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鲁迅话语建构的“图式”群与系统性

鲁迅话语形式的纠结盘绕性、话语意旨的不确定性，鲁迅与语境的“在而不属于”的密切又疏离，他的理念与生命的磅礴和不可化约，他的精神图像的混沌激荡，似乎难以被任何理论、逻辑的“取景框”捕捉。这使得他有着阐释不尽的无穷魅力，也使得对于他的话语的系统性的整体把握变得困难重重。但我们的确发现了反复出现的那些具有鲁迅精神凝缩性的具象——作为他的话语世界中的“标志性建筑”。把握这些“标志性建筑”一定不是把握到了鲁迅的全体，但它们依旧提示着鲁迅文学世界中存在的种种“建构的秩序”。大部分的研究者正是这么做的，比如著名的“铁屋中的呐喊”，著名的“反抗绝望”，正是通过把握“地标”而切近鲁迅的世界。所以，笔者的研究也是遵循这样的探索路径，梳理鲁迅话语建构中的那些“标志性建筑”，即鲁迅话语建构和实践中的某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图式”——它们只是对于鲁迅话语进行描述的“理想模式”，其内在自然还有着无数变量。而鲁迅的话语系统中，这样的“图式”并不是单一存在，而是在不同的维度上有不同的“图式”，它们向我们敞开鲁迅话语世界中的一个个“微型体系”，显示着特定维度上的关系建构路径，而它们彼此之间也凸显着话语中的各种“关系”建构。由这些“微型体系”连接成为群落，最终指示着鲁迅话语的“整体架构的系统”。

罗赞诺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中说：“在艺术领域里几乎每个创造者那里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中心，有时几个，但总是不多，其所有作品都聚集在这些中心周围。”[34]在鲁迅的话语世界中，这样的中心是存在的。在鲁迅话语的不同的维度，存在着不同的中心，它们在“小空间”内凝聚和容纳着那些同质的陈述、命题，又不断衍生出更繁复的陈述和命题，且最终汇入更中心的话语。

一 国民性话语和个人性话语的合力作用模式：支撑和悖反

从发生学的视域中统观鲁迅的文学实践的发生，以及话语背后繁复的作用元素及其作用方式，是对于鲁迅话语系统的初步探入。

在鲁迅的精神历程和生命体系中，《坟》体现着周树人过渡到鲁迅的线索，源于“荒野”，而进入“剧场”（在鲁迅话语世界中，《新青年》文学现场的剧场性质显而易见），他是携带着自己的不能忘却的旧梦，同时携带着荒原中呐喊的孤独进入那个“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闹哄哄的现场的。而《呐喊》却起于生命的“废墟”——“鲁迅”是周树人在失败坍塌的世界中重建而生的那个主体。属于周豫才的创伤底色、周树人的黑洞般的“前缘”与《新青年》文学现场的遇合，产生了“鲁迅”。探究这“遇合”的发生、其背后复杂作用的种种机制，其外在促发与内生意志的合力作用，正是鲁迅话语的“发生”研究。

一方面，鲁迅身在启蒙的语境中，国民性批判始终是启蒙话语的核心，也是鲁迅话语体系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命名、命题的形成或改变，其实都指涉着人与世界的关系结构的新变，蕴藏着一系列的知识构成与价值谱系。“国民性话语”自然包含着复杂的知识系统、文化机制，它在话语实践中不断“本质化”，其背后的建构策略和路径，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35]、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36]都有深入的研究。而鲁迅与这一话语之间的关系，也绝不是简易的“一体性”的关系。

