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话语”与鲁迅话语研究

话语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常见术语。何谓话语？“话语”最早属于语言学范畴。根据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广义的语言有语言、言语和话语三个层面。语言是语言系统，是作为形式系统的语言，而言语是实际的说话（或写作），是说话的行为。话语可看作言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自福柯以来，话语理论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不是基于“语言”的，而是重在文本“话语”的系统性。但是，究竟什么是“话语”？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人实际上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文贵良从“话语生存论”的视角对话语的意义域进行了较完整的界定：“话语比语言要具体，比对话要系统，话语包含了个体使用的语言/言语，话语的陈述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话的筛选，话语更有言语和对话无法容纳的言语与言语之间、对话与对话之间的组建方式。”[4]话语不仅仅是言语或表达，更是言语的实践和体系，以及生存和精神的表达体系。

一 福柯“话语”的内涵

福柯自己对“话语”的使用其实也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他自己承认在三个层面上论述了“话语”的意义：“时而是所有陈述的整体范围，时而是可个体化的陈述群，时而又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5]福柯的“话语”有着复杂的内涵和交叉渗透的层次。但总体来说，福柯的“话语”包含着以下内涵。

一是“话语—实践”的层面：在福柯的表述中，话语是由陈述组成的，陈述是话语的单位，话语就是“一些陈述群”。[6]而这一话语是由陈述在一定的关系或者说组织原则中构成的。福柯说，如果能够在一组陈述之间，描述一种散布系统，这种散布系统体现了对象、陈述行为、概念与主题之间某些固定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指的是次序、对应关系、位置和功能、转换等，这样的一组陈述我们就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话语。[7]由此可知，陈述、概念、主题，从属于话语，是话语的成分。但不是话语成分的集合完成了话语，而是这些话语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律、逻辑建构以及转换的关系和实践，形成了话语。

高玉认为：“话语外在表现为语言形式，但它并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思想以及相应的历史以一种语言方式的表达”，但“它始终与话语实践联系在一起，具有人文力量和实践力量的二重性”[8]。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也指出：“在使用‘话语’一词时，我的意图是把语言使用当做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9]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意义的聚合与建构。也就是说，话语分析不是对于文本内容、形式、叙事、修辞等方面的分析，而是深入文本的内部，还原话语实践的过程。此话语实践中，作品在话语范式的建构、解构或转换中影响并建构人与现实的关系。但也需要指出，“话语不是思考、认识和使用话语的主体庄严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10]。也就是说，不是主体在使用话语，而是在建构它，并且，事实是，话语建构过程中生成了话语本身，也生成了主体。

二是“话语—权力”的层面：话语内含着权力关系，也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将“空间”引入他的话语理论，将空间的权力、规训、监狱的诞生连接在一起。“一种真实的屈服自动地产生于一种虚构的关系。”[11]“虚构的关系”揭示出话语隐匿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对人实施支配作用，决定着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这种潜意识的形成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正是这些因素决定话语的内容和形式，深潜于话语中的，是必然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话语的社会性，也正是一定社会历史中的人的文化和认知结构。这一结构内化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结构，于是影响甚至控制着话语的实践路径和表现形式。

福柯的话语理论从“话语—实践”和“话语—权力”两个层面展开，前者需要描述两方面的内容：描述话语的实践过程；描述话语实践过程中话语体系的形成。后者需要研究的是权力、知识和话语之间的关系和规训作用，包括对于知识构成和知识存在形态的研究。也就是说，话语的研究，不但要研究话语的本质、话语的形成体系，还要追问话语实践的过程，以及话语中的知识存在形态及其作用方式。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能够获得的更为明确的信息是：福柯的话语理论所指，其实是关于“人与世界”的问题。不管是话语的实践、话语体系的形成、话语权力的运用，都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进行展示、活动和获得意义。话语不仅仅是表述，它更是社会性的，体现着人的存在和精神结构，是关于人与世界对话的表述体系。正如文贵良在他的《话语与文学》中所说：“话语是生存的话语。对话语的分析，还需要回到对主体的分析。”“不管是结构，还是话语，只有在面向具体的个体时才有意义，于是，话语的分析必须回到当下的人，回到主体，回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展露。”[12]对于话语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去本质化”的，是去追问和探究已经固定的那些概念、命题何以“本质化”的原因，追问其建构的路径以及影响这些话语最终成形的复杂的原因。

