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寄托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传体文以记录人物生平事迹为本，沿自历代相传的史书，原本就承续着《春秋》“惩善劝恶”“垂范立教”的传统，具有彰显道德劝诫的文化意义。所以明人吴讷说，有一类传体文的写作主题是“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文章辨体》）。《种树郭橐驼传》堪称典型。

在“以传其事，寓其意”（〔明〕徐师曾《文体明辨》）这一点上，传体文与寓言这两种文体是可以潜相交通的。清沈德潜说：“古人立私传，每于史法不得立传，而其人不可埋没者，别立传以表彰之。若柳子《郭橐驼》《宋清》诸传，同于庄生之寓言，无庸例视。”（沈德潜评点、[日]赖山阳增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九《种树郭橐驼传》评语）他认为，这种“别有寄托”的传体文，与“即事传事”的传体文是不尽相同的（同上，《童区寄传》评语）。清人编选《唐宋文醇》也指出，像柳宗元《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这类文章，“以发抒己议，类庄生之寓言”“非所为‘信以传信’者矣”。

柳宗元执笔为文，始终坚持“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所以章士钊说：“‘有益于世’四字，为子厚律己化人，万变不离之主旨。”（《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507页）而且，柳宗元还强调为文之用，在于“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

湖南永州柳子庙

因此，运用“比兴”手法，以“养树”寓“养人”，正是《种树郭橐驼传》“导扬讽谕”的精髓。柳宗元有感于当时政苛令烦，官吏扰民，民不聊生，因而撰写这篇文章，主张像郭橐驼种树那样，“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官治民，也应该实行简政，让老百姓蕃生安性，安居乐业。这就是他所说的：“传其事，以为官戒。”文章“前写橐驼种树之法，琐琐述来，涉笔成趣，纯是上圣至理，不得看为山家种树方。末入‘官理’一段，发出绝大议论，以规讽世道，守官者当深体此文”（吴楚材《评注古文观止》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