鲁迅与国民性话语语境有着既契合又超越的关系。鲁迅的国民性话语与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日本反思国民性思潮以及晚清国民性话语的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晚清—五四”整体的国民性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主要部分。他的国民性话语建构和身在的语境具有同频性：同一语源，共同的民族危机的触发，但鲁迅却依旧与整体殊异。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去“种族主义”的国族性话语，其秉持的准则是“个人”。他是从更超越的“人类性”的维度上进入、从更具生命哲学性的“人的精神和存在”的维度上建构这一话语的。其建构的旨归也并不在知识、认知层面，而在于反省与自我批判机制的引入。“反诸己”的自我省思的生命存在形式是鲁迅国民性话语的真正本质，而其根本目的，是要塑造既破除“旧的”文化话语的囚禁也不被“新的”话语束缚的获得根本性“自觉”的人。哲学层面的人性体察与民族主义的话语动因纠结在一起，呈现了鲁迅在民族危机、西方理性文明、知识分子身份与生命本位的价值诉求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鲁迅言说内生的真正根源，是他个人性话语背后的“自我”的体验与认知。对于鲁迅来说，最初的社会性甚至政治性层面的理念、价值在日本时期已经在构形中，但此时到初回国的启蒙和革命实践的阶段，他依然是周树人，对于“鲁迅”来说，依然是未完成的。“鲁迅”的完成还需要切实的“挫败”、需要体验世界的重构、认知结构的整合、文化血脉的重新融汇，其间洪莽激荡的自我生成、“元鲁迅”的根柢性属性的获致，正是在1909—1918年间。

追问“元鲁迅”的问题，追问鲁迅的“发生”契机，本书要在此维度上与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回心说”进行对话：以竹内好为肇始的对于鲁迅“绍兴会馆时期”（1912—1918）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个阶段是鲁迅的“骨骼的形成”期，而本书提出新的观点，即1909—1912年，是“鲁迅”发生的关键节点：激情和斗志最终卷陷于“新”与“旧”的冲突，故乡终于成为荆榛遍地的所在。这是一个由现实的困蹇触发了成长中的屈辱体验和创痛体验的过程。触发一旦启动，他的生命暗区也整体性地开启了：“铁屋子”认知结构与“自省”意识的发生、成长创伤的触发、反抗的个人生命意志的生成，都在此阶段见出端倪。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民元经历和记忆构成了他日后所有书写的原点。而绍兴会馆时期，一方面，完成了知识、文化、理念、价值、认知、体验的大整合，在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承接与双重超越中，形成了“元鲁迅”的独特的认知世界和价值世界；另一方面，属于天才作家的神秘和超验的世界也在悄然打开：那些剑在鞘中的沉默的、暗黑的、读佛经抄古碑的、冥想的、独自与苍茫宇宙对话的时刻，“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鲁迅的“碎片”在汇聚，在撕扯，在弥合，在重构，在生长。对于周树人来说，这个过程是残酷的；对于鲁迅来说，却如同走到生命世界的边界和尽头又重返内心，从而超越。

经由“绍兴会馆时期”的文化体系的汇聚和大重构、精神哲学在幽深之域的“淬火”之后，众多要素发生了综合作用，极其复杂、极其深邃的鲁迅的内在生命以及精神意志成形，“鲁迅”由此获得了他的根本“属性”。这是鲁迅的个人性话语的根柢。

我们不断发现，鲁迅的国民性话语建构中，始终内含着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的持续关注，这一话语一方面支撑着国民性话语的形构；另一方面又成为明显的异质力量，颠覆了国民性话语的指向。源自个人生命体验的“屈辱感”不断参与话语的建构，比如“幻灯片事件”中话语转换中透露的个人的“屈辱感”；比如“看与被看”这一鲁迅国民性话语建构的稳定模式，其间也暗含着少年经历中的“被看”的屈辱。这是个人性话语与国民性话语同构的一面。同时，鲁迅的失怙的创伤体验，初回国遭遇的种种失败、碰壁的孤独的现代性体验，在他的生命结构和认知结构中，共同生成了对于世界的“铁屋子”本质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对立模式的确认。这同样是个人性体验对于国民性话语最终建构完成的支撑。