二 鲁迅话语问题的出现及研究向度

在福柯的理论中，话语是与历史、政治、权力等一系列社会概念相联系的。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也指出：“在使用‘话语’一词时，我的意图是把语言使用当做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13]那为什么会出现“鲁迅话语”的问题？原因在于，不管是鲁迅生前从事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包括他的创作，文学史研究，创办和扶持文学杂志，支持木版画，还是他生前或死后围绕他的论争和研究，他的留痕之处，正是那一历史时空中的种种话语聚集、涌现之处，他始终是那个文学的话语场域的漩涡中心。鲁迅的创作所产生的能量，已经不单纯限于其创作文本，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完全绕不过去的种种“话语事件”。郁达夫在鲁迅逝世后曾说：“要了解中国全民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14]虽然是从国民性话语的角度阐释鲁迅的文本，但这也是鲁迅的文本之所以成为那个巨大的历史时空的集体话语的“中心”的明证。同时也有学者犀利地指出，“谈论鲁迅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建构工作，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史、学术史甚至政治史的一部分”，“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一直没有如他所愿地‘速朽’，对它所作的解释——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利用和反利用，还是思想性的阐发和学术性的整理——一直构成着近代以来‘中国意识’的重要内容”[15]。可以说，鲁迅的文本与中国社会的联结、它对于历史的介入，已经成为一个并非寂静的存在。它在自身之中与自身之外始终在变动和生长。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在阅读鲁迅作品的时候，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鲁迅话语这一问题。对于鲁迅话语的惯常的研究是沿着“鲁迅说了什么”和“鲁迅为什么这样说”类似的路子，沿着这样的方向，前人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丰硕的成果，使得我们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思考问题，并拓展新的路径。

总体来说，从话语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有这样几种向度：

一是语言研究。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视域中观照鲁迅的文本，一方面是对语言形式、语言观念的研究；一方面是在语言变迁中对鲁迅的文学世界的观照。

二是对鲁迅话语的陈述及关键命题的剖析。如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提出，通过探讨鲁迅独特的“单位观念和单位意象”[16]而进入鲁迅心灵的研究路向，对鲁迅话语问题有所涉及。众多研究者在“话语”层面进行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命题”方面，即探究鲁迅的关键命题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

三是对鲁迅话语形构的整体性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地对鲁迅话语进行研究的，是朱崇科的《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其中对于“身体话语”“知识型话语”“儿童话语”“青年话语”“乡村政治话语”“经济话语”等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剖析。[17]而汪卫东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话语》则将鲁迅放置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中，在此开阔视域中探讨鲁迅的参与方式，挖掘鲁迅思想与文学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的视点、思路和精神元素。[18]

四是对鲁迅的话语形式、结构与修辞的研究。追问和勾勒鲁迅的话语形式，由此对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做出阐释，这方面的努力早在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就已经开始，《鲁迅批判》分析了鲁迅频繁使用的某些特殊句式和“转折词”，凸显的是鲁迅的话语方式与其思想的关系。[19]这方面，众多学者都关注到鲁迅话语方式中的“否定性”“转折性”倾向，且都有不同角度的阐释。汪晖对鲁迅“与传统的语言对抗”的分析，[20]王乾坤对鲁迅“中间物”概念“不断地否定来消解”的哲学内涵的深入释读，[21]张克对于鲁迅“倘若”“然而”话语范式的深入剖析，[22]彭小燕对于鲁迅“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的总结，[23]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而曹禧修的研究从“话语与结构”、叙事策略、修辞等角度不断深入，也推进了鲁迅的话语研究。[24]

五是从现代性角度追问鲁迅的话语，探讨鲁迅的言说困境。这对于鲁迅话语的阐释有较大的推进。徐麟的《在言说和生存的边缘》从鲁迅的话语方式与话语生存的维度展开，由话语进入鲁迅的哲学存在的悲剧性，是重要突破。

六是从话语权力的角度着眼，对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提出质疑。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从话语实践、话语权力的运作方面考察了国民性话语，以鲁迅为例证，对国民性话语的真理性提出了质疑。这一对于“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25]的追问，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启发性。而郜元宝则相反，他强调了鲁迅“反抗被描写”的一面，这是对于鲁迅话语意识的重要发现，《鲁迅六讲》中，鲁迅对于话语权力的认知被重新审视，郜元宝这一研究具有重大意义。[26]

