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传设寓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773—819）在都城长安任礼部员外郎，这一年前后撰写了《种树郭橐驼传》一文（《柳宗元集》卷一七，中华书局，1979，473—474页，文中出于此集者，不再注出处）。

柳宗元应该知道古代文体写作的习惯，写作对象如果实有其人，是“实录”的文章，通常题名为“传”；如果实无其人，是“托词”的文章，通常题名为“说”。后者如他的《捕蛇者说》，无非假托其人，意在评说其事。这篇文章以“传”命名，其人其事仿佛可以考实，所以开篇就介绍郭橐驼的姓名、籍贯、外表和职业。同时，文章还以他对“橐驼”这一绰号的坦然接受，对种树这一职业技能的独特掌握，以及对现实社会中官民关系的卓越见解，描写了郭橐驼厚道、敬业、睿智的鲜明性格。所有这些，都符合一般传体文的书写特征。

柳宗元像

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交代郭橐驼的家世、生平，而且对郭橐驼事迹的描述也只是粗笔勾勒，既缺乏情节的展开，也没有细节的描写，同人们心目中标准的传体文确实相去甚远。阅读这样的文章，我们既可以说，在柳宗元心目中文体界限并没有那么严格，当然也可以说柳宗元有意打破文体的界限，在一篇文章中杂糅不同的文体。

既然如此，阅读《种树郭橐驼传》，就不必要关注它是否以真人实事为依据的传体文，也没必要分析它如何记事传人，而应该重点体会和深入阐释文章的寓意。古人说这篇文章是“借议论叙事”（〔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卷一七《种树郭橐驼传》评语），是“借种树以喻居官，与《捕蛇者说》同一机轴”（过珙、黄越《详订古文评注全集》卷九），这是有道理的。《种树郭橐驼传》显然是借传设寓，借事议论，借言说理，与其说是“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叙事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评《史记》），毋宁说是借叙事以议时政的议论文，带有明显的劝谕特点。

宋拓柳州罗池庙碑（局部）

重读《种树郭橐驼传》，我不禁联想到先秦典籍《国语》《战国策》记载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劝诫辞令。其中既有借事劝诫而收效良好的，比如《战国策·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有借事劝诫而毫无成效的，如《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柳宗元在谈到文学写作的修养时说：“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前人也评论道：“柳子厚文学《国语》、西汉诸传。”（李淦《文章精义》）看来这是有道理的。

上述这些劝诫辞令在行文上大都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并且成为《种树郭橐驼传》学习的样板。第一个特点是结构框架上采用“问答体”。古史有记事、记言二体，这些劝诫辞令以记言为主，设为主客对话，层层推进议论，比如邵公与厉王的对话，邹忌与妻、妾、客、威王的对话。这就是刘知几说的：“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史通·杂说》）《种树郭橐驼传》在简要地叙写郭橐驼其人其事之后，即设为郭橐驼和“问者”主客之间的三问两答，结构全文。第二个特点是说理逻辑上采用“类比法”。这些劝诫辞令都是先叙一事，借以类比他事，加以推理，讲究借题发挥，意在言外。比如邵公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类比“天子听政”，邹忌以妻、妾、客的“私我”“畏我”“有求于我”类比“王之蔽”。《种树郭橐驼传》同样先叙“养树”之法，然后推导出“养人术”，犹如郭橐驼所说的：“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第三个特点是论述方式上采用“对比法”，在对比中见褒贬。如“邵公谏厉王弭谤”，以“决之使导”与“川壅而溃”相对比，以“宣之使言”与“壅其口”相对比，其意不言自明。《种树郭橐驼传》则以郭橐驼与“他植者”相对比，区别显而易见。

庄子承袭先秦典籍中劝诫辞令的写作传统，造为“寓言”叙事，更是精彩迭出，美不胜收。《庄子》一书中的“寓言”叙事，尤其喜好以能工巧匠或身体畸形者作为主人公。能工巧匠，如《养生主》中善于解牛的庖丁，《天道》中见解卓绝的工匠轮扁，《达生》中善于游泳的吕梁丈夫和善于削木为鐻的梓庆，《徐无鬼》中运斤成风的匠石等。身体畸形者，如《德充符》中六位超脱世俗的畸人，《达生》中身残而艺绝的佝偻丈人等。

柳宗元行文修辞，讲求“博如庄周”“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尤其在写人叙事的偏好上，柳文也明显带有庄子文章的印迹，比如写能工巧匠的《梓人传》，又比如写身体畸形的能工巧匠的《种树郭橐驼传》。比如，《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末段，庖丁淋漓酣畅地描写“解牛”的高超技巧后，魏国文惠君说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术焉！”《种树郭橐驼传》末段，“问者”在听完郭橐驼议论“官理”的一段话后，感叹道：“不亦善乎！吾问养树[焉]，得养人术。”两相对读，模仿的痕迹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