另外，鲁迅的个人性话语是对国民性话语的颠覆，他自身的文化资源整合、“创伤”情感结构构形、现代体验的生成，使他身在新文学的启蒙语境中，却始终具有启蒙话语整体“知识结构”中的“小气候”的性质。这个带有深渊秉性的写作者，既是他身在的“剧场”中合唱的主唱，也决绝地坚持着自己的声音。合唱而异质，身在而超越，他在共振中，却始终有偏离和错位：一是，在新文学开端集体性的宏大叙事中，历史话语中的鲁迅与实际的鲁迅的参与度，有着偏差：在“史”的视野中，他是主将和中坚力量，但在“现场”，他却是这浩荡大流中的边缘者。二是，他的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启蒙言说的旨向是深刻、多重的，但是追随者接收到的层面却是单一的，或者说，其阐释者在更功利的启蒙目的中，取其犀利峻急，取其深刻智远，将鲁迅归拢至了明确的语境的潮涌方向中，而略其湍流斑驳，去其幽暗绝望。三是，鲁迅既是这宏大叙事建构中的强力，却也因深刻明了结局而袒露其深渊般的绝望气息，但他又始终在抵抗对这结局的“确信”，所谓“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这些驳杂繁复的错位，正是因为鲁迅个人性话语的异质力量。事实上，鲁迅着笔的先行者的孤独，未尝没有在同人群体中的孤独。他的超越语境的高度，迥异于语境的斑驳深邃的气象，在百年之后愈发清晰地显现。

可以说，鲁迅的个人性话语熔铸了鲁迅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志，与理性的启蒙意向构成了一种双构的话语结构。鲁迅个人的生命体验支撑了国民性话语的“立人”而“立国”的建构意志；但他的生命意志也构成了对于理性启蒙的颠覆。而鲁迅的话语整体，正是在这种双构互生之中形成的。

二 “铁屋子”：基本寓言、基本“关系体”和“时空体”

《〈呐喊〉自序》中，鲁迅书写了一个阐释不尽的意象：“铁屋子”。它作为社会结构的寓言，被阐释得相当充分。但“铁屋子”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意象或隐喻，它凝缩着鲁迅话语的多个维度。在鲁迅话语整体的建构中，“铁屋子”作为鲁迅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柢性认知，以其提炼性、抽象性的架构，提示着鲁迅话语的重重侧面，是鲁迅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关系体系的原型。在鲁迅话语建构方式、话语系统内部关系的架构方面，“铁屋子”具有理论的高度，具有“图式”性特征，是我们探入鲁迅话语整体、对其进行梳理的“理想模式”。

第一，“铁屋子”是一个意象和隐喻。它的象征意味、结构形式、构成元素前人多有论及，但本书旨在寻找“铁屋子”作为基础隐喻，在鲁迅的话语世界中不断被复制、迁移和变形的轨迹和实践方式：其囚禁性质以狂人、疯子的癫狂话语进行了复写；其描写的内空间与外空间并置和对峙的模式位移至还乡叙事中；其噩梦感和突围欲望在《野草》里大规模地衍生；内质的“黑暗”正是“铁屋子”的作用机制。“铁屋子”作为鲁迅话语中不断复写的意象，其黑暗性和囚牢性是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造形，而其内部复杂的关系结构体现着鲁迅对于生命个体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

第二，“铁屋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设置中，呈现出了复杂的关系结构。它不仅仅是一个意象，它是一个“关系体”。在这一层面，“铁屋子”是鲁迅对生命个体与世界的关系的描述和建构。它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层次和悖论关系，可以勾画出一个鲁迅话语体系的图谱：清醒者与铁屋子整体所显示的自我与世界的对立、清醒者的身在“铁屋子”中且与昏睡者同一结局显示的自我与世界的同源关系；“铁屋子”的价值构成与“铁屋外”价值构成的对峙和抵抗关系；清醒者与“铁屋外”世界的关系；自我与“吃人的我”的关系；等等，都呈现着鲁迅话语体系的复杂构成。这个关系谱系，正是鲁迅话语体系的基础和核心结构，而其本质是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与建构。由这种关系出发，“个”与“群”的对立的建构机制是“差异”的发现和运作：经由“清醒”和“昏睡”状态的差异书写，建构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差异”的发现而产生对象，并完成了个体从群体中的超越。而自我与世界的同源关系则指向鲁迅的拯救话语的建构和悖论性。因为清醒者与昏睡者身在同一“铁屋子”，面对同样的“死灭”的危机，这种境遇中的话语建构，自然指向“拯救话语”，也正是鲁迅始终强调的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是关于“铁屋子”的拯救话语却又始终在犹疑，“铁屋子”中的重要话语意志正是“拯救”与拯救的“悖论”，而这正是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三，“铁屋子”是中与西、旧与新交错并置的“时空体”，呈现出时空交汇的“中间”形态。它既是中国近代遭遇的象征，也是个人精神困境的寓言。首先，空间维度上，“铁屋子”呈现出相异的价值结构：清醒者发现了“铁屋子”的囚禁本质和规训本质，这说明清醒者有着“铁屋子”之外的认知和价值，这就构成了“铁屋子”话语中的价值对峙结构，也建构了多重的话语空间，在此空间中，清醒者这一生命个体的“异乡人”身份凸显。正是“异乡人”的介入，建构了现代话语与传统话语、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遭遇的话语空间，这些并置的空间及其价值构成之间形成了彼此冲突和解构的力。在鲁迅的话语系统中，主要呈现为启蒙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峙。其次，时间维度上，清醒者和昏睡者在“进化论”链条的不同阶段，是“新”与“旧”的关系，这正是新文学开端处依赖“时间”进行的重要话语建构。在这一维度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进化论”在新文学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最后，“铁屋子”这一“时空体”显示的宏大叙事中的价值对峙、认知错位，也同样指向更具哲学性的个体精神状态：清醒者的精神结构与“铁屋子”是对应的，他自身的精神体系中同样存在着“内”与“外”、“新”与“旧”的错位。在空间维度上，他是“内”“外”都无处容身的“异乡人”；在时间维度上，他在对“新”的占领和言说中，依旧背负着沉重的“旧”的“鬼气”。他的精神体系中存在着与“铁屋子”同构的悖论。而这正是“中间物”的身份确认和建构的方式。

