联日益明显的安全威胁，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中国需要美国来对抗苏联的急切程度并不比美国需要中国来对抗苏联的急切程度小。所以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中美之间的敏感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而是被搁置起来，因为中国通过对抗苏联来确保安全的诉求超越了对台湾问题、东南方向安全的考虑。中美双方均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采取了现实主义立场，自然会影响到日本和西欧国家。在美国之后，接踵而来的日本与西欧当然也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采取了现实主义立场。

中国与日本邦交正是双方现实利益趋同的反映，本质上是权宜之计，而不是旨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全面的战略安排。出于民族自尊心和政府信誉感，新中国自然需要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表态，然而，基于现实主义立场，新中国政府不可能在急需外部支持来对抗苏联时，延缓邦交进程。对于新中国而言，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问题上既然启动了，就宜快不宜迟。而日本不仅面临着开发巨大的中国市场的不可抵挡的诱惑，而且希望尽量避免在历史问题上陷入道德下风。因为以日本的性格，它容易认为，一旦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处于道德下风，那么会导致心理被动，而最终处处受制于中国，最关键的是如果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向中国“低头”，不仅难以向美国“解释”，还容易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台湾问题更加令日本感到敏感，台湾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已经世人皆知，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分治，使日本难以真正接受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虽然日本政坛有诸多重要人物一直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是，日本也有许多人认为，台湾不能轻易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日本在中日邦交进程中，关于台湾问题，总是外交表态和实际举措很难一致。

如果日本不仅在外交表态上支持“一个中国”，而且在实际举措上支持中国大陆统一台湾，那么日本既在美国面前难以“交差”（因为日本不可能脱离美日关系框架考虑对华政策），而且难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分治两部分之间谋求利益最大化。日本政府对新中国提出的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主张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没有以明确的态度表示接受，日本也承诺终止日台官方关系的进程与推动中日邦交的进程同时发生，但没有承认日台官方关系从最初就是无效的主张。

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五十年，在美国保护下的台湾和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难以脱离真正的历史纽带和利益交往。日本跟随美国保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立场，既有正式的外交表态，但又提出模糊不清的辞令，既满足了中国大陆的心理预期，也为后来在台湾问题上保留灵活立场提供了余地。

对于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新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也获得了日本的尊重。然而，两个新生的国家，尤其是历史问题和敏感问题存在于其中时，是不可能具备足够的内外部条件将其全部解决的。中日之间现实的安全需要和利益诉求得以满足，对于中日双方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虽然一穷二白，但其影响力正在蒸蒸日上。新中国的立场对冷战的重要影响，使之在建国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抗争者变成了秩序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日本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控制、保护和改造下，从战争废墟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也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了以战争方式难以获得的地缘政治成果。日本成为冷战最大的受益者，这一判断不为过。

中日邦交对于日本的意义远不止经济实惠，更大的意义在于日本获得了中国的道德谅解，中国不会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与侮辱，但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使自己打破孤立而走向国际舞台的同时，也使日本获得了更大的战略机遇。当日本先后与苏联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后，这意味着日本在心理上开始摆脱“战败国”的心理，而且根据冷战格局的变化，不断努力以克服自身天然条件的不足。日本虽然依旧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必须与美国保持协调，甚至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亦步亦趋，但是日本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全球视野。日本获得了新中国的谅解，是日本战后继吉田茂时代后，又一个门槛性的跨越，也是作为日本历史中新的开拓时代的起步。

美国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重新获得了冷战主动，而日本凭借着经济优势、科技优势和地理优势，使中日邦交成为日本国力崛起的加速器。日本的战后转型成功的起点是吉田茂时代，而成功的标志是田中角荣时代。

田中角荣时代的日本并不可能摆脱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框定，因此，日本也是在田中角荣时代由美日同盟下的服从者变成了对美日同盟的利用者。因为美日同盟的存在和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坚持，从某种程度上看，使需要利用美国的帮助来减缓来自苏联的压力的中国，不能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日本“逼得太紧”。由于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谅解和搁置，日本在中日恢复邦交的初始阶段，收益大于中国。

日本理解、接受新中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并没有因为中日邦交而使台湾的实际归属得以确认。这主要是日本受制美日同盟的立场获得了中国的谅解。虽然中国强力反对美国和日本可能旨在鼓励“两个中国”的任何举动，但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左右摇摆与逢源，成为两岸之间和中美、中日之间出现异动的主要外部因素。

