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实记载

那么，为什么要如实地记载朝廷中君臣的谏诤言行呢？曾巩在文章中说明了两层意思：第一，从根本上看，君臣的谏诤言行是符合“大公至正之道”的。太宗以“贞观”为年号，原本就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含有以正道示人的意思。而如果君主“灭人言以掩己过”而扼杀谏诤之举，人臣“取小亮以私其君”而放弃谏诤之举，那都是违背“大公至正之道”的，实不可取。第二，从历史上看，如果史官掩盖君臣谏诤言行，不如实地加以记载，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认为臣子谏诤君主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好的。这种做法，一来无法启迪后世的谏诤之臣，二来也使后世的君主疏慢、甚至忌惮人臣的谏言，从而“不知天下之得失”。

曾巩一生具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他说：“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曾巩集》卷一五《上欧阳学士第一书》，231页）。对“圣人之心”，不仅要“口讲”、“身行”，而且要“书存之”，即著录于书史之中，以昭示后代。所以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曾巩集》卷一一《南齐书目录序》，187页）而他自己正是以这样的“良史”自励、自许的，并且对于古代的史事娴熟于心。

因此，在充分地展开论述时，《书魏郑公传》信手拈来地列举《尚书》《史记》等史书为例证，进一步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君臣的谏诤言行必须如实地书之于史。

正面的例证是商朝大臣伊尹和周朝大臣周公。据《尚书》的《伊训》《太甲》篇及《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挚，以尧、舜之道辅佐商汤，战败夏桀，建立商朝。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辅政五十余年。尤其当太甲暴虐乱德时，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与诸大臣一起代为执政。三年后，太甲悔过反善，伊尹才将他迎归复位。据《尚书》的《无逸》篇和《史记》的《鲁周公世家》、《周本纪》记载，周公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辅佐武王伐纣即位，后来又不畏谗毁，辅佐成王，开创盛世。伊尹和周公之所以堪称贤良，是因为有史书记载，昭昭可见。如果当时的史官删削了他们谏诤的言行，“成区区之小让”，后世怎么能得知他们的贤良，又怎么能以他们为榜样呢？

宋代刘汉弼行书《曾巩谥议稿卷》

反面的例证也极有说服力。夏桀、商纣王、周厉王、周幽王、秦始皇等君主，因为残酷暴虐而相继灭亡，但在史书中却几乎看不到当时臣子进谏的记载。曾巩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历史记载的遗失，而是因为当时“天下不敢言而然也”。既然“不敢言”，哪还有什么臣子的谏诤言行可以记载呢？进一步看，没有留传下来臣子的谏诤言行，恰恰足以证明“此数君”当时的暴虐，并且让后世更加清楚“此数君”之恶。

由此看来，如实地记载君臣的谏诤言行，恰足以彰显君主纳谏的美德，激励臣子进谏的自觉，从而垂范后世；反之，不记载君臣的谏诤言行，则足以暴露君主拒谏的恶德，遏制臣子进谏的决心，从而贻误后人。

人孰无过。孔子弟子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一样，他犯了过错，人们都看得见；他改正了过错，人们都敬仰他。人们都能够看到君子的过错，不是因为他大肆宣扬过错，而是因为他不刻意隐藏过错，就像日月无隐，盈亏在天一样。同样的，人们敬仰君子，也是因为君子勇于认错，而且知错必改。因此，史书如实地记载君主的过失与臣下的谏诤，这不仅无损于君主的美德，反而更有利于彰显君主从谏如流、知错必改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