总而言之，以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观照“铁屋子”的内部结构，探究“铁屋子”呈现出的空间体式与价值构成、时间形式与知识型，与鲁迅个人精神结构的“时空体”的关系，我们从中把握到了鲁迅在社会历史层面的“中间物”的身份坐标及其“铁屋子”的精神体式。同时，“铁屋子”以其抽象的“图式”性向我们敞开了鲁迅话语空间的建构和话语权力的运作；同时也以“质问”形式凸显出个人性话语的内在强力，从而形成话语体系的自反和悖论。可以说，“铁屋子”结构也同时是鲁迅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关系体系建构路径的原型。

三 “异乡人”与话语空间建构的多重模式

话语的权力本质决定着话语有其产生作用（行使权力）的空间。在鲁迅的话语实践中，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揭示传统话语权力产生作用的空间和方式；另一方面也在建构其自身的话语空间。而这二者，都依赖于一个关键的叙事者：以“异乡人”的身份特征出现的启蒙者。——由他的行动和叙事，完成了话语空间的成形和分割。

1.“离乡者—囚牢”“在乡者—阻隔”的空间叙事模式

故乡是鲁迅话语建构的重要支点，基于这个支点，在不同层次和空间中衍生出独具鲁迅气质的话语场域，其呈现着鲁迅话语的实践方式和规则图式。

从离乡者的视角看，故乡因启蒙话语的渗入呈现出以“吃人”为内质的囚牢模式，这一层次体现出的，是“启蒙话语”的权力性质。

话语生成模式之一：空间焦虑。鲁镇中的祥林嫂，未庄中的阿Q，吉光屯中的疯子，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S城和寒石山中的魏连殳……都在“囚牢”的围困之中，并被“囚牢”中的“吃人”的力量绞杀。鲁迅始终着力于人与生存空间的紧张关系。巨大的空间焦虑，推动着“故乡—吃人”叙事的完成。故乡在言说过程中逐渐演化为鬼域：其间的言说规则为：故乡=地理空间=社会/秩序空间=牢笼=吞噬/吃人=地狱。从实有的空间意象，到感知意象，再到象征意象的转换，空间焦虑内化入叙事，成为“故乡—吃人”话语完成的关键契机。

话语生成模式之二：“我—他们”。“他们”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是“我”的“个人”理念观照中被意识到的生命存在本质。“他们”——孔乙己、祥林嫂、阿Q……对于身在的“囚牢”的吃人本质是“无知无觉”的，只有在“我”——这一故乡的“异己者”携带的现代文明的参照中，故乡变为他者，“囚牢”本质才得以呈现。也就是说，只有跳脱出“铁屋子”的那个外部的眼睛，看到了“铁屋子”整体上的囚禁。