中日邦交使中日二者都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对于中国的市场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中苏分裂之后的冷战时期，日本是唯一可以与新中国和台湾地区均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的邻近国家。原因不仅是台湾当局需要日本的帮助，中国大陆亦需要日本在国际舞台的支持。中日邦交可谓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所有与日本有关的亚太地区的难题。正因为中日邦交，使日本在美国的冷战格局中的地位也开始上升。

如果在中日邦交中，中国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持僵化的“必须获得最后结论式的解决”，那么中日邦交的进程也会极为困难，对于急需争取西方支持对抗苏联和获得更大的国际舞台的中国而言，压力会不同寻常地增大；而日本也可能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不仅使美国对日本的观感有所触动，而且在在国际舞台上强化日本因为侵略历史而处于道德低谷的印象。日本之所以打开新的局面，中国着眼于长远的灵活、务实的立场功不可没。

日本战后的转变之基由吉田茂奠定，而转变之路确是由田中角荣发展与西欧的关系开始的。因为美国、日本、西欧本属同一同盟体系。强化往来本就是必然之举。而且，西欧和日本的复兴对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是有利的，因为美国需要的是全球化的大市场和自由贸易，而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对于生成全球性大市场和推动自由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西欧和日本的复兴也使美国在世界经济整体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这更加加深了美国丧失世界首强地位和失去冷战胜利的危机感，反而促使西欧和日本在美国冷战战略决策中具有比以前更加突出的位置。

日本可以在对外战略方面具有比以前大得多的自主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日本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对美国反而是有利的。随着日本的产品走向全球，日本与西欧之间的贸易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它们之间的问题也不断凸显。日本与西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全球化大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日本与西欧日益增大的贸易使日本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需要付出高昂的战争代价来谋求自身利益，当然，西欧也不需要从军事上防范日本。但是，鉴于美国仍然强大的综合实力，日本与西欧不可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力量中心，而只是与美国之间增强可以协调和商量的话语地位。所以，当美国允许日本、甚至希望日本与西欧协调贸易问题后，日本与西欧之间问题的解决显然能使美国、日本和西欧具有更加长远的利益，虽然现实矛盾显得过于尖锐。

美国之所以希望日本强化与西欧的关系，就是想在自身的领导地位开始松动之时，利用西欧与日本的互相竞争来加以牵制，使日本和西欧均需要美国居中调停，从而仍然可以保证美国的西方盟主地位。所以，旨在“对抗苏联、牵制西欧、控制日本”的“基辛格设想”出台，对于日本和西欧而言，不仅有了新的外交空间，也有了新的条件限制。日本与西欧的关系虽然仅仅是同盟体系的内部关系，但日本与西欧之间关系变化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同盟体系内部。日本与西欧关系的变化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但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塑造，而且如果美国没有新的全球战略格局，就不可能减少越南战争泥潭造成的压力。

因为美国需要新的全球战略，日本的新战略也应运而出。此时的日本面临着两大机遇：一是可以发展军事力量。因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并没有规模型的军事力量，日本在越南战争中就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仅仅扮演着后勤基地的角色。因此，日本可以避免浪费大量资源于越南战争。而当美国需要日本在对抗苏联中发挥更大作用时，日本便获得了开始发展军事力量的良机。二是扩大海外市场增强了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本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获得了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而且对美国的经济冲击甚至使美国国内出现了对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舆论声音。

而日本与西欧的关系代表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模式。日本与西欧在政治和外交上都以对抗和遏制苏联为共同目标，然而在经济上又成为竞争对手，所以，日本如何运作与西欧的关系影响到美国如何推动新的全球战略。而且，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日本发展与西欧的关系，也有利于防范西欧作为一个整体来排斥美国。

日本发展与西欧的关系必须符合美国的需要，这是日本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原则框架。当田中角荣于1972年赴西欧访问之前，必须亲赴美国试探美国的原则底线。其实田中角荣赴美国的实质意义并不是试探，从一定意义上看是赴美“领旨”的。当他原则上接受了基辛格设想后，才能赴西欧发展日本与西欧的关系，而且必须要不遗余力地宣扬基辛格设想。因为如果日本难以遵守或者配合基辛格设想，那么日本就难以获得美国的支持，而日本贯彻基辛格设想，也有利于自身谋求新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