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稿者之非

行文至此，就史书是否必须如实地记载君臣谏诤言行这一点而言，仿佛已经是“题无剩义”了。但是曾巩却并未就此收笔，而是再进一层，转而阐释记载者应该怎样保存君臣的谏诤言行。同时，曾巩不再像前文一样采用正反面立论的论述方式，而是采用设问作答的论述方式，用笔更加委婉有致。宋人吕本中曾评价道：“文章纡余委曲，说尽事理，惟欧阳公为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无遗恨矣。”（张镃撰《仕学规范》卷三四引《童蒙诗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660—661页）既纡余委曲，又法度井然，曾文用力，正在此处。近人唐文治批评《书魏郑公传》，就说：“俯仰进退者，犹人生揖让周旋之礼，宜行徐而不宜迫促，宜周到而不宜疏略，专以态度胜者也。子固最为擅长，后来惟朱子能得其传。此文后半曲折夷犹，尽从容委婉之妙。”（《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卷六，无锡国学专修馆，1925，164页）

当地为纪念曾巩而重建的读书岩亭，相传是他少年读书的地方

当代拓曾巩墓志并盖

曾巩的第一层设问是：“《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在古代传统中，既然是历史书写，就应遵循《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要旨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据说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倘若如实地记载君臣的谏诤言行，岂不是违背了《春秋》“笔法”？这个质问有理有据，实在不易辩驳。曾巩只能乖巧地回答道：“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其实，曾巩的这一辩驳相当苍白。君主“纳谏诤”固然不是“恶”，但君主之所以“被谏诤”难道不是因其过失甚至恶行吗？记载君臣的谏诤言行，也就连带着记载了君主的过失甚至恶行，而这不是本来应该隐瞒掩盖，而不应书之于史书的吗？

看来曾巩是不由自主地把自身逼到“绝路”上去了，实在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只好另辟蹊径，转而从另一角度提出与“讳”相关的设问：“然则焚稿者非欤？”这一设问显然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针对的是“近世”的谏官与史官之所为，曾巩说：“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他举西汉大臣孔光为例，孔光历成帝、哀帝、平帝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汉书》卷八一《孔光传》，中华书局，1962，3353—3354页）曾巩对此作“诛心之论”，认为孔光的焚毁谏稿，无非是别有用心，图谋私利：“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这种“荡开一笔”，避重就轻的写法，的确颇具“从容委婉之妙”。难怪明人茅坤称道：“借魏郑公以讽世之焚稿者之非，而议论甚圆畅可诵。”（《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〇六）

当然，魏征主动地将谏诤言行交付史官，引发李世民的盛怒，这种行为毕竟彰显出李世民尚未能坚定地持守“大公至正之道”，难免多少透露出他“灭人言以掩己过”的隐蔽机心。所以在铁杆儿“忠君者”看来，这是一种“非君”的立场，不是人臣应有的立场。所以清雍正二年（1724）王珻（1670—1742）读《书魏郑公传》后，认为：“人臣之事君也，善则称君，故使天下知君之善，不必复知吾之善也。若曰某政善，以吾谏之而行，某政不善，以吾谏之而止，是掩君之善，而以善自予也。不然，是欲与君并其善也。自予则私，并则不让。”所以他批评说：“故谏诤之事，自天下传之则可，太宗自付之史官则可，自郑公付之，则大不可也。”（《王石和文》卷四《读曾子固书魏郑公传（甲辰）》，《山右丛书初编》第六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638—639页）应该说，王珻的批评反而昭示出曾巩敢于立说、也巧于立说的胆略。