从在乡者的视角看，他们并未意识到身在空间的“囚牢”性，他们对于空间的感知最先是“阻隔”——想进入群体而不能的空间焦虑。这一阻隔呈现的关系图式为“他—他们”。祥林嫂、孔乙己、阿Q……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他”，无不被阻隔在巨大的“他们”的“共同世界”之外。“他”与“他们”同在囚牢之中，但“他—他们”之间的森严的壁垒恰恰是“吃人”的利齿。而“他”的始终想要融入“他们”的努力，“他们”中的所有人认同和维护身在的秩序，正是空间规训的凸显。这一层面上的故乡话语沿着这一规律言说和深入：乡民=空间中的人=认同秩序和规则的人=被空间驯化的人（被吃者）=排斥秩序之外的人（吃人者）=鬼众。

2.“回乡者—故人—故事”作为还乡小说的结构模式

在鲁迅的“还乡小说”中，存在着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如图0—1所示。

图0—1 “还乡小说”结构模式

故乡是中心，“我”与故人（“我”与闰土、“我”与祥林嫂、“我”与吕玮甫、“我”与魏连殳）、故人与故事（少年闰土的故事、祥林嫂讲述的阿毛的故事、吕玮甫讲述的迁坟和送剪绒花的故事、魏连殳讲述的祖母的故事）、“我”与故人讲述的故事之间呈现着不同的情感关系和话语向度。在这一结构中，实质上有三个不同的叙述者，从三个不同的维度上展开言说。而每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反推力。

（1）“我”与故人的维度

以“故人相遇”为模式的还乡叙事中，突出的不是我们熟悉的故人相遇的悲喜沧桑的知己模式，而是凸显彼此的认知、价值、理念的“陌生化”。“相遇”是话语展开的“界面”，也是“异质”凸显的聚焦处。“我”作为归来者的理念、价值与故人的认知、价值“相撞”，文化空间由此分割，话语指向也不再单一。一方面，以“我”的价值主导生成了对于故人（及其代表的故乡的文化体系）的审视，故人与故乡因此审视而变为“他者”，国民性话语建构也由此得以完成。而另一方面，“陌生”的设置产生的另外的作用就是，启蒙话语的难以融入，故人成为“我”对于自我身份内省的契机——《祝福》中，启蒙者意识到自身的无力；《在酒楼上》里，“我”意识到自己的永恒的“客子”身份。故人映照出的，恰恰是一个他者性的自我。也就是说，在“我”与故人的叙事维度上，出现了双向的“他者”。

（2）故人与“故事”的维度

鲁迅的还乡小说中，恒定出场的“故人”讲述的“故事”，有着令人惊异的恐怖的内核，在以“我”与故人的相遇为契机的还乡叙事中，嵌套着一个个故事：《祝福》里祥林嫂重复讲述阿毛被吃的故事；《在酒楼上》吕纬甫讲述为小兄弟迁葬、为阿顺送剪绒花的故事，更深处还有吕纬甫与老发奶奶相遇时后者讲述阿顺死亡的故事；《孤独者》中魏连殳讲述祖母的故事。这些统统以独白的形式呈现的与死亡有关的故事，建构出了文本中的另外一个空间。在“故人相遇”的维度上呈现出来的“我”的审视中的故人，至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叙事。故人—故事—故乡结构出的话语场域，与“我”—故人—故乡的场域迥然不同。在这一空间中，以死亡为内核的小故事，凸显出人的生存、情感、伦理、宿命——这些带着沉重的生命痛感和真实的故乡的“体温”的元素。死亡故事的讲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恰恰截断了“故人相遇”维度上的理性审视。因为我们一再被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带入他的生命哀感中。

（3）叙事者“我”与“故事”的维度

从还乡小说的三角形结构中，我们能看到一个被遮蔽的关系结构和言说暗区，即还乡小说中“我”与故事之间的情感阻断关系。这一暗藏的模式却恰恰凸显出鲁迅的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生命选择的悖论性。