以上这些研究已触及鲁迅话语的主要方面，研究成果多着力于具体作品、具体话语命题的探究，以及鲁迅整体的价值意向在其语言表达中显现的语态和形式感。从话语体系角度对于鲁迅的生存体验、精神原点的剖析还未见整体性的研究论断。而在鲁迅的整体精神世界里，话语内容、话语形式的特异性与他的话语选择的矛盾性都与他的独特体验方式、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相关。在这方面，前人的研究注意到了鲁迅话语的纷繁错综的意蕴，也对此进行过论述，但其内部究竟有着怎样的隐秘规则和有待破译的符码，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众多研究者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连绵不断的追问，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论断。

李长之从分析鲁迅的言说方式进入：“‘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他惯于用这些转折词，这些转折词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弯儿。”[27]李长之的论述是从鲁迅的运笔特色着眼，最早从语言的角度提示了我们鲁迅言说的纠结盘绕性与他的思想多元性之间的关系。稍后的竹内好针对鲁迅作品内蕴的错综性提出了鲁迅小说的“两个中心”：“它们既像一个椭圆的中心，又像两条平行线，其两种物力，相互牵引，相互排斥。”[28]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鲁迅小说的“一笔多意”“一笔兼写诸端”[29]，已触及鲁迅话语内涵的问题。严家炎提出了鲁迅的“复调小说”[30]命题，第一次从话语理论中寻找依据来分析鲁迅小说中的“多声部”现象。

以上这些研究者或感性或理性地从不同的角度提到鲁迅作品的复杂性问题，也提示着我们注意鲁迅文学世界中的纷繁的言说，而这些言说，与鲁迅的话语问题息息相关。

《鲁迅全集》浩瀚深广，但如果完全将鲁迅的话语问题文本化，那么它的形成条件以及文本之外的意义构成就会被忽略，至少会被简化。文本就会变成无声的文本。话语研究的工作正是在于：“把这些单位从它们所谓的明确中拯救出来，澄清它们提出的问题，承认它们并不是寂静之处。”[31]根据福柯的理论，话语“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32]。

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笔者试图提出如下问题：鲁迅的文本整体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呈现出来的表象、寓意以及背后的作者的精神和思想之外，它到底是怎么出现和建构的？它在如何陈述事实与历史，陈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和历史？它以何种方式展示人与世界的关系，又在陈述人与世界的怎样的关系？鲁迅话语体系的研究并不会完全摒弃“鲁迅说了什么”和“鲁迅为什么这样说”这样的问题，但这些都仍旧是表象。就像是小时候玩的拼图，那些碎片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碎片提示的组合的信息和连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文本的“本质”，它赖以存在和产生意义的基础包含着构成它的材质，但更重要的是，显示着作者的思维、精神和存在的那些言说和结构的方式。所以，“鲁迅发现了什么，说了什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绝不及“鲁迅如何以鲁迅的方式发现问题，以鲁迅的方式言说”这样的问题更切近于他的精神内里（甚至他的本质）。所以本书的侧重在于，鲁迅话语体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它走过了哪些路径？生成了怎样的体系？又建构了什么样的历史和存在的关系？这才是真正能够贴近他的精神根源的进入点。

具体到本书中，是以鲁迅话语整体为研究对象，从鲁迅的文学实践入手，主要着眼于以下问题：（1）鲁迅的话语是怎样生成的；（2）鲁迅话语实践的方式；（3）鲁迅文本内外的话语空间建构的机制是怎样作用的；（4）鲁迅话语的散布的体系关系；（5）鲁迅话语形态与主体存在的关系；（6）鲁迅话语的流变，其呈现出来的身份、立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等。这里面也包含着鲁迅的生存体验与其话语内容、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其话语建构的图式、鲁迅的生命形态与其话语范式、鲁迅的立场与其话语抉择、鲁迅的话语与其所在语境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本书也正是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分析，追问鲁迅话语的实践方式、体系生成、动态演变，意图勾勒出完整的鲁迅话语系统，并由此进入他的话语系统中暗藏的精神结构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福柯的理论，本书只是适当地借用，但不完全倚重。诚如孙郁在《鲁迅话语的维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鲁迅的文本都很生动、多致，但要归纳出来，却难矣哉。……他几乎没有被任何理论所左右，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认知方式。每一种理论都与他非重叠的。研究鲁迅，差不多都要遇到描述的困难。”[33]本书借助福柯的理论对鲁迅进行分析，但却不是要给鲁迅贴上标签。另外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对于“鲁迅话语系统”的分析也绝不是“封闭的”，而始终着眼于鲁迅话语内部的不断生成性和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