那些“故事”叙事的重复出现，像是作者在注视着自己的“心魔”——他一次又一次进入这样的叙事，一次又一次注视着借由故人才能讲述的故事。作者在面对这个故事的时候，预先设置了情感的隔断，所以这些关乎伦理和情感纠缠的故事，借由故人才能实现讲述——正是这一模式拉开了叙事者与“故事”的“视距”以及情感距离，以此使启蒙话语得以建构；然而作者分明始终是心有挂碍的，所以才会一再进入这一叙事循环，一再去碰触那些痛感元素。——更何况，所有的内核故事：少年闰土、小兄弟的死、迁葬、顺姑、非亲生的祖母，都是鲁迅自身的亲历。属于作者的“本事”以被讲述的小故事的形式、以还乡叙事的内核模式被放置在“我”的审视、判断中的时候，启蒙话语事实上被削弱了，而鲁迅自身处于故乡、亲情、价值世界中的悖论位置得以还原，其暗在的情感修补也由此凸显。

在还乡小说的建构图式中，在这个稳定的结构中，每一种关系维度上都建构了不同的话语空间，而每一个维度上都有双向的审视、抵拒，“阻断”和“弥合”始终在角力。话语在施力的同时，也被反推至相反的向度。鲁迅话语建构中的自反性力量在这种撕扯和抗衡中得以凸显，而言说主体“彷徨于无地”的异乡人身份也同时愈加凸显。

四 “双漩涡”作为鲁迅话语实践的动态衍生图式

在前面的图式的分析中，国民性话语和个人性话语的合力作用模式，是从总体上显示着鲁迅话语的建构方向；“铁屋子”显示着鲁迅话语的关系体系，而在鲁迅的话语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那就是鲁迅话语的生成体系。很多研究者都意识到鲁迅话语的混沌性、无序性、反规则性，在鲁迅纷繁复杂的陈述中描述出“规则”和“秩序”，厘清鲁迅的众多陈述的生成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模式，自然是不易的，笔者也并不认同存在着一个能够完全覆盖，或从各个方向上看都无懈可击的鲁迅话语建构的规则。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有一些“规则”在重复出现，并在某种简化了的描述中显示出一种具有原点性质的结构。笔者试图以“双漩涡”对其进行描述。

鲁迅的话语系统是建立在“两个中心”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从李长之、竹内好，到杨义、严家炎、高远东等学者，对于鲁迅话语的“两个中心”都有过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分析。笔者尝试做的工作是，从话语的角度对这“两个中心”的呈现形态进行分析，对这“两个中心”做进一步的明确，并描述“两个中心”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方式，以及由这“两个中心”进一步衍生的话语的系统。

“两个中心”的前提必然是鲁迅的国民性叙事的基点——鲁迅在启蒙和立人的实践中建构出来的命题：“吃人”——以具象化的方式凝缩了的世界本相的认知。“吃人”具有和“铁屋子”同样的中枢性意象的特质，以其为核心，像“漩涡”一般形成一个涌荡的、不断向深处探入的空间——极具穿透力的国民性话语正是赖此建构的。如果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的话，同时存在的，是鲁迅生命内部的绝对的反抗性力量；如果说以“吃人”为基点的世界是鲁迅话语建构的前提的话，这一自我抵抗也是同时存在并反作用于前者的力量。

其关系图式为：

“吃人”中心↔“自反”中心

在这一关系结构中，“‘自反’中心”是“自反”作用的结果；而“↔”显示着话语和精神的自我对抗，是“自反”的作用方式。也就是说，“两个中心”之间有着相反的作用力，通过这种撕扯的反向作用，打开了鲁迅的多维的话语空间和多重的语义指向。

这“两个中心”共同组成了鲁迅话语的完整基点，且同时都在不断地进行话语的衍生，有不断向外推进的话语层次和话语点，这两个中心辐射出鲁迅话语的体系，并体现着话语系统的动态生成和演变规律。这正是“双漩涡”的形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双漩涡”显示着鲁迅话语的关系系统性、动态生成性、语义扩散性的“纲目”甚或原点性的特征，也是鲁迅的文学通向开放和整全世界的路径。其多重话语间的组合关系中暗藏着鲁迅精神、哲学的波动曲线。

话语的漩涡式推进的层次关系为：

图0—2 “双漩涡”的话语衍生图式

首先，造境与反境。以“吃人”为中枢和国民性话语建构的起点，鲁迅显示出他极其开阔的认知维度，和由其核心意象辐射而生的话语世界的建构方式。在“吃人”的世界中，存在着吃人/被吃/看吃人/提防被吃/劝阻吃人……的群落和网罗。所有人都存在于一个由“人吃人”辐射出来的话语“境”中，互相牵连、制约，人人都身在此网不得挣脱。人在“境”中的存在，这是鲁迅话语的一个重要维度。而“造境”正是鲁迅话语建构的出发点。鲁迅的“造境”，即世界的对象化——前面已言及的“铁屋子” “故乡空间”均在此列。但正如前面同样言及的，所有的“境”中，都有着打破的力量。就如同“还乡小说”内部的那些带有亲缘性、伦理性、自审性的“故事”表现出来的鲁迅的逆向性的“境”的建构，就如同造境这一建构方式中始终若隐若现的“异乡人”的视角的存在。

其次，自我确立与“反我”。由意识到“困境”而发现自我的存在，由自我觉醒再次确认“困境”，这是鲁迅话语世界中的重要层次和悖论关系。不需说那些意识到牢笼的、欲以癫狂出逃的孤独者群体的塑造，在鲁迅的笔下，《祝福》中祥林嫂开始追问“魂灵”、《阿Q正传》中阿Q在死亡来临的刹那看到恶狼的鬼火般的眼睛，也都闪耀了“自我”意识的星火。因身在的世界被意识到是“我”之外的世界，“我”开始成形。——成形却绝不是单一向度的自我完成，鲁迅话语建构中几近本能的抵抗也同时发力，启蒙者和孤独者的形象开始外延其边界，哲学性的更内在的知觉开始杂糅，于是，自我审视的、自我厌弃的、自我复仇的个体也同时出现。而自我的“知”与“觉”和其导向的结果之间形成巨大的撕裂和矛盾，发现困境→发现自我→确认困境→自我审视，成为鲁迅的话语圈套，其精神的内在盘诘可见。

最后，话语意志与反意志。话语意志，是鲁迅话语建构的“预设”和指向，预设的启蒙、立人的宏大叙事，是新文学语境中的凸显的话语。鲁迅所谓“听将令”也是自愿进入这一话语实践。但鲁迅以其更开阔的视域和更多维的省思截断了预设话语建构中可能的线性逻辑，鲁迅对有着绝对明确的意义和命题趋附的叙事，始终是不信任的。事实上，他在以精神的肉搏的方式打破这一叙事。所以他的文本中处处可见犹疑、自罪、对峙，形成话语意志在向前奔流中的一处处湍流景象，从而使他的话语整体性地进入更混沌也更内深幽曲的世界。

在“双漩涡”的话语建构图式中，自反是鲁迅话语的核心驱动力，这也是鲁迅的生命哲学和精神原点。在这一层面，“反抗绝望”不再是单一核心，它也退为更宽阔的“自反”的一个维度。

五 “身外——以对抗的方式抗世”“身内——召唤痛感用以自省”的生命哲学图式

鲁迅文学的本质，其话语的本质，始终是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终极探索。——“我”存在于世界，“我”与世界的关系决定了“我”的存在形态，而“我”对世界的叙事，体现着“我”与世界的关系。但在对鲁迅的“世界叙事”这一问题的阐释中，往往纠缠于主题、观念，事实上，鲁迅如何以鲁迅的方式描述世界，比命题、观念更能暴露他的认知和精神。鲁迅的话语形态（而不是那些命题或观念）中隐藏着主体的生成方式和存在形态。——这是《金刚经》上说“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的意义，鲁迅的本相，不是那些命题、概念、言说呈现出来的纷繁的“相”，他的“实相”，是他的存在本身。——他的“悖论性”的精神本质，“自反性”的生命内核，都反映在他的话语方式中。他的话语之间的构架关系，正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具体表达式。

鲁迅的话语世界的建构显现出明显的“内”与“外”两个世界并置交缠的图式特征：施力于外的《呐喊》，以凸显的国民性批判的方式建构出启蒙者主体；施力于“内”的《彷徨》《野草》，以分裂的、对抗性的自我对话进行自审和自啮，以此实现主体性自我的存在。

“身外——以对抗的方式抗世”：鲁迅建构外向的话语空间的时候，对象是身外世界，他的话语形式表现为向外的否定性，以拒绝、否定、反抗为特征，以否定式行为和意志介入外在世界，以“介入”实现对世界的有效作用，以此达到其“抗世”的目的。“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可言尽这否定、对抗（“仇恨”）与抗世（“悲悯”）之间的关系。而以“违世情”的决绝的“不”的姿态进入世界这一叙事模式中，凸显的是主体的独异精神，及其同时存在的难容于世的孤独。否定、介入、超越、隔膜，周而复始，自我与世界的难契也周而复始。

“身内——召唤痛感用以自省”：在建构“身内”世界的时候，鲁迅的话语形式呈现为向内的自省，是一种自啮性、自戕式否定。向内是通过自我分裂、对抗来建构一种自省式的生命存在。《墓碣文》中“欲知本味”而“自啮其身”，以其“身”为对象确证生命主体，以其“身”的“创痛酷烈”的知觉性，作为主体存在的证明。

鲁迅“身外——以对抗的方式抗世”“身内——召唤痛感用以自省”的精神具象在《复仇》中获得了它的结构表达式，即“他+她”：“路人们”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具有鲁迅精神结构的“模型”性质。整体上的“他+她”：“路人们”的关系正是“身外”的否定、抵抗关系，其核心哲学正是“不”：“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通过重重的“不”对“身外”世界（“路人们”）进行嘲弄和复仇：拒绝成为谈资、拒绝成为鉴赏的对象，拒绝成为“吃人者”筵宴上的食物。而“他+她”的模式，则是“身内”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自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相亲、敌视、对抗的关系以恒定的“寂静”中蕴含澎湃的“动势”的形式呈现，也正是鲁迅生命内部蕴蓄着的激烈风暴的外现。

在这一“复仇式结构”中，“身外”世界更关乎价值建构，“身内”世界则更内倾于精神哲学。而其间核心的精神命题依旧在“自反”。鲁迅正是经由“自反”实践，在自我与世界、自我与空虚、自我与对象化的自我之间建立了否定、抵抗、自啮的关系；鲁迅的自反精神也正是通过话语的重重否定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并贯穿于他的言说过程的始终。在他的话语系统中，恒定的否定力量正是其言说的动力，是驭“万象在旁”的“弥满真力”。

综上，鲁迅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众多的话语建构的“图式”。这些“图式”构成了鲁迅话语体系的基底——由这些结构关系“图式”建构出来的鲁迅话语的“框架”和“网格”，由这些“框架”的复写、变形而成的更大的结构体系，在这些“框架”之中生长、衍荡出的更繁复的、多维的、悖论重重的话语，以及一直在生长的新的话语阐释的枝丫——每一个维度上都再生出另外的意义空间，那些点点面面之间阡陌交通、相互勾连牵引，最终衍生成为让人有迷路感的洪莽森林般的鲁迅的话语世界。

其间最核心的问题，是“关系”的体系及其建构。这些“图式”从不同的向度上呈现的鲁迅话语的建构方式和话语内部的关系结构，是鲁迅话语研究的根本问题，也是鲁迅精神结构的根本问题。“图式”所显现出来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建构的“模式”，最终都指向鲁迅的精神世界、心灵图式的广袤和繁复。这重重“图式”所呈现出来的鲁迅话语体系的整全性——鲁迅的精深的逻辑性与绝对的反逻辑性的话语方式及其无限延伸，正是在这一层面提示我们在多维与高维的视域中通向对世界“整全”认知的途径。这并不是说鲁迅在概念式地、规律地、严整地表达他的体系，而是，我们据此“图式”寻找更适合进入他的方式，在“拓扑学”意义的层面探究其生发的关系——尽管，鲁迅的根本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其枝蔓丛生的意义、繁复纠葛的言说。我们只能以这样基本的浓缩化、简易化、“理想化”了的“图式”进入鲁迅的话语体系，但依旧深恐这种提炼有在本质主义的陷阱里打转的危险。所以，笔者并不是完全以这些“图式”作为鲁迅话语大厦的建筑基石，而是将之视为由“我”及“他”的起点，并以此掌舵撑篙，越过鲁迅的浩荡烟波，尽量让自己不至于丢